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面對媒體狂黑慈禧壓迫光緒，張之洞大罵：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文 ｜ 茅屋下

「戊戌變法」或「百日維新」不僅因其深遠影響受到歷史學家的青睞，也因其戲劇色彩成為老百姓茶餘飯後的談資。人們最為津津樂道的，有重掌政權的慈禧太后，幽居瀛台的光緒帝，暴得大名的康有為，喋血刑場的六君子??京城中的風雲變幻，給後人留下幾多遐想，幾多喟嘆。當時京外的封疆大吏們，更是緊密關注著這場改革。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無疑是最為關心的一人。

張之洞與康有為的第一次會面，是在1895年。這年夏天，康有為在北京參與發起強學會，宣揚開通風氣，講求西學。張之洞對此很是支持，捐銀5000兩作為經費。而強學會的發起人中，也有張之洞的長子張權。有了這兩層關係，康有為於11月赴南京面見張之洞，希望勸說他支持開辦強學會的南方分會。

後來，康有為曾在致張之洞的信中如此回顧這件往事：

昔者游秣陵，過承縶維，為平原十日之飲，效孟公投轄之雅，隔日張宴，申旦高談，共開強學，竊附同心。

信中的「平原」是戰國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以禮賢下士著稱。「孟公」則是西漢名士陳遵（字孟公），據說他留客的方法頗為霸道：直接把客人馬車輪軸上的銷子（轄）卸下扔進井裡。康有為引用這兩個典故，又說「隔日張宴，申旦高談」，看來張之洞在南京對他很熱情。的確，當時張對康的評價很高，稱讚他「才高學博，膽大識精」，也同意了他的請求，決定在上海、廣東開辦強學會的分會。

不過，兩人相談甚歡的背後也另有鮮為人知的隱情。一年前的這個時候，張之洞次子張仁頲失足落水身亡。思及舊事，張之洞的悲痛又湧上心頭。聽聞此事，他的心腹幕僚、康有為的廣東同鄉梁鼎芬出了個主意：康有為向來健談，不妨多和他聊聊中西之學，如此可以釋懷解憂。說來諷刺，如此用意，多少是把康有為當成了大戶人家清客相公一類的角色。他若是知情，不曉得會做何感想。

而且，兩人的初見也不無齟齬。康有為在學術上的一大特色是提倡「孔子改制」說，即認為六經皆為孔子假託聖賢之名所作，目的是「托古改制」，為改革張本。這也是康有為宣傳變法的理論基礎。在絕大多數學者看來，這無疑是離經叛道的野狐禪。而張之洞同樣厭棄這樣怪誕的理論。據康有為說，張之洞曾向他表示，如果放棄這一理論，一定「供養」他，但被一口拒絕。學術上的分歧，已埋下了日後兩人疏離的種子。

康有為旋即前往上海，辦理上海強學會，並出版《強學報》。他特立獨行的觀點、我行我素的作風，致使《強學報》一出刊就招致眾多指責，如刊登屬於非公開內容的廷寄諭旨，宣傳康有為個人的學術見解。最要命的是，報頭上的日期用的是康有為仿效基督教紀年創設的「孔子紀年」，第一號標明「孔子卒後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這看似只是枝節小事，然而以當時的政治觀念，用誰的紀年，奉誰的正朔， 絕對是關係到「政治正確」的原則性問題。這使得出資支持的後台老板張之洞大為光火。於是，上海強學會和《強學報》於1896年初宣告解散。

但康有為實在是個宣傳高手，其思想的傳播越來越廣，本人的名氣也越來越大。到了戊戌年，一路走紅的他已經「上達天聽」，被光緒帝召見，授為總理衙門章京，儼然一顆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對此，張之洞極為不快，卻又無可奈何。

到了戊戌政變發生之後，康有為淪為逋逃海外的政治犯，地位一落千丈，而張之洞對康的敵意則是不減反增。逃到香港之後，康有為接受了香港最大的英文報紙《德臣報》採訪，大談慈禧太后如何壓迫光緒帝，光緒帝沒有把慈禧太后當作母親??諸如此類的內容，很快又刊登在上海、天津的報紙上。他以為自己在藉助媒體的力量援救光緒帝，殊不知，這些內容一旦落在慈禧太后眼中，恰恰坐實了光緒帝對慈禧太后不孝，且圖謀不軌。政變之後，幽居瀛台的光緒帝地位極為不穩，京城內外常有慈禧太后將行廢立的傳言。康有為如此做，正是在幫倒忙。與他同樣以忠君自命，而遠比他熟悉政治的張之洞見到這樣的文字，必有「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憤慨。梁鼎芬聞訊也極為激憤，馬上撰寫一篇《駁叛犯康有為逆書》登報，還打算再寫後續文章。張之洞叮囑他，文章不要發得太頻繁，否則容易有越抹越黑的嫌疑。由此可見張之洞政治手腕的老練，又反襯出康有為的幼稚。

自此之後，張之洞將康有為及其一黨視為清朝最大的禍患，一再出手打擊，儘管這並非一名總督的職分所在。康有為不久移居日本，而張之洞恰是當時在對日外交上最有發言權的疆臣。他與日方交涉的一個重要問題，便是要求驅逐康有為離日。在其不懈努力下，日方於1899年3月「禮送」康有為赴美，由此換取張之洞同意實施中日軍事合作。

張之洞與康有為，同為維新變法的提倡者，但一趨向激進，一主張穩健；一為政治新手，一為政界大老；一尊奉學術正統，一宣揚學術異端，這註定了兩人必將分道揚鑣。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