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蔣介石倡導的這場運動，為什麼看到最後都笑了？一定要看完

文｜何居東

1941 年2 月，重慶，新生活運動七周年慶典晚宴上，蔣介石夫婦與國民黨要員共同進餐

1934年2月19日，國民黨發動的第五次「圍剿」戰爭已近半年，正值雙方鏖戰關鍵時刻，當天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本日到紀念周訓話，要社會軍事化，學日人洗冷麵，吃冷飯，先與其生活求比較，然後再言其他。」單從句意本身出發，蔣介石的這段獨白頗值得玩索，既能指他個人要學習日本人洗冷水、吃冷飯的生活習慣，但身為黨國領袖，蔣所重視的似乎又不止於個人修養，而孜孜追求本國能趕上甚至超越日本。與此同時，「先與其生活求比較，然後再言其他」一句又凸顯出蔣內心的些許悲觀，面對日本侵略野心的逐步暴露，在整體國力尚難與日本抗衡之時，只能選擇從小處著手，尋求競爭得勝的機會。正是在「先與其生活求比較」的思路引導下，蔣介石親自發動了第一次由國民政府主導的社會文化運動，即「新生活運動」。

新生活運動的內容涉及方方面面，歸結起來就是「使全體國民的生活整齊劃一」從最小的事情做起，做到合乎禮義廉恥。在「新生活運動」發動初期，除少量高層幕僚參與醞釀外，在缺乏政治參與的情況下，蔣仍能藉助黨機器的動員力量，使得運動全面而迅速地鋪開。1934年2月21日南昌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正式成立，蔣親自擔任會長，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擔任主任，鄧文儀任副主任，下設幹事會。鄧文儀等人隨即起草《新生活運動綱要（初稿）》和《新生活須知（初稿）》，其中《須知》分為「規矩」「清潔」兩大類，共有九十六條行為規範，涉及個人、公共生活等各個方面的基本原則。不久，南昌全市多次開展大規模改善衛生環境、民眾素質等整頓活動，在警察、公務員、學生等群體的參與下，新生活運動在南昌確實得到有效落實。在蔣的倡導下，「新生活運動」迅速在全國各地推廣，南京、上海、江蘇等省市紛紛設立領導新運的組織，頒布運動步驟和目標。在向各地推廣的過程中，由於行政院長汪精衛在「新生活運動」的理念、推行方式等方面與蔣意見不一，二人曾產生爭論。總的來說，汪更傾向於動用社會力量，以道德感化的方式實現目標，而蔣則強調政府、軍警等國家機器在運動中的主導作用。

1934 年12 月，江蘇吳縣旅業職業工會新生活運動業餘服務團在閶門石路留影

反覆爭論過後，蔣介石在堅決捍衛運動領導權的基礎上，稍作策略性讓步。同時，為統一管理各地開展的「新生活運動」，在5月公布的《新生活運動綱要》中，規定「全部運動由南昌新生活運動促進會主持……各省市縣會應由省市縣中最高行政長官主持之」，其他相關部門派高級官員參加管理，非政府領域則由相關團體負責人領導，如區保甲長負責農民、廠長或工會領袖負責工人等等。不難看出，由於蔣介石堅持行政權力主導運動的開展，「新生活運動」由此整體轉入國家日常運作中。如此一來，身為「運動員」的政府各級官員，搖身一變成為區別於普通民眾的「裁判員」，由他們來督導、評判民眾實行「新生活」的全過程，導致本具有積極意義的「新生活運動」，在受到政治運作的全面介入後，很大程度失去其革新的面向。《晨報》就批評道：「吾國前此非無類此之運動也，如孫傳芳之仁義運動、馮玉祥之儉約運動，指不勝屈。其所以僅能換得有識者之譏嘲，無他。以不能推己以及人耳，不能推己及人，是何異以娼妓提倡貞潔，以買辦提倡國貨，以漢奸提倡愛國……故今之領導新生活者，苟不自避貪污之嫌，而徒誡人以廉潔，則此領導者雖提倡廉潔，不遺餘力……詎不較登天為尤難耶。」

1937 年，西安城樓上貼有「衣冠最要整齊清潔，行路要聽警察指揮」宣傳語

當然，社會輿論主要起到警示、即便是蔣介石個人，對「新生活運動」的具體落實也頗為不滿。在運動開展兩周年的講話中，蔣介石不得不承認：「現在到處都可以看到新運的標語，而很少看到新運實效；到處都可看到新運的團體和機關，卻是很少看得到多數國民確實受了新生活運動的效果。」一年之後，蔣介石再次談道：「過去的工作，在推行方面，標語多而工作少，方案多而實行少……所以三年來新運的結果，只做到表面一時的更新，而未達到永遠徹底的改革。」然而，三年前蔣本人曾面對南昌市民放出豪言：「你們如果要能為國家來做一番事業，為民族來爭一口氣，能做中華民國的革命領袖，就要學我蔣介石的整齊清潔勤勞刻苦！現在中國只有我一個蔣介石，我希望從各位做起，將來能造成幾千幾萬蔣介石！能夠做革命領袖，為國家為民族而效力！」儘管政治家向來不缺乏口號和理想，但對深為信奉力行哲學的蔣介石來說，無論如何，這場運動的階段性成果多少辜負了當初立下的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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