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擇的兩難在哪裡？
我不是學歷史出身。我對歷史的認知很淺薄。我只是偶有所感，別無它意。
歷史的細節或是本相，因為認知及判斷標準的不延續性或線性非線性折變，再加以時間和時勢擾動的因素，無可避免地愈發模糊起來，自稱歷史記錄者或是還原者們，便不可避免地滑扮演自由取捨的剪裁手，以今度古古為今用之中有臆想，也是常象了。我想，這估計是正確的一句話。
前些日，讀了葛劍雄老師寫的一篇文章。昨晚，又讀了葛劍雄老師寫的同一話題的另一篇文章。兩篇文章有同有異，角度不一，取捨不一，各自成一說。人家是大家，當然言之有理，自成一說。不過，人各有識，我姑且談些膚淺體會。
這兩篇文章都是圍繞一個人寫的，就是馮道。對於這個老人，可能很多人不太熟悉。在現在教科書里，是沒有這個人的，他夠不上「格兒」，和治世能臣、護國武將、遷客騷人之傑出者不能不能比肩，如文正公、岳鄂王、林則徐、孫中山。在漫長的歷史橫河裡，這個馮姓老人不算突出。不過，也不是普通得如一標本，過人之處還是可圈可點的。
我不敢說是人物研究，因為我不專業，連業餘都算不上，我就說說看一個人吧。首先，得看所處的歷史大背景，然後，看此人所作所為，最後，以一己之標準加以衡量。我最反對人物臉譜化，比如曹操是白臉，關公是紅臉，包公是黑臉，按生旦凈末丑、星座、生肖、面相來給人蓋戳子，是不對的，至少不全面、不公正。
細節無法再現。大致輪廓是，那是一個亂世，五代十國，亂得不能再亂，比三國、民國時還要亂。馮氏享年73，與孔子同壽，一生經歷四朝十帝，每帝約在位3年余，政權暴力更迭，內困內患不斷，外敵外族入侵，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信念與信念不斷交伐砍戮，交鋒不斷中有交流和交融，數十年來，政治體制、社會架構、道德倫理、權力轄域、人口定遷等等，動蕩不止。社會亂成一鍋粥，底層民眾疾苦可想而知。
此外，忠與佞、信與執、是與非，界限模糊不定，亦或短暫清晰，忠於什麼，效於什麼，極難堅持與奉行，歷史在考驗人們的智慧與選擇，流民們居都無定所，只能波隨大流，隨波浮沉，或生或滅，如燭火搖曳、枯葉沉水。比如說忠，如果忠於任一君主，那按照封建社會的盡忠最高禮節，以死盡忠，假如一忠臣能活又要死，則要死上十數回才能成就名節。這是個大問題，大難題，大考題。後來人，有叫歐陽修的在記史時，不知取何評判尺度，對馮道大加批判。於是，再後來人，便一路因襲了下來。馮道基本上就是長袖善舞、拍馬逢迎、不倒翁、無節者的代名詞了。
如果有人說，挖掘歷史，應取之有角度，取之有深度，取之有序度，為我所用，為時所用，為勢所用，這也是史值所在，我是贊同這樣的說法的。
歷史有參考價值，但歷史不是簡單的重複，也沒有一模一樣的重複，只有驚人的相似，只是出乎絕大多數人的意料之中。比如，前年七夕張三單身，去年七夕張三單身，今年七夕張三單身。現在的張三已不是前年或去年的那個張三了，這當中可能張三有個戀愛或萌動，不過還保留在單身狀態，此單身已非彼單身，我的意思是，不要被白馬非馬繞進去。
再說回來，歷史的本原，沒有現場音像記錄，在典籍里復原不出，李白仙人說過，秋風殘照漢家陵闕，再精美的石頭也不能說出話來。那歷史的本原，該以何種方式如何重現呢？
回到馮道的時代和馮道的身上，我想說什麼呢？當身處亂世，隱山林，清高一族，實在不妙，也不是名士作風，不擔當，算什麼名士？逃亡出國再言愛國，更不妙，叛國還談什麼愛國？
有一個叫東方朔的大隱於朝，倒可一觀，馮氏可能深受啟發。不過，馮氏遠在東方氏之上。在十朝之間，起轉承合，揚頓挫接，似是心隨意轉，老道純圓無跡，放下的是屢遭後人唾棄的忠啊信啊義啊，所得是得以存活與順勢而為，且居上層，領推時勢，所得是得安息將養，看似在打哈哈中做了些順水推舟之事，實是一手提親親腦袋，一手作太極推手狀。
生於宋朝太平容寬之世的歐陽修，身居高位要職，是沒有馮氏的境遇，修為可能也達不到馮氏的境界，以歐陽的視角和身份地位去記史，自然有別於普通人治史。不過，要硬將此二人作比，也好比關公戰秦瓊。時不同，勢不同，遇不同，所作所為不同，差異太多，馮氏比歐陽難太多了。
再回到本題，馮氏的難，難在哪裡呢？難在堅持。馮氏一生堅持什麼呢？南宋劉因的詩《馮道》：「亡國降臣固位難，痴頑老子幾朝官？朝唐暮晉渾閑事，更舍殘骸與契丹。」對馮氏作了嚴厲批評。再如，歐陽對馮道的《長樂老自敘》進行了批評：「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勛官爵以為榮。」按歐陽的說法，馮氏當秉公進言，無果應撞柱於朝殿，於是乎，史書如椽一筆寫出個狂草「忠臣」也。真可笑!
我又想到，常樅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樅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樅曰：「嘻！是已，天下之事盡矣！何以復語子哉？」可能馮氏也讀過這篇東西，從中有所悟吧!
寫到此，可能有人會問，你是不是為馮翻案？不是，我不作這方面的研究。再說，翻案也沒有意義，平反？正名？都沒有實質意義。我只是偶有所思罷了，最多提供一種念想的由啟。
說說馮氏二三事：「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在隨軍當書記時，住在草棚中，連床和卧具都不用，睡在草上；發到的俸祿與隨從、僕人一起花，與他們吃一樣的伙食，毫不在意；將士搶來美女送給他，實在推卻不了，就另外找間屋子養著，找到她家長後再送回去。在喪父後辭去翰林學士回到景城故鄉時，正逢大饑荒，他傾家財救濟鄉民，自己卻住在茅屋裡，還親自耕田背柴；有人田地荒廢又沒有能力耕種，他在夜裡悄悄地去耕種，主人得知後登門致謝，他卻感到沒有什麼值得別人感謝的地方；地方官的饋贈也一概不受。如是真事，馮氏可簡單判斷為不是壞人。
亂世，特別在沒有任一方掌握壓倒性真理時，忠於一方的代價必定是是非參半，或是更多人的生命財產損失，這樣的忠越多，爭鬥的時間也越長，蒙受的損失也越大，社會進步發展也會一而再地錯失機遇。是不是另有蹊徑可辟？首先要犧牲個人毀譽，以智慧和技巧來調和彌合，等歷史機遇的出現，這也是歷史前進的大潮中實現個人價值的一種路徑，應該得到承認。
馮氏的難在哪裡呢？無法忠，只能順。如果愚忠，是死胡同。如果易節，千古罵名。要有所作為與擔當，只能拿捏了，恰到好處，就是中庸，無過，無不及。
寫到最後，以此鑰匙慢慢捅撥彼鎖，試圖聽到激動人心的「喀嚓」聲，要麼鎖開了，要麼鑰匙斷了，這就是兩難的難吧。中國人智慧的最高境界，多用於此，亦止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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