1951年胡適給了蔣介石怎樣一封秘信？

胡適與蔣介石

林建剛按：

我們研究歷史人物，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能夠將他的書全部讀過一遍。在此前提之下，我們才可能做到知人論世。20世紀上半葉有名的知識分子當中，很多人都有了全集面世，胡適也不例外。可惜，《胡適全集》或許是全集中最不全的所謂全集了。據我所知，大陸版的《胡適全集》至少還有幾十萬字的文章沒有收入。至於原因，自然是眾所周知、心照不宣。這些沒有收錄到全集中的文章，大陸學者很難看到。因此，這是胡適研究的盲點，也是胡適研究的學術生長點。與此同時，這些地方，也是許多人刻意迴避的地方，因為這是雷區與禁區。你研究這些，即使有了文章，發表也是一個大問題。

這封胡適寫給蔣介石的信，就屬於此例。很早之前，我就知道有此信，因為胡適日記曾有記載。但我一直沒有看到，因為大陸所有關於胡適的書中都沒有此信的詳細內容。去年年底，為找尋此信，我詢問了好幾位師長。對胡適，他們都頗有研究，但是他們也沒有看過此信。前幾天，在何卓恩老師的幫助下，我終於看到了這封信。去年，我寫郵件向何老師求助，恰好他有學生去台灣訪學，於是，通過拍照的方式給他傳來了此信。他立即轉給了我。這裡，我要鄭重感謝何卓恩老師，謝謝他的無私分享。

此信涉及胡蔣關係，非常精彩。信中，胡適給蔣介石開了書單，建議他好好讀書。他還要求蔣介石辭去國民黨總裁，讓國民黨自由分化成多個政黨，自由競爭，由此建立一個民主的中華民國。信中在反思20世紀「黨國體制」的建立時，胡適一直追溯到1920年代孫中山的引狼入室，自是慧眼卓識。他對蔣介石清黨的高度評價，估計也會讓有些人高血壓，受不了。信中關於西安事變中周恩來的行蹤，對我們理解西安事變頗有幫助。信中他對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運用克勞塞維茨「退卻的策略」分析，真可謂鞭辟入裡，對我們研究蘇俄與毛澤東，也非常有啟發性。

總之，這封信很能體現胡適的人格與膽量、學識與風度。當然，這封信也寫得很有技巧，很符合他「情慾信、辭欲巧」的一貫主張。可惜，這封信在大陸已經塵封了64年。這些年，胡適已經得到了許多人的高度評價。不過，也有一些人依舊說胡適是蔣介石的專制幫凶，依舊對胡適進行人格質疑與動機質疑。「替人辯冤白謗是第一天理」，這是胡適生前經常說的一句名言。胡適這封信，完全可以視作他的精彩辯白。擺事實就是講道理，下面這封信就是擺事實。

總統介公賜鑒：

自前年（卅八年）一月八日辭別之後，兩年零五個月不曾得見我公，時時想念，時時想寫信，總不能有詳細陳述意見的勇氣，實在是因為時勢變化太快了，今天想說的話，到後天已不值得說了！

最高興的是時時從朋友口中——顯光兄少川兄廷黻兄等的口中——得知我公身體康健，精神如舊，生活規律如舊，遠道聞之，不勝欣慰！

我自從前年四月廿一日重登新大陸以來，就打定主意先教育我自己，要我自己懂得最近十年的歷史，要我自己了解中國何以弄到這地步，世界何以弄到這地步。（我在一九四三——一九四八，五年之中，用全力研究《水經注疑案》，真是在象牙塔里，過最快活的學術生活，故雖參加兩次國民大會，心實不在政治，又不能多看最新書報，故有重新教育自己的需要。）我為了要了解這段歷史，曾收買一些關於蘇俄、東歐、中歐、西歐、美國的書，並且搜集一些中國共產黨的出版品。這研究的結果曾發表一篇三十頁的長文，在美國最有學術地位的外交季刊（去年十一月號上）登出。題為《在史大林戰略里的中國》，此文台北中央日報曾譯出，頗多譯錯之處。後由自由中國社重譯，登在自由中國第三卷第十期，錯誤較少比較可讀，但也不能完全滿意。但我盼望此文能得我公一讀，倘蒙指示錯誤，使我有修正的機會我就很覺榮幸了。重要的一點，是此文用意在為世界人士敘述這廿五年的國共鬥爭史，所以我盼望我公能切實指摘此文的錯誤，並能切實給我一些向來不曾發表的史料，為我將來把此文修改擴大作為一本小書的基礎本。例如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中的共產黨各種陰謀，例如一九二七年二月的南昌事件，三月的上海事件，三月廿四日的南京慘案，四月的「清黨」實在經過，凡此種種，國民黨的文獻，都不夠詳細，都沒有可靠的原料，所以外人記述，都往往靠中共的惡意宣傳資料。又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西安事變，史料實在太缺乏，世人對此事最多誤解。前幾天，陳立夫兄重談，他說西安事變時，周恩來原在西安，是立夫把他從南京送到西安的，並非張學良送飛機去延安接來的。周恩來代表中共在南京作和談的一段故事，不但外人知者甚少，國人知者也甚少。即此一事，可見國民黨太不注意史料的收集與編印，太不注意根本的宣傳資料了。

在這點上，我要向我公建一議，盼望我公多讀一點中共近年出版的書報。例如：

（1）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此是一九三六年寫的，其中分析政府五次圍剿，具有詳細圖說。此文約四萬五千字，大部分詳述斯大林的「反攻」的戰略與「退卻」的戰略，而一字不提其來源。此冊子作於紅軍「長征」之後，最可以看出毛澤東，以文人而主持中共紅軍的戰略）。

（2）斯大林《論中國革命》（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紀念斯大林七十歲生日出版的），所收斯大林諸文多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七年八月的作品，最可以看出在那次國民革命，斯大林是在幕後發縱指示的陰謀家。時間不過一年，而斯大林發縱指示的文字有二百頁之多，國民黨人不可不知道這些史料。

（3）《列寧斯大林論中國》，一九五○年十月出版，即是前一書的擴大，前書二六一頁，此書版加大，頁數也加到三四○頁，有許多材料，是前書沒有收的。例如一九二七年三月廿四日的南京慘案之後，廿九日斯大林對此事有演說，收在後一書里。其中最主要部分仍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向中共發縱指示的文字。

古人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前在北平南京，竟尋不到一點中共刊物，最近二年中，我才向舊金山、紐約、香港各地搜集了一大堆的中共刊物，使我增加不少對中共黨的領導人物，切實研究這種敵人的文獻。例如國防部長與參謀長必須細讀毛澤東的紅軍的了解。我盼望我公指示辭修雪艇諸兄設法搜集敵人的文獻。並且指導政府與國民〈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必須讀他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廿五日）又如張其昀兄必須細讀毛澤東的〈反黨八股〉（一九四二）。

以上所說「知己知彼」是我要向我公陳說的一件事，此事在政治上軍事上，都很重要。茲托杭立武兄帶呈一文，是一個美國學者寫的一篇克勞司威次（Clausewi-tz）與《蘇俄的戰略》，似可囑志希兄譯成中文，以便我公閱讀。克氏是拿破崙時代的一個戰略家，他的名著《戰爭論》已成為軍事家必讀的一部書。列寧死後，他手批校的克氏《戰爭論》，曾由蘇俄政府印行。列寧與斯大林都很崇拜這本書。寄上此文中，有斯大林在一九四六年二月寫的一封長信，評論克氏《戰爭論》在今日的價值。此信里指出克氏的戰略學在今日還值得研究的，凡有三點：一是克氏說的「戰爭只是政策的繼續（用暴力的方法來繼續）」；二是克氏說的「退卻在戰略上的重要」，三是克氏的「反攻」一論。此三點都是斯大林慣用的也都是毛澤東慣用的，蘇俄革命以來，三十三年中，往往用「退卻的戰略」取勝。列寧所簽訂的對德和約，是共產黨常引用的「退卻戰略」的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斯大林一生往往用此取得勝利，例如一九三九年他和希特勒訂協定，是最大的退卻，他因此取得巴爾的克（編按：即波羅的海）三個國家，又分得波蘭一半土地，又如在德國侵俄最吃緊的時期，他對德取退卻戰略，對英美也處處遷就，甚至於自動的宣布解散第三國際！毛澤東在《戰略問題》一書里，一半的篇幅用在說明「戰略防禦與戰略退卻」的重要。我這一年來研究近代史實，頗感覺斯大林確是一個戰略大家，而毛澤東確是斯大林的第一個好學生、好徒弟。他們都得力於克勞司威次的戰略，所以我要我公略知克氏書與列寧斯大林的關係。

用這些戰略書的資料，也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國際的形勢。例如這一年的國際形勢，鄙意看來，只是國際共產集團已到了不能試行「戰略退卻」的地步，故去年九、十月可退卻而不退卻，今年一月十三日以後可退卻而不退卻……三十三年來共產國際的領導者，往往用戰略的退卻，取得大勝利，自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其勝利可謂登峰造極了；但正因為登峰造極了，所以不能再退卻了。不能退卻即是大潰敗的開始。此意不知有當否？請公指教。

向我公談戰略問題，大有「運石頭上山」的嫌疑，請莫見笑。此外，我還想向先生陳說幾件切要問題，因上面說的太長，現在只好簡單說明如後：

一是今日宜由立法院與監察院聯合妥商一個憲法上規定的總統、副總統選舉方法的緊急補救條款

。今日不宜有所忌諱，宜切實承認兩個可能的緊急狀態：

（1）總統副總統六年任期已滿了一半了，一轉眼就要滿任了。

（2）在三年之中，總統副總統萬一有意外變故，如病發死亡之類。

憲法所定總統副總統選舉法在眼前無法實行，故必須有一個緊急補救的方式，備而不用。不然，將來必有大懊悔之一日，已來不及了。其方式如何，我手頭無選舉法規全文，不便亂說。但我想最容易的方式，似可以從研究總統副總統選舉法規入手。亮明先生與雪艇兄不可不早日想想這個問題。

一是今日似可提倡實行多黨的民主憲政，其下手方法，似可由國民黨自由分化，分成三、四個同源而獨立的政黨，略如近年立法院內的派系分野。此是最有效的改革國民黨的方法。近一年內所談黨的改革，似仍不脫「黨八股」的窠臼。鄙意今日急需的改革有這些：

（1）蔣公辭去國民黨總裁的職務。

（2）由蔣公老實承認黨內的各派系的存在，並勸告各派系各就歷史與人事的傾向或分或合，成立獨立的政黨。

（3）新成立的各政黨應各自立政綱，各自選舉領袖，各自籌黨費。

（4）新成立的各政黨此後以政綱與人選，爭取人民的支持。

（5）立法院必須修改議事規則。凡議案表決，原則上均須采唱名投票制，以明責任。（今日立法院表決不記名，乃是一大錯誤，故國民黨有百分之九十立法委員，而無力控制黨員。）

我研究這二十多年的歷史，深感覺中國所以弄到這步田地，其最大關鍵有二：（1）中山先生的「聯俄容共」政策，乃是引虎入室，使共產國際的大陰謀，得在中國作大規模的試驗，使中國共產黨，自始即擁有一部分兵力為後來一九二七年八月以後獨立「紅軍」的基礎。倘使當日若非蔣公清黨反共，則東亞早已成為紅色地區了。（2）「清共」之後，不幸國民黨仍保持「聯俄容共」時期的「一黨專政」的制度，抹殺事實，高談「黨外無黨，黨內無派」。這是第二大錯，就使清共反共都不徹底。後來領袖者雖誠心想用種種法子補救（容納無黨派分子入政府，迫致黨外人才入黨，辦三青團，設參政會、制憲、行憲……）但根本上因黨政軍，大權集於一人，一切補救方法，都不能打破這「一黨專政」的局面，也都不能使國民黨本身，發生真正有效的改革。故今日要改革國民黨，必須從蔣公辭去總裁一事入手，今日要提倡多黨的民主政治，也必須從蔣公辭去國民黨總裁一事入手。今日的小黨派，都不夠做國民黨的反對黨。最有效的民治途徑，是直爽的承認黨內幾個大派系對立「而且敵對仇視」的事實，使他們各自單獨成為新政黨。這些派系本是同根同源，但因為不許公開的競爭，所以都走上暗鬥、傾軋的路上去。其暗鬥之烈，傾軋之可怕，蔣公豈不知之。如欲免除此種傾軋的暗鬥，只有讓他們各自成為獨立政黨，使他們公開的作合法的政爭（公開的政爭，是免除黨內暗鬥的唯一途徑）。但蔣公若繼續作國民黨總裁則各派系必皆不肯獨立，必皆欲在此「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的政權之下繼續其傾軋暗鬥的生活。在此狀態之下，國民黨的改革，除了多作幾篇「黨八股」之外，別無路子可走，別無成績可望。

若各派系公開的獨立成為新政黨，則各派系必將努力於收羅新人才，提倡新政綱，在一轉移之間即可以有生氣，有朝氣，有前途了。

數年來，我公曾屢次表示盼望我出來組織一個政黨，此真是我公的大度雅量，我最敬服。但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可勉強。在多黨對立之中，我可以堅決的表示贊助甲黨，反對乙黨，正如我近年堅決的贊助我公，而反對國內國外的共產黨一樣。但我沒有精力與勇氣，出來自己組黨，我也不同情於張君勱曾慕韓諸友的組黨工作。

因此，我在這幾年之中，曾屢次向國民黨朋友大談「國民黨自由分化，成為幾個獨立的政黨」之說。此說在今日，對內對外，都不容再緩了，故敢為我公詳說如上。

匆匆不盡所欲言，敬祝

雙安

胡適

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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