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張恨水的北京情緣
民國八年（1919）秋的一個傍晚，從前門火車站走出一個身穿長衫，一臉茫然的青年。許多年後他憶及此時依然還記得：「當民國八年（1919）秋季到北平的時候，天色已經黑了，前門樓的偉大建築，小衚衕的矮屋，帶著白紙燈籠的騾車，給我江南人一個極深刻的印象。」這個青年就是十年後紅遍大江南北，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小說家張恨水。這一天，是他「北漂」生涯的開始，也是他與北京一生一世之情義的開始。
張恨水
張恨水是在一個叫王夫三的朋友鼓動下來闖北京的，剛到北京時，人生地不熟的他，只能先去找王夫三。王夫三，又名王尊庸、王慰三，安徽歙縣人氏，曾任《皖江報》、《工商日報》駐北京特派員。民國二十二年（1933），在任《時事新報》駐南京記者時被人暗殺。當時，張恨水寫了《哀老友王慰三君》一文，透露了王氏鼓勵他到北京求學、發展的一些細節：
民八在蕪湖，與恨水會於某報社（《皖江報》）。時恨水方二十許，好談革命。王笑曰：「君傻子也，然君文筆尚可，加以造就，未可限量。何株守於此？」既而君北上，供職參戰軍督練公所，招恨水北上。恨水質衣被入京，擬入北京大學。然一身之外無長物，何以言讀書？君原住歙縣館，以其居居我。恨水無衣，君曰：「我入軍需學校，有制服，敞裘一襲，可贈君。」恨水無被褥，君曰：「軍需學校有公用軍毯，被褥二事，亦可贈君。」恨水感泣，至無可言喻。古人謂推衣衣我，不是過也。旋以君之介，為老友名記者秦墨哂君助理筆墨，稍可自活，而讀書終無望，君乃為之嘆息不置。時恨水窮，君亦僅足自給，非在學校。早起，僅苦茗一壺，燒餅油條一套。或至黃寺督練處，或至學校，來回數十里，風雪交加，無不步行。其勤苦又如此。
張恨水在這裡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即他到北京的第一個落腳點，不是社會上流傳的懷寧會館，而是歙縣會館，不久則遷往潛山會館。歙縣會館位於宣武門外大街路西的達智橋（今宣外大街51號），潛山會館離此亦不遠，就在路東偏南的西草場衚衕山西街。他來北京的最初幾年，住在這裡的時候比較多，有時也住報館或通訊社。直到民國十二年（1923）秋，與胡秋霞成婚後，他的「北漂」生活才算告一段落，結束了居無定所的日子。轉年初春，他租下宣武門外鐵門衚衕一所住宅，安了個家。老朋友、蕪湖《工商日報》副刊編輯張香谷曾寫信向他表示祝賀，他在《復香谷電》中特別提到：「水於真日遷入鐵門七十三號丁宅。」他的複電發表於三月十六日蕪湖《工商日報》副刊《工商餘興》，這裡提到的真日，即十一日。十天後，他的《春明絮語（續）》在該報刊發，對其新宅有更為詳細地介紹：「予近遷居鐵門七十三號，為青衣票友蔣君稼故宅。友人張香谷作函賀之，並謂蔣善歌，必有繞樑餘音可聞。其事甚韻，予因作駢體文復之。」
張恨水和胡秋霞
鐵門衚衕地處宣武門外，北京外二區之西南，北起西草場街，南至騾馬市大街，是一條南北向的衚衕，距離這些年他住過的歙縣會館、潛山會館，都不是很遠。近代著名作家、被稱作「鴛鴦蝴蝶派」小說聖手的包天笑，晚年在《釧影樓回憶錄》中記下了曾與張恨水在鐵門衚衕做鄰居的隻言片語：「自從定居了鐵門以後，有許多朋友知道了，時來見訪。後來方知道張恨水也住在這條衚衕里，我住在前進，他住在後進。他的朋友去訪他，卻也是我的朋友，先來訪我。不過我們兩人，這時還不相識，直到他後來到上海後方見面哩。」
在包天笑的記憶中，「鐵門是小四合院，可也有北屋三間，南屋兩間，東西屋各兩間，門口還有一個小門房」。而且，屋子裡「既裝有電燈線，又有了自來水管子，並且是新造的，租金不過十三四元吧，與北京老房子比較，也算是高價了」。前院既如此，後院的格局也就可以想像。張恨水數月前剛娶了一個年輕漂亮的媳婦，夫妻二人租住這樣一個小院，在北京城裡，雖非豪門大宅，也算是相當舒適的了。那時，他兼了幾份工作，給北京、天津、上海的幾家報館寫新聞通訊，「大概每月所得總在一、二百元。那個時候的一、二百元，是個相當引人羨慕的數目」，足以支持他們婚後幸福、溫馨的日子。
民國十三年（1924）農曆九月初一日，張恨水與胡秋霞的長女大寶（張恨水在文章中稱她慰兒）出世了。女兒的到來，給這個二人世界平添了許多煩惱和樂趣。不料，這個女兒只活了八歲，民國二十一年（1932）初夏，北平流行猩紅熱，先是小女康兒，染上此病，醫藥均不見效，九日而夭；繼而大女慰兒，亦染此病，不及二十日，不幸夭折。兩個女兒，一先一後，離開了人世，讓他深感人生之不可捉摸。他在《自序》中追訴了女兒的音容笑貌：「當吾日日寫《金粉世家》，慰兒至案前索果餌錢時，常竊視曰：勿擾父，父方作《金粉世家》也。」
張恨水故居
就在慰兒剛剛學步的時候，張恨水做出一個重要決定，要把全家從安慶遷居北京。起因是這一年大妹張其范考取了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張恨水不想讓母親挂念女兒，索性把全家都搬到北京來了。他在京漂泊數年，眼下雖已娶妻生子，有了溫馨的小家庭，日子過得有滋有味，但想起遠在家鄉的母親和弟妹，仍不免於天涯遊子的孤寂之感。某年除夕，他結束了手頭的工作，從報館出來，走到宣外粉房琉璃街口，看著熙熙攘攘往來採辦年貨的人們，就曾口佔一絕：「宣南車馬逐京塵，除夕無家著此身；行近通衢時小立，獨含煙草看忙人。」這首詩真切地表達了一個遊子「每逢佳節倍思親」的心情。現在好了，大妹來京讀書，彷彿天賜良機，全家人終於可以團聚了。
張家此時已是三世同堂的大家庭。張恨水兄弟六人，他是長子，下面有三個弟弟和兩個妹妹。妹妹尚未出嫁，弟弟中二弟嘯空、三弟仆野都已婚配。他則在原配徐文淑之外，又娶了二房胡秋霞，並有了一個女兒。這樣一來，鐵門衚衕的小四合院就顯得非常局促了。為了能讓全家住在一起，妥善地安置兩個有家室的兄弟，以及他的兩房妻子，張恨水不得不設法承租一所更大的院子。那會兒，在北京租房，尚屬買方市場，供給大於需求，因此，沒費什麼事，就在未英衚衕找到了稱心如意的住所。多年後，他還在《影樹月成圖》一文中描述了這座宅院令人神往的概貌：
「未英衚衕三十號門，以曠達勝。前後五個大院子，最大的後院可以踢足球。中院是我的書房，三間小小的北屋子，像一隻大船，面臨著一個長五丈、寬三丈的院落，院里並無其他庭樹，只有一棵二百歲高齡的老槐，綠樹成蔭時，把我的鄰居都罩在下面。」
這種超大規模的四合院，簡直就是為張家這種兄弟、妯娌、姑嫂、妻室關係較為複雜的大家庭量身定做的。張其范也曾憶及當初在未英衚衕三十號時的生活情景，她在《回憶大哥張恨水》一文中寫道：
「大哥住北屋三間——卧室、會客室、寫作室。寫作室的窗子嵌著明亮的玻璃，窗外一棵古槐，一棵紫丁香，春天開著潔白清香的槐花，凋謝時落花鋪滿地面，像一條柔美的地毯。哥哥愛花，不讓人踐踏，一聽我們推門聲響，就立刻停筆招呼：『往旁邊走，別踩著花。』」
他還記得：「媽媽嫂嫂和我姐妹，住在後進，院子里有棵高大的四季青，我們常聚在樹下看書，做針線。有一次，後院的小門豁地推開，大哥邊系褲帶，邊興奮地說：『想到了，終於想到了。』原來他想好了小說上一個情節。母親心疼地說：『你腦子日夜想個不停，連上廁所都在想，怎吃得消啊！』」
未英衚衕在西長安街南側。這條南北向的衚衕，北迄西絨線衚衕，南抵宣武門東大街，明代為府衛軍駐紮地，由此得名衛營衚衕；清代或稱緯纓衚衕，俗訛為未英衚衕，也有叫喂鷹衚衕的，不知何所本。然而巧的是，張恨水所居三十號院右鄰，是一旗籍舊家，嘗自誇為黃帶子，意為皇親國戚。他曾在張恨水面前吹牛，說：「少年富貴無所事，彈歌走馬，栽花養魚，駕鷹逐犬，無所不能。不料今淪居陋巷，寒酸增人談笑也。」不過，張恨水的確看到過這家人處理所養老鷹時的情景：
其家有老僕，以衰病謀去未能。一日於院中樹下縛老鷹，將割之。予曰：噫！其肉可食乎？仆曰：當吾主人坐高車，住華屋時，是曾捕殺多禽，深得主人歡者。吾不彼若也。今主人貧，當謀自立。不復以殺生為樂，是物留之無用，囑吾釋郊外。然吾殊不耐，有斗酒，將烹之以謀一醉也。言時，鷹目灼灼視予，若欲為之乞命。予憐之，以二角錢向老僕購取，縱之去。鷹受傷不能高飛，縱翼復落予院中。小兒輩喜其馴，以廚中臘肉喂之。三日，為狸奴所創，死焉。」
不知這個插曲能否成為此地曾經「喂鷹」的佐證。但它畢竟是張恨水筆下不多見的對未英衚衕那段生活的記述。其實，關於這所宅院，張恨水之前，誰曾在此住過？房產的所有權屬於誰？我們幾乎一無所知。查清代王府地址簡表，以及列入文保單位的四合院名單和未列入文保單位的名人故居及王府名單，不僅沒有三十號院，甚至沒有未英衚衕。可知這所院子雖大，卻未必是王府或名居，不然他的右鄰也不會說「淪居陋巷」。然而，這所院子的月租卻只有三十元，張恨水曾得意地說，「就憑咱們拿筆桿兒的朋友」，租一所這樣的院子住住，並不特別的為難。或者你以為這是個布爾喬亞之家，但他告訴你：「不，這是北平城裡『小小住家兒的』。」
儘管如此，以張恨水的實際收入而論，每月三十元的房租仍是一筆不小的負擔。在加盟《世界日報》之前，張恨水兼職較多，收入也很可觀，「大概每月所得總在一、二百元」。然而，自從與成舍我一起創辦《世界晚報》以來，他把所有的兼職都辭了，為的就是專心做好這件事。另一位創辦人，後與成舍我因身份問題發生爭議的龔德柏，就曾在《回憶錄》寫道：「在辦報之先，成舍我同我兩人，只言合作，絕未談及誰主誰從？故兩人都吃自己的飯，不由報社拿一分錢薪水，只共同努力，把報紙辦好而已。」對此，張恨水也曾有過表示。「我們決不以夥計自視」，他說，「我和龔君，都是為興趣合作而來，對於前途，有個光明的希望，根本也沒談什麼待遇。後來吳范寰君加入，也是如此」。不過，與龔德柏不同的是，他還支「三十元月薪」。
事實上，民國十六年（1927）以前，張恨水的居京生活過得並不輕鬆。他的收入離全家的實際生活需求還是有很大差距的。據張其范回憶：「全家十四口人，除二哥工作外，全依賴大哥生活。每個學期伊始，我們弟妹需繳一筆數字可觀的學雜費（我讀師大，兩個弟弟讀私立大學，妹妹讀高中），都得大哥籌措」。生存壓力之大，由此亦可想見。在重慶的時候，他寫過一篇《做長子難》，就談到自己作為長子的苦衷：
「上要供養寡母，下要撫育諸弟妹，對內對外，還要負擔著經濟上的責任。」為了肩上的這點責任，他必須想辦法多賺錢。但他是個文人，所能做的，只有賣文。他在許多場合都表示，寫作「只有兩個目的，其一是混飯，其二是消遣。混飯是為職業而作文字，消遣是為興趣而作文字」。
有個朋友很讚賞他的毅力，說：「我看了世界日晚報五年，天天看見閣下的文字。而且除了世界日晚報五年，又在其他的報上，日日看見你的文字。在這五年之中，我曾離開北京四五次，而每次回來之後，總不見你離開了本職。這種恆心，實在難得了。」對於朋友的恭維，他只能報以一笑，然後說：「我們乾的這個職業，是做一天的事，才能拿一天的錢。一天不幹，一天不吃飯。他見我天天發表文字，卻沒見我天天吃飯用錢。」
大約從民國十五年（1926）起，張恨水開始給外報寫小說。先是寫了長篇小說《京塵幻影錄》，逐日在北京《益世報》連載。「這部書，完全是寫北京官場情形的」，「前前後後，也寫了兩年多，總有五十萬字以上」。不久，北京《晨報》亦約他寫個長篇，於是，他便寫了《天上人間》。民國十七年（1928），蔣馮閻的軍隊進駐北京，《晨報》被迫於六月五日停刊，這篇小說並沒有寫完。直到《上海畫報》、瀋陽《新民晚報》、無錫《錫報》先後轉載，才把它補齊了。在為外報寫作時，張恨水似乎也考慮到成舍我的態度，但是他說：「既然《世界日報》欠著我薪水，我在編余時間為外報寫小說，他們也不便干涉。」
這時，由於《春明外史》的影響，他的稿約多起來，在隨後幾年裡，他寫了《春明新史》，給《上海畫報》連載，未能載完，後由瀋陽《新民晚報》連載收尾；《京塵幻影錄》之後，他又為北平《益世報》寫了一部《青春之花》，也未完成；繼而又在北平《朝報》上連載《雞犬神仙》，這張報紙創辦於《晨報》停刊之後，後台老板是馮玉祥，故它也是短命的，隨著馮玉祥的勢力退出北平，報紙很快也就關張了。這期間，張恨水還曾兼任該報總編輯，約有半年之久，由此也能想像他與西北軍不一般的關係，幾年後他赴西北考察，這種關係幫了他的大忙。有意思的是，停刊後的《晨報》很快便與新貴閻錫山搭上了關係，兩個月後，《晨報》更名為《新晨報》恢復出版，張恨水隨即為之作了《劍膽琴心》。民國十九年夏天，他還為瀋陽《新民晚報》寫了長篇連載小說《黃金時代》（後名《似水流年》）。
這樣看來，在民國十五年（1926）到民國十九年（1930）這四五年里，張恨水除了完成世界日晚報的編輯工作，寫兩報的連載，通常還有兩三部長篇同時進行。他白天寫小說，編副刊，夜間還要編新聞，看大樣，極度勞累卻不能按時領取全額薪水，而一家人的吃喝總要他來打發，悶時，他也只是「叫老王打一兩酒，買包花生米，借酒解悶而已」。當然也有牢騷，心緒不佳，無以排遣，他便作《也是離騷》自娛，其中寫道：「嗟予生之不辰兮，幼不習工商。揮禿筆之兔穎兮，絞腦汁以養娘。每雞鳴之昧旦兮，茫茫然而起床。乃昏燈之既掌兮，而猶差稿之數行。」有人批評他「無病呻吟，非近時所許」。但這回他真的是病了，他在病倒五天後勉強坐起寫了一篇《由病榻上寫來》，他是這樣為自己辯護的：
「無病呻吟的這四個字，那是新文豪批評舊式文人的一個鐵案。其實，無病呻吟，照目下看來，倒不論什麼新舊。有些人無病固然不呻，可是矯枉過正，幾乎有病也不敢呻，那又何必？昔人說：時非南唐，人非重光，何必為悲天憫人之句，太平之時，可以這樣說。以言今日，我們哪個不是歲月干戈里，家山涕淚中。不必有病，也就可呻，何況是有病呢。」
這場大病之後，張恨水第一次向報社提出了辭職。成舍我當然捨不得張恨水離開，說了許多挽留他的好話，張恨水礙於情面，只好收回辭呈。沒過多久，大約在民國十七年（1928）六月，北京城掛起青天白日旗的時候，成舍我由南京回到北京，於是發生了「欠薪」風波，張恨水再次憤然提出辭職，成舍我依然是好言相勸，不肯放他走。無奈之中，張恨水沒有堅持非走不可，而是勉強留了下來。他曾說過：「只要人家不來砸我的飯碗我是順來順受，逆來也順受。一天兩足一伸不吃飯了，也就不必拿筆了。等我進了棺材，有人把明珠當金科玉律，我也撈不著一文好處。有人把《春明外史》換洋取燈，我也不皮上癢一癢。」這話聽上去總讓人感到有一些辛酸和悲痛。過了不久，他再次病倒。病稍愈，他馬上提筆工作，並在「小月旦」中針對「停了藥罐就提起筆桿「的生活，發了一通感慨：「躺著不能吃喝，要吃喝也沒錢買。不躺著有吃喝，又不能不心力交瘁。倘是能躺著吃喝，又不渾身難受，豈不大妙！然而不能也，於是乎耗你的心力，去補充你的心力，就這樣一耗一補，葬送三千世界恆河沙人數。嗚呼造化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民國十八年（1929）春夏之交，經錢芥塵介紹，張恨水在北京中山公園來今雨軒結識了上海《新聞報》副刊主編嚴獨鶴。轉過年來的春天，便有了《啼笑因緣》在《新聞報》副刊《快活林》的連載。這時，他第三次提出要辭去《世界晚報》《世界日報》的所有職務，成舍我不好再強留，終於答應了他的請求。四月二十四日，張恨水作《告別朋友們》一文，在與他相伴七年之久的《夜光》《明珠》兩副刊同時發表：
我並不是什麼要人，要來個通電下野。我又不是幾百元的東家，開了一座小店，如今不幹了，要呈報社會局歇業。所以我對《明珠》《夜光》的編輯，雖然已卸責兩月之久，我並沒有登什麼啟事。但是為了省這一點事，倒惹了不少的麻煩。外間投稿的諸位先生，有所不知，由文字更牽涉到事務上，不斷的和在下通函。因此我只好來作這一篇告別書。
在《世界晚報》未產生以前，更不論《世界日報》了。在那聯合通訊社裡，我便是一分子，雖然我到現在，還是一個被僱傭者，我與本報，是有這樣久長的日子，一旦雲別，能毋黯然。而諸位投稿先生、讀者先生，在文字上也早已作了神交，我也不願突然的叫聲再見，所以只得含糊著直到不能含糊的今天。
我為什麼辭了編輯？本來無報告之必要，然而也不妨告訴諸位朋友的，就是人情好逸而惡勞。我一支筆雖幾乎供給十六口之家，然而好在我把生活的水平線總維持著無大漲落，現在似乎不至於去沿門托缽而搖尾乞憐。小人有母，我不敢步畢倚虹的後塵，不及顏回短命的歲數便死了，因之錢我所欲也，命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錢而取命者也，於是決定了節勞。這節字從那裡下手哩？我除了本報編輯而外，還有六篇長篇小說，本市三篇，上海兩篇，瀋陽一篇，都是早有契約，不能中斷的。其間可以節省下來的，只有編稿了，所以我決定了辭掉編輯。交代已過，請諸位朋友，以後不必以編輯事務來有所詢函了。
在一個讀書不多而思想腐化的我，和諸位相見許多年。雖然打通的也有，而喝彩的也不少。兄弟這裡給諸位鞠躬，多謝捧場。下場來不及抓詩，填闋《滿江紅》吧，那詞是：
彈指人生，又一次輕輕離別。算余情餘韻，助人嗚咽。金線（疑為錢）壓殘春夢了，碧桃開後繁華歇。笑少年一事不曾成，霜侵發。 拋卻了，閑心血。耽誤了，閑風月。料此中因果，老僧能說。學得曲成渾不似，如簧慢弄鸚哥舌。問怱?怱?看得幾清明？東欄雪。
張恨水的性格是溫厚而隱忍的，不像以「大炮」聞名的龔德柏，既不認可「被僱傭者」的身份，馬上與成舍我鬧翻，拉起一哨人馬，自立門戶。他卻不能不顧及朋友的情面，撕破臉皮的事他是做不來的，連辭職都是一而再，再而三，拖泥帶水，久議不決。這一次，他的不滿情緒雖稍有流露，卻也還是「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算得上深得「溫柔敦厚」之旨。不過，無論如何，他總算了結了與世界日晚報的這段情緣，雖說還有小說在兩報連載，他也時常為報紙寫些短文，但他的精神是大大地放鬆了，情緒也得到了疏解和釋放，心情好了，生活則平添了許多樂趣。
這期間，他與胡秋霞又添了一雙兒女。兒子小水民國十七年（1928）一月出生，民國十九年（1930），小女兒康兒也降生了。添人進口，喜氣盈門，張恨水也感受到一種春風得意的滿足和幸福。尤其是仰仗著《啼笑因緣》帶來的聲譽，他竟成了南北報館和出版商爭搶的香餑餑，不僅新的稿約應接不暇，許多舊作也被翻了出來，除了在報紙上連載、轉載，還有人結集出版，為他增加了不少收入。十一月間，他應邀赴滬，在趙苕狂先生的撮合下，他把《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的版權以千字四元的價格賣給了世界書局，並以千字八元的價格與世界書局簽了四部長篇新作。這樣，待他回到北平時，手上便有了六七千元。十八年後，他憶及此事說：
「若把那時候的現洋，摺合現在的金元券，我不諱言，那是個驚人的數目。但在當年，似乎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這筆錢對我的幫助，還是很大的。我把弟妹們的婚嫁教育問題，解決了一部分，寒家連年所差的衣服傢俱，也都解決了。這在精神上，對我的寫作是有益的。我雖沒有癩蛤蟆去吃天鵝肉，而想買一所王府，但我租到了一所庭院曲折，比較寬大的房子，我自己就有兩間書房，而我的消遣費，也有了著落了。」
他這裡所說的房子，即西長安街大柵欄十二號。這條衚衕也是南北走向，南臨西長安街，北接力學衚衕，由於它的東側五十年代建起一座電報大樓，遂更名為鐘聲衚衕。在未英衚衕三十號住了五年之後，民國二十年（1931）一月，張恨水將全家遷到這裡。他在隨後給錢芥塵的信中提到：「弟十二日遷寓西長安街大柵欄十二號。此『大柵欄』三字，讀『大扎啦』，別於前門外之『大珊濫』（大柵欄）也。」關於這所宅院，他在《影樹月成圖》一文也有生動的描述：
大柵欄十二號，以曲折勝。前後左右，大小七個院子，進大門第一院，有兩棵五六十歲的老槐，向南是跨院，住著我上大學的弟弟，向北進一座綠屏門，是正院，是我的家，不去說它。向東穿過一個短廊，走進一個小門，路斜著向北，有個不等邊三角形的院子，有兩棵老齡棗樹，一棵櫻桃，一棵紫丁香，就是我的客室。客室東角，是我的書房，書房像遊覽車廂，東邊是我手辟的花圃，長方形有紫藤架，有丁香，有山桃。向西也是個長院，有葡萄架，有兩棵小柳，有一叢毛竹，毛竹卻是靠了客室的後牆，算由東折而轉西了，對了竹子是一排雕格窗戶，兩間屋子，一間是我的書庫，一間是我的卧室。再向東，穿進一道月亮門，卻又回到了我的家。卧室後面，還有個大院子，一棵大的紅刺果樹，與半畝青苔。我依此路線引朋友到我工作室來，我們常會迷了方向。
這樣一所宅院，月租金只有四十元。大約這是張恨水居京以來心情最舒暢的一段時間。雖然很忙，「約有六七處約稿，要先後或同時寫起來」，但他並不感到緊張和壓力，反而「心廣體胖」，神清氣爽。他曾頗有些得意地回想起民國二十年（1931）居住在大柵欄十二號的情景：
我坐在一間特別的工作室里，兩面全是花木扶疏的小院包圍著。大概自上午九點多鐘起，我開始寫，直到下午六、七點鐘，才放下筆去。吃過晚飯，有時看場電影，否則又繼續地寫，直寫到晚上十二點鐘。我又不能光寫而不加油，因之，登床以後，我又必擁被看一兩點鐘書。看的書很拉雜，文藝的，哲學的，社會科學的，我都翻翻。還有幾本長期訂的雜誌，也都看看。我所以不被時代拋得太遠，就是這點加油的工作不錯，否則我永遠落在民十以前的文藝思想圈子裡，就不能不如朱慶餘發問的話，「畫眉深淺入時無」了。
這時，他不再為錢而苦惱，他說：「其實我的家用，每月有三、四百元也就夠了，我也並不需要許多生活費，所以忙者，就是為了情債。往往為了婉謝人家一次特約稿件，讓人數月不快。」這是他新的苦惱，雖然他已如老母親所言，「成了文字機器」，很想減少些工作，但稿約還是接踵不斷，他無奈奈何地說：「殊不知這已得罪了很多人，約不著我寫稿的『南方小報』，罵得我一佛出世，二佛涅磐。」這一年秋天，他把第三個妻子娶進了門。這個在婚後被張恨水改名為「周南」的女人，幾乎小他二十歲。然而，他們的婚後生活卻可謂琴瑟和諧，意趣相投，有著說不盡的喜悅和甜蜜。張恨水對這次婚姻由衷地感到欣慰，他相信，這正是多年來他一直渴望得到的愛情之果。這時，雖說全家都在大柵欄十二號的深宅大院里過著其樂融融的日子，他還是另租了鐵門衚衕一所小院，與周南共建了一個小小的愛巢。轉過年的八月，他們有了第一個孩子、張恨水的次子二水，得子之樂總算給兩月前經歷了喪女之痛的張恨水帶來一些安慰。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華北的局勢驟然緊張起來。為了躲避越來越迫近的戰亂，張恨水有了舉家南遷的打算。他先把母親和妻兒送回故鄉安慶，自己到上海另找生活出路。上海的出版商自然是翹盼著他的到來，他們像包圍一個巨大商機一樣包圍著張恨水，讓他很不適應。他後來談到上海給他留下的壞印象：「我以為上海幾百萬人，大多數是下面三部曲：想一切辦法掙錢，享受，唱高調。因之，上海雖是可以找錢的地方，我卻住不下去。」於是，他很快就以平津暫時恢復平靜為由，離開上海，回到北平。先前所租大柵欄十二號既不能續，他便新租了安定門內方家衚衕的一所宅院，他形容這所宅院，「以壯麗勝。系原國子監某狀元公府第的一部分，說不盡的雕樑畫棟，自來水龍頭就有三個。單是正院四方走廊，就可以蓋重慶房子十間，我一個人曾擁有書房客室五間之多。可惜樹木荒蕪了，未及我親自栽種添補，華北已無法住下去」。
民國二十五年（1936）初，他把全家遷到南京，在舊南京城北的唱經樓附近安下了家。這一別，就是十年。民國三十五年（1946）三月，他回到剛從日寇鐵蹄下獲得解放的北平，心情很難平靜。走在東西長安街上，「在嫩綠色的槐樹蔭下，被黃瓦紅牆圍著，」感覺自己彷彿「置身畫圖裡」。走進中山公園，「在來今雨軒看牡丹花」，旁邊「紫藤花像繡球一般開著，可以坐在藤蘿架下吃藤蘿餅」。院子里的棗樹也引起他的興趣，「亭午在棗花簾底，隔了濃蔭，看樹外的陽光」，便動了他的詩興，於是，「短吟一絕曰」：
小坐拋書著古茶，綠蔭如夢暗窗紗；
苔痕三日無人跡，開遍庭前棗子花。
戰前，張恨水曾在這座古城住過十六年。他既愛這座城市，也享受這裡的一切。這次久別重逢，這裡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還是那樣的熟悉和親切。有一天，他路過北海，不禁浮想聯翩，感慨萬千：
火藥熏人未盡消，丹黃宮殿望中遙，
猶疑重慶山窗夢，又過金鰲玉蝀?橋。
打漿湖心唱採蓮，四川苦憶一年年，
碧波蕩漾渾如舊，一照鬚眉轉黯然。
重慶八年，南溫泉桃子溝的那所茅屋，他命名為「北望齋」，就有以北平為第二故鄉，無法雲天北望之意。在這裡，他做了許多關於北平的「夢」，一部分就記載於《山窗小品》這本散文集中。他的《兩都賦》，多一半是回憶故都北平的，也是「夢」境形諸筆墨的結果。在長篇小說《巴山夜雨》中，他多次讓主人公李南泉「夢」回北平，其實，那應該是他的寄託，由李南泉代勞而已。毫不誇張地說，北平始終是他魂夢牽繞的地方，一旦重歸，他的得意想是筆墨難以形容的。
回到北平不久，張恨水便托鄧季惺在內四區的北溝沿（今趙登禹路）購買了一所四進院落的大宅子，門牌甲二十三號，位於磚塔衚衕西口。磚塔衚衕是一條東西走向的衚衕，西起北溝沿，東臨西四南大街，因衚衕東口有一座著名的元萬松老人塔而得名，是元大都時代留下的遺迹之一。張恨水買下的這所宅院，共有三十多間房，張伍回憶當時的情形：
為了使父親有個安靜的寫作環境，「母親便帶著我和妹妹住在後院，中院是父親的書房和會客廳，哥哥們也住在中院，讓他們也有一個安靜的讀書環境。使父親滿意的是，這個院子的樹木多，每進院子都有樹。前院是汽車房和門房，中間有個淺綠色的四扇門，轉過門便是中院。這裡有兩株槐樹、兩株棗樹、一株白丁香樹、一株榆樹。三進院里有一株開粉紅色花的桃樹和一株洋槐，房後的狹長小院里，還有兩株桑樹。父親的書房前是一片牡丹花圃，書房的門前，有兩株盆栽的石榴樹，還有兩個很大的金魚缸，裡面種著荷花，並沒有養金魚。父親在中院的甬路旁又種滿了『死不了』，這種花五顏六色，栽下就活，因而北京人才這樣稱呼它，其實學名是羊齒莧。前院本有一株巨大的椿樹，父親因為喜歡花，便又在白塔寺買了許許多多的草花，種滿了院子里的各個角落。父親的老友，著名老報人張萬里叔，還送來了一株藤蘿，並帶來花把式，和父親一起把藤蘿種在前院，並支起了架子」。
張明明也還記得當時的一些情況，她說：「報社有一輛汽車供父親使用，司機朱某住在西院。隔一道門，便是前院。」張恨水把他的書房題為「南廬」，陳銘德、鄧季惺伉儷送了一套很漂亮的西式傢具給他，他又買了一套紅木傢具，包括書櫥、大寫字檯、轉椅、多寶格、大圓飯桌、小茶几等，「配合著大廳里的木裝修，紅漆的柱子，綠窗格，雪白的窗紙，明凈的大玻璃窗，很豁亮」。書房裡四個紅木玻璃書櫥，擺放著他回北平後新買的二千餘冊《四部備要》，幾件「假古董」，還有他親手製作的小盆景，點綴在多寶格上，空氣中瀰漫著醉人的花香和書香，在經歷了抗戰八年，住茅草屋，吃平價米，出門爬山，跑防空洞的辛苦之後，他感到非常欣慰和滿足。
不過，張恨水一家在這裡僅僅生活了四年多。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的一個黃昏，他正給讀初中的二水、張全補習外語，突然感到說話困難，口齒不清。兩個兒子剛扶他在睡榻上躺下，他便昏了過去，不省人事了。家人立刻請來他的好友張大夫，診斷為腦溢血，遂將他送進中和醫院（今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經醫生及時搶救，他在昏迷數日後蘇醒過來，但記憶力受到極大損傷，不僅說話相當困難，除了周南，家裡的其他人也都不認識了。
張恨水這場大病，使張家財政很快陷入了危機。家裡人口多，八個孩子，只有長子小水考上大學，不靠家裡供養了，剩下的，五個讀中小學，張正兩歲，張同還在襁褓之中，都要家裡負擔。張恨水養病吃藥，補充營養，也要花錢。但他既不能寫作，也就斷了財路，過去的一些版稅也拿不到了，又沒有積蓄，生活幾乎難以為繼。一九五一年六月，他將北溝沿的大宅院賣給了北京電影製片廠，又以一百四十五匹二廠五福布的價格，買下磚塔衚衕東口四十三號（後改為九十五號）一個小四合院住了下來。這裡距原來那個院子的後門只有百餘米，張明明曾經寫道：
「小院有三分地，院中有方磚鋪的小徑，比土地略高，下雨天，院里略有存水的時候，在小徑上走路不會濕鞋。北房三間，一明兩暗，中間是客廳兼飯廳，靠西的一間是卧室，靠東一間是父親的書房兼卧室。南屋及東西廂房都是家中其他任住用。」
在這裡，張恨水度過了他的餘生。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離家兩年半的張明明回家結婚。張恨水欣喜地給愛女操辦了一個簡陋卻很體面的婚禮，享受了他一生中最後的快樂。婚假結束後，張明明要回四川去了，分別的時候，張明明寫道：「父親蹣跚的追到院中，老淚縱橫，斜倚在哥哥的身上，向我說：『明明，爸爸怕是見不到你了。』」這句話真成了一句讖語，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農曆正月初七，早晨差十分七時，張恨水起床，在家人為他穿鞋時，他突然仰身向床上倒去，從此再沒有起來。他是因腦溢血發作而致命的，沒有說一句話，也沒有一聲呻吟，更沒有一絲痛苦，安詳而平靜地離開了人世，結束了他多難而輝煌的一生，享年七十三歲。然而，在這個「我亦潛山人」的一生中，倒有三十七年是在他的「第二故鄉」北京度過的，可以看出他對北京的愛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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