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在北歐幹了什麼禽獸行為？連孩子都不能倖免

1942年的一個平凡的下午，中國重慶的孩子們正在緊張地等待著防空警報，日本人慣例性的轟炸又要到來了。他們隨時要循著指揮躲到民防工事里。而遠在世界另一端的芬蘭的孩子們，這也在等待著早晨前來空襲的蘇聯飛機。待轟炸機投下炸彈，在平地上炸出一個坑之後，他們會玩一個叫做「炸完就跑」（Bomb and back）的遊戲。

這個遊戲看上去非常殘酷，具體規則就是一幫孩子從地下室蜂擁而出，奔向那個炸彈坑。誰第一個到達炸彈坑就能夠當一天的國王。儘管是在戰爭鐵蹄的殘酷壓迫之下，他們的噩夢裡也會時時出現坦克、槍炮和空襲，這些孩子們仍然能在戰爭里找到屬於自己的樂子。這種樂觀只有孩子才能具備，畢竟孩子們的歡樂總是無止境的，

而與此同時，這些調皮芬蘭孩子的兄弟可能遠在瑞典和丹麥，坐在裝修一新的教室里聽著窗外納粹德國士兵整齊的腳步聲，朗朗地學習著各科知識。這些人就是芬蘭的「戰爭之子」：在蘇芬冬季戰爭和繼續戰爭期間前往瑞典和丹麥等北歐兄弟國家避難的芬蘭孩子們。他們是沒有機會玩「炸完就跑」這一款讓人多少覺得有些殘酷的遊戲的。也許有人會覺得這樣太平的生活不錯，可事實情況是，他們的生活也並不幸福。

在整個冬季戰爭到繼續戰爭期間，從芬蘭遷移到其他北歐國家的孩子大概有7萬到8萬人。這些孩子往往來自於芬蘭城市的中產階級家庭。父母都有一些錢財，但又自覺不足以在即將到來的戰爭中保存自己的家庭。這就只能忍痛割愛讓孩子跑到國外去暫時避避風頭。哪知道骨肉相離一分就是十幾年乃至幾十年。

熟悉二戰史的讀者會知道，儘管瑞典在二戰時候稱自己是中立國，卻在各種行為和條款上明顯偏向納粹德國。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從戰爭一開始的局勢來看，德國明顯強於盟軍，從血緣關係上北歐人也和德意志人親緣關係更重。就算瑞典想有動作，要依靠自己和周邊幾個兄弟國家的實力單獨抵抗德國是做不到的。

另一方面，芬蘭的冬季戰爭受到了德國的強力支援。希特勒一直把北方戰線的芬蘭看作鉗制蘇聯的一大利器。因此瑞典和芬蘭在某種意義上就成為了若有若無的盟友。為朋友分擔一點兒難民負擔也只能算是分內之事。正因如此，瑞典沒有顯示出真正的中立態度，而是很有人道主義地從國家層面迎接這些來自芬蘭的孩子。

可是你只要看一看瑞典實際上還拒絕了許多猶太難民以及從隔壁挪威逃過來的難民（挪威在戰爭期間抵抗過德國）就知道瑞典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立。他們是打著人道主義的幌子，用收養難民這個行為表明自己的態度。

孩子們接過來以後會被派往瑞典正常的中產階級家庭進行撫養。這些人大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社會公益人士，對孩子有一定的愛心和耐心。但畢竟養父母不如自己的親生父母，雙方溝通起來也有一層障礙。如果孩子做錯事情，養父母教育起來也並不那麼方便：如果態度太惡劣，會被政府指責沒有繼續撫養這些孩子的資格；而如果帶孩子管教不嚴，則很有可能對孩子的未來造成影響。這些家庭在照顧這些孩子的時候也真是傷透了腦筋，緊也不是松也不是。這個矛盾也造成了這些孩子在今後的學業和對社會的認同感方面有很大的欠缺。

根據芬蘭的一個社會學研究小組的調查顯示，這些難民孩子在今後的人生道路上各方面都明顯弱於他們留在芬蘭國內的同胞兄弟。這其實也很好理解，這些孩子從小說的都是芬蘭語，到瑞典之後則需要用瑞典語或者丹麥語學習課程，顯然就比其他的同學要慢一拍。而幼年時候在學業上的落後會在一個人的一生里種下自卑的種子。

這些孩子就在自卑的陰影中度過了悲慘的前半生。不僅如此，這些人的國家認同感也非常薄弱，在這兩個國家他們似乎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母國芬蘭，很多人甚至都失去了和自己父母親人的聯繫，一度陷入黑戶狀態。而在撫養國瑞典和丹麥，他們和養父母的關係又往往緊張。

根據兩國當時簽訂的難民遷移協議，這些孩子在是要被送回芬蘭國內的，除非他們的養生父母已經在戰爭中亡故了。可戰後滿目瘡痍、一片貧瘠的芬蘭又實在引不起這些孩子們的興趣，很多人在小學畢業或初中畢業之後就找盡各種借口繼續留在寄養國內，成為了當地的一個社會隱患。當然其中也有很多人通過自己的勤奮努力在瑞典和丹麥永久移民，但這種成功並不是常見的故事。七八萬難民孩子中只有15000人成功做到了這一點。

做父母的人可能有這樣的心態：自己的孩子將來能創造多大的成就或者在學業和事業上表現得多麼出色倒在其次，孩子能健康快樂地生長就是父母最大的幸福。人們或許也能對芬蘭父母把孩子咬著牙送到鄰國去避難有一份理解，畢竟孩子在天下太平的鄰國可以獲得更好的醫療條件和營養條件。可是事實真的如此嗎？或許真相又要讓這些砸鍋賣鐵送走孩子的父母們失望。

瑞典政府和丹麥政府的確竭盡所能地為孩子們提供更好的營養條件，但在戰時這兩個國家也要暗中將自己的很多農產品與納粹德國做交易，國內的營養條件並不如人們想像得那麼好。瑞典人的日均熱量最多也就是比因戰事而營養極度匱乏的芬蘭稍微好一些。醫藥條件上問題就更大了。北歐的酷寒很容易讓人罹患呼吸道疾病，養父母又不可能像親生父母一樣對孩子照顧的這麼無微不至，因此很多難民孩子就在鄰國患上了肺結核。這在當時跟不治之症基本也就是畫上等號了。

這些罹患肺結核的孩子會被送往一個單獨的孤兒院隔離撫養。由於孤兒院里住的都是這種被隔離的孩子，又使得這種病在孩子群體當中交叉感染。很多倒霉的孩子都沒有熬過他們在鄰國的第二或第三個冬天，因肺結核倒在了病床上。這一點，恐怕是那些送他們出走的中產階級父母不曾想像到的。

心理上的問題更加無法避免。英國心理學家約翰·鮑比（John Bowlby）曾經提出過一個依附理論：孩童在成長過程中因社會和情感需要，必須至少和一名主要的監護人發展出親近關係，否則將會造成他成人後心理和交際功能長久的不健全。在芬蘭難民孩子的問題上，這個依附理論得到了最好的驗證。

能送到為數眾多的瑞典撫養家庭中和養父母建立准親子關係的孩子算是比較幸運的，麻煩的是那些被直接送到集中保育所機構的孩子們。他們和保育所的工作人員沒有可能建立起互相信任的親密關係。很多人甚至在保育員的打罵之下產生了極強的逆反心理，這或許也是他們後來在學業中表現不佳，在兩個國家都難以找到社會認同的另一個佐證吧！正如林雪平大學社會研究所的澤特奎斯特·尼爾森（Zetterqvist Nelson）教授所說：「我被當時瑞典人的想法驚呆了。他們僅僅只是拯救孩子，而從來不從心理學問題上考慮他們的人生。」

也有人會說，在戰爭期間能夠保住一條小命、吃飽飯不生病就已經不錯了，誰還有心思去考慮心理健全的問題呢？這話著實不假，所以這些孩子的悲劇與其說是瑞典接收方的管理不當，倒不如說是因為戰爭的殘酷而造成的無法挽回的悲劇。這些孩子的一生都會和蘇芬之間的冬季戰爭與繼續戰爭聯繫在一起。無論是發動戰爭的罪魁禍首，還是他們的父母在想事後追悔或彌補些什麼，恐怕都已經來不及了。珍愛和平，即使是為了我們的後輩兒孫能夠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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