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全集》座談會：在革命與傳統的有機辯證中理解章太炎

經歷40年，20冊的《章太炎全集》終於完成了。

在章太炎嫡孫章念馳的回憶中，編纂計劃議始於1978年。隨著「國務院古籍整理領導小組」的成立，中央發文給中國十大歷史人物出版全集，他的先祖父章便位列其中。這一時期的《全集》整理中，奔走聯絡最頻的是章太炎的弟子王仲犖先生。初期出版團隊有30人，三分之二是章太炎的弟子和再傳弟子，不少已是高齡。76歲的姜亮夫曾在給王仲犖回信中提及自己「目力已耗盡，而年來老病浸遁，記憶斗壞」，卻也主動承擔任務，在崔富章的協助下進行點校。文革結束後的思想春天裡，「章太炎」一詞，再次將這些分散在中國各處、在各自領域已頗有建樹的後生們凝聚到了一起。

但這一編，便是40年的艱辛接力。且不談編纂過程本身的艱難：全集體量龐大，整理難度極高，編纂人員不僅需完成繁瑣複雜的點校，更需為遺存的手稿、書信四處奔波求人。還有時局的變遷和人事的流動： 80年代末以後政治經濟風向轉變，一些學者離開，一些學者在日益繁忙的事務中擱置了這「為別人作嫁衣裳」的任務，再加上王仲犖先生突然辭世，《章太炎全集》出版一度中止；直到2012年，在爭取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和章太炎故鄉餘杭區人民政府的支持後，《全集》的重新整理出版才順利進行。

2017年4月，《章太炎全集》20冊全部出版

2017年9月10日，《章太炎全集》出版研討會在北京師範大學京師大廈舉行。會議邀請多位領導、專家學者參與座談。本文參考座談內容整理而成。

40年過去，最初參與整理的人許多成了故人，而編輯隊伍又加入許多年輕的面孔。2017年，包含了幾代人堅持和執著的《章太炎全集》終於完成出版。9月10日，在《全集》的出版研討會上，年過七旬的章念馳看著在座的學者和出版人笑了：「我們終於可以向先人、後人交出一份較為滿意的答案。……我們不偉大，我們不可能沒錯，但我們儘力了。」

「有學問的革命家」

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魯迅《關於章太炎先生的二三事》）

如今大多數人聽到「章太炎」這個名字，第一個蹦入腦海的詞或許會是「國學」。的確，作為國學大師，章太炎的學術涵蓋小學、經學、子學、佛學、文學、史學各個領域，膝下更是桃李無數。章念馳讚歎，「他在這些領域裡都取得了開創性的成果，既構築了中國舊民主革命的理論與語言，又構建了中國學術文化體系與話語」。

但章太炎又僅僅是位學識廣博的「文章士」嗎？魯迅曾以「有學問的革命家」定位章太炎，其評價道，「先生的業跡，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學術史上還要大」。在羅志田教授的眼中，這一評價可謂對章太炎有「了解之同情」。這是一個飽含政治熱情，與民族和國家的歷史深深聯結的士人：初入而立時面對嚴復專意學術的勸告，他以嵇康自喻委婉表達堅持參政之意；辛亥起義後他多次上書袁世凱，其諫言不拘泥於黨派觀念而追求一國之統一；北伐戰爭期間他在各軍政勢力間奔走，主張內部政爭應讓位於中外之別。他一心為國，其建議卻每每不被採納。終於在1927年，面對南京政府對中華民國的背叛，他憤恨地退出政治，決心「寧作民國遺老」。

晚年的章太炎活動的確以講學為主，但這更像一種妥協：就像許多傳統士人一樣，參政不成，才退而鑽研學問。可事實上，但即使在晚期講學時，章太炎也從未真正遠離政治。研討會上，陳尚君教授藉助《章太炎全集》中新增的書信內容追溯了章太炎的晚年，指出即使在章太炎生命的最後五年，他與他的時代始終沒有任何隔絕，他一貫的思想也沒有改變：在「九一八」之後，曾經決心不再涉入政治的章太炎在外敵面前放棄沉默，他暫時擱置自己對國民黨的對立態度，本著整體中國的利益就戰略戰術積極獻策。在章太炎的自我認同中，他始終、且首要地是一名關懷政治的士人，而這種積極入世，為民族生存而鬥爭的血性一直保持到最後一刻。

章太炎攝於台北

「革命的學問」

不可否認的是，雖為「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一生看得見的「革命」遺產卻遠不如其看得見的「學問」遺產。然而「革命」和「學問」又哪能截然分開？縱觀章太炎所治之小學、經學、史學，其民族精神之情懷，國家振興之期望無不隱隱蘊含其中，這不僅引導了他治學的終極抱負，也影響了他切入學術的視角和方法。

這種影響，在章太炎的歷史觀上最為突出。王寧教授指出，章太炎的歷史觀和他的革命觀緊密相連。章太炎認為，在孔子和劉歆的努力下，我們有了走出宮廷，擺脫帝王專斷的「良史」，而在此基礎上，他意圖建立一種理論的、科學的歷史學——利用五經的史學和思想精華建立中國的歷史，以史為鑒，尋求解救貧弱中國的自我發展的道路。這種「以經史為鑒，通過歷史來尋找自主道路」的抱負，正契合他否定全盤西化，強調鑄造民族精神的革命願望。

何俊教授則將章太炎與另一位國學大師馬一浮並舉，進一步闡述了那個年代知識分子們學術立場和姿態後的堅持與承諾。兩人在那個時代就知識層面而言都是極其開明的人，也積極投身革命的浪潮，可為何會在民國建立後置於制度之外，學術思想方法上也與主流保持距離？他認為，章太炎和馬一浮拒絕進入民國教育系統，拒絕現代學術的表述方式，也拒絕用當初紅火的簡牘、地下文物來重構國史，絕非由於年老迂腐：「他們兩人在國史和國學研究中都有濃濃價值上的關懷。對他們來說，倘若用科學主義的方式對古史進行解構，便是讓古史成為一種科學的歷史事實。這消解了歷史，也消解了附著在歷史敘述中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價值。」

晚年的章太炎

聽上去有些矛盾：在政治上崇尚變革的章太炎，為何文化一副守舊姿態，堅持文學復古和保存國粹？江湄教授引用侯外廬對章太炎「極保守的又是最革命」的評價來勾勒這種特質：與其說是矛盾，不如說其中包含了一種革命與傳統的有機辯證。在江湄看來，章太炎所謂的革命，絕非全盤自我否定，而是立足自身文化追求價值自足和價值自立的信念；而章太炎所謂的保守，也絕非照搬原樣地繼承——他的「國粹」已經包含對中國學術思想傳統的激進重構，他的「古史」也已經包含對中國未來立足道路的預見和指引。正如韓子奇教授所補充，所謂以保守去革命，以革命去保守，只有在有機的辯證中，我們才能理解章太炎學問中複雜而多維的面向。

「太炎先生一生，充滿愛國者的心酸，革命者的顛沛，學者的悲憤，然而他不屈不撓，被人視為瘋子——一種天生的怪人，他的言行往往驚世駭俗，超越政見與黨見，富有超前意識，常為世所不解，他是倔強的化身，桀驁不馴的代名詞，不說假話的象徵，他正是執著『依自不依他』的哲學，孕育了自己的學說。如果他沒有參與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革命-抗日戰爭的歷史巨變，也許他的學術成就會大大暗淡。」章念馳先生在《我的祖父章太炎》中寫下的這段話，或許可看作對這位革命家及其學問帶著溫情的素描吧。

接力者與傳承者

很難找到第二個「國學大師」比章太炎更能擔當「師」的分量。章太炎一生學生眾多，且往往是各領域的頂梁之才。許嘉璐教授在《章太炎全集》序言細數，「承其小學者黃季剛、錢玄同，繼其史學者朱希祖、王仲犖，汪旭初以文學顯，吳絸齋以經學鳴，余者自成一家者更有難數」。

學生在章太炎北平追悼會合影，右起分別為馬太玄、錢玄同、周作人、許壽裳、馬裕藻、朱希祖、沈兼士、朱鏡宙。

有弟子，還有再門弟子，學術之道就這麼一代代傳下去。如今，從事訓詁學研究多年的王寧教授在《全集》出版研討會會場上環顧四周，頗有感慨地說到，「我們北師大是章黃學派小學的繼承，今天在座的有章黃之學的幾代學者，從《章太炎全集》編纂主任許嘉璐先生，在座的錢超塵先生，我們算是一代，下面兩代人在這兒坐著。我們的師輩大多不在人世，但是我們對自己的專業，對自己繼承的中國傳統語言學一直是在堅守。」

傳承不僅在代際間，也在地域中擴散。陳學然教授便細細回憶了章太炎研究如何通過成立學術委員會、設立中文及歷史學系、開展學術研討會、舉辦研究工作坊一步步在香港城市大學落腳。他自信地說道，「香港對章太炎的研究是從我們系開始，也是以我們係為中心」。張昭軍教授則回憶了自己在日本東京的學術時光：「我們在東京專門成立了一個章太炎研究小組織，給小組起了個『章學友』的名字，周末組織小組去重走太炎先生當年走過的路，平日則到東京大學請專家給我們講文史。」

不同領域內的後生們在傳承章太炎學術道路的同時，也努力發掘其思想中新的資源與新的啟示：周振鶴教授和朱小健教授同時提及了章太炎《新方言》對中國語言學研究的重要意義；韓子奇教授期望進一步章太炎對經學、子學的現代化問題；江湄教授重視在革命與傳統有機辯證視角下展開對中國革命和未來發展道路的反思；嚴佐之教授則更關注章太炎學術思想中的文化自信主張。何俊曾在發言中談到，與馬一浮強調「多元的統一」相比，章太炎的路子是帶著學生一點點看下去——就像看山，馬一浮強調在不同的視角中整合出對山的統一認識，章太炎卻總是興緻勃勃地領著學生指認每一道不同的褶皺，每一塊形態各異岩石，每一株顏色絢爛的花草——擱置統一而強調卓識，這或許正是他的學生遍布各領域且各自卓成大家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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