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中國歷史是否有另一種可能

文| 關軍

中國的現代啟蒙，可以看作一場轟然作響的危機倒逼，危機來得過於突然了，過於刻骨銘心了，放眼悠長的華夏文明史，這也算是最最重要的拐點了。而且，由於複雜微妙的民族心理，現代啟蒙顯得既艱難又脆弱，很難說已經真正完成。

有時你會天真地想：中華文明與現代文明，就沒有可能存在一個更順暢、更良性的關係嗎？

回到這種文明的衝突的起始處，像圍棋棋手那樣復盤，其實是非常有價值也非常有意味的。真得感謝格外關切中國的法國學者阿蘭·佩雷菲特，他於1989年出版的《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堪稱中國研究的經典，也是歷史題材非虛構寫作的標杆。此前差不多10年，為了還原那次「撞擊」，他搜集的原始資料多達一萬兩千頁，包括30多個見證者的記錄（他形容為「架設了30多台攝像機」），尤為可貴的是，在他的推動下，沉睡在故宮清史館的相關檔案被喚醒，東方與西方的史料，終於可以對話，可以「爭辯」了。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停滯的帝國》，1998,2007,2013

佩雷菲特所說的「撞擊」，是隱性的，並無任何可視的波瀾，但它卻比近代史任何一場戰爭都重要，決定了此後三百多年間東方大國與西方世界的風雲際會。

那是公元1793年，天朝紀元為乾隆五十八年，「撞擊」的確切時間是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莊，一頂華貴的帳篷內，82歲的乾隆皇帝接受一些前來祝壽的朝貢者，其中就包括英國王室宗親、馬戛爾尼勛爵。

馬戛爾尼並不是真來祝壽的，他是英王派遣的使節，希望推進兩國平等的邦交，互派長駐外交官，尤其重要的是，要說服中國更多地向英國開放市場。當時的中國，依然自認為是惟一的天朝上國，哪裡會跟誰「平等」交往，又哪有必要放開外貿？英使對中國的自大與閉塞略有所知，為了顧及滿清的面子和認知水平，馬戛爾尼在對華的辭令上掩飾了真實目的，就說是拜壽吧。

這應該是前所未有的豪華使團，他們分乘五艘大船（包括擁有64門火炮的獅子號戰艦），隨員足有700人，連天文學家和物理學家都帶上了。而他們祝壽的禮單更是讓人目眩，有地球儀、天體運行儀、望遠鏡、秒錶、榴彈炮、卡賓槍、連發手槍、軍艦模型、油畫……我覺得只有滿漢全席的菜單才會豐富至此。耗費10個月的遠洋顛簸送來這些禮品，英國人當然也是在展示國力。而那些禮品在中國的凄慘遭遇表明，西方人秀著肌肉，中國人閉著眼睛。

這裡有一個有趣的細節：馬戛爾尼覺得，東方人在描述事物時有浮誇的習慣，於是介紹時對自己的禮品多有「東方」式的誇讚，他不知道中國人的例外——送禮時可別浮誇，應該貶低其價值（小玩意、小意思），否則受禮者就會不開心。

這次外交努力，從整體到各種細部，充滿了誤會與反諷，戲劇張力極大，如果說這本書的本質是沉重的，至少是「喜劇的憂傷」，閱讀本身讓人興味盎然。

訪華使團副使喬治·斯當東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聾子的對話

彼時的英國，正藉助資產階級革命而小國崛起，米字旗插向世界各個經度，遂有「日不落帝國」之謂。中國的官方宣傳機構前兩年拍過一部紀錄片，《與全世界做生意》，是中國當下的發展戰略，而18世紀的英國是這種貿易全球化的鼻祖，反諷的是，如今想和全世界做生意的那個大國，那時最蔑視的就是生意人，也不認為本邦之外還有什麼「世界」。可以說，天朝處於巨大的貿易順差，除了鴉片，沒覺得還要進口別的，而歐洲貴族社會正陷入對中國商品的迷戀中。

1725年，一個英國家庭的下午茶時光

乾隆時期的中國，GDP約佔全球總量的一半（西方研究機構的數據），國力殷實，英國人此行雖想探看虛實，卻並無多少非分之想。更何況，印度這頭東方大象已經讓英國殖民者難以消化，麻煩纏身，他們的遠東謀略並不複雜——我有科技，你有市場，一起做生意豈不最好？

「如果這兩個世界能增加它們之間的接觸，能互相吸引對方最為成功的經驗；如果那個早於別國幾個世紀發明了印刷與造紙、指南針與舵、炸藥與火器的國家，同那個馴服了蒸汽並即將駕馭電力的國家，把它們的發現結合起來，那麼中國人與歐洲人之間的文化交流必將使雙方都取得飛速的進步，那將是一場什麼樣的文化革命呀！」佩雷菲特忍不住在行文中發出如此感慨，但他看到的是不幸的事實——兩個國家都自視為文明的正統，而對方則代表著野蠻和落後，「『世上最強大的國家』和『天下惟一的文明國家』」，作者借他們自身的認知揶揄著，而他們之間在1793年進行的，是一場「聾子的對話」。

古老文明與現代文明哪有可能見面就握手？

當時的天朝不僅蔑視貿易，也無視規則，事實上，促使英國要與清廷建立邦交的重要原因，就是英國商人在中國僅有的通商城市也得不到權益、自身安全的保障。五十多年以後，西方向清朝發動的攻擊，有很多原因，而腐敗、昏聵、藐視規則與人權的清朝政府並非完全沒有責任。

▍面子問題

乾隆五十八年這場失敗的交往，前後歷時一年多，其中最大的分歧在於禮儀之爭——朝廷認為英國使臣對「天子」要行三拜九叩之禮，這天經地義，歷來的朝貢者莫不如此，馬戛爾尼堅持只行單膝跪地之禮，就像對英王所做的那樣。

9月14日那天，馬戛爾尼到底行了怎樣的禮？直到現在還是未解之謎。眾多的當事人的回憶錄，說法不一，很多都遮遮掩掩，閃爍其詞，至於清廷這邊更是弔詭，在相關檔案中，其他事情上的來來往往均有記錄，對於禮儀之爭卻未著一字——談論這件事本身，不就已經損害了天朝的威嚴了嗎？

作者傾向於認為，馬戛爾尼行了比單膝跪地更複雜一些的禮，但又不是天朝希望的三拜九叩。考慮到之前乾隆曾發話，允許英使按他們自己的習俗行禮，這場禮儀之爭里雙方都做了妥協，只不過，事後雙方都覺得受了傷害。

面子，還有什麼比這個更重要嗎？尤其對於天朝而言（為了維護自尊心，朝廷會大言不慚地告訴英使：「至爾國所貢之物，天朝原亦有之」）。

我覺得，覲見時的禮儀之爭，並不如通常認為的那麼重大。兩種文明的難以溝通，是深層的、全方位的，即使三拜九叩了，兩國通好也是痴人說夢。只能說，雙方遠沒有為這樣的相遇做好心理準備，互相怨恨不可避免，套用今天的外交辭令，都未能尊重對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文明之火及其灰燼

在第一次訪華之初，作者就驚異地發現，這個社會與使團回憶錄中的中國那麼相似，「每個中國人的基因里都帶著乾隆帝國時的全部遺傳信息」。中國問題太讓他著迷了，僅僅為了此書，佩雷菲特就六次到訪中國，分段完成了英國使團在中國大陸的返程線路，細緻考察民風民情，查閱浩繁史料。這本書承載的汗水的分量是驚人的。

我也感佩於那位年逾八旬的天子。我幾個月前在香港的圖書館讀到一本《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資料彙編》，它厚重得如同紫禁城的牆磚，收錄的君臣往來的聖旨、奏摺等文件有420多份，有時同一天或同一件事，乾隆連發幾道指令，從他對英國人此行事無巨細的關切不難看出，關於本朝的落後一面及對方的潛在威脅，他有所感知。可是其南轅北轍的操勞，只會讓人發出更沉重的嘆息。

暮年的乾隆皇帝畫像

《叫魂》也是一本歷史題材的非虛構，講的是1768年全國性的妖術恐慌以及乾隆的應對，同樣是殫精竭慮批文無數，同樣是對危機隱隱的憂慮，同樣是無法逆轉這部龐大國家機器的命運。

上海三聯書店《叫魂》，1999-1

後人審視1793年這次失敗的外交，很容易地把中英雙方都理解為傲慢無禮的傢伙，事實當然遠比這個複雜。無論馬戛爾尼還是乾隆，他們都足夠睿智和勤勉，有時也不乏靈活性，遺憾的是，避免文明的衝突實在太難了，他們無法超越自己的局限。

我想，我並不是在談論遙遠的、「歷史上的今天」類型的故事，它當然也屬於今天。中國已經急切地要與全世界做生意——就像18世紀的英國——但是我們如何融入並理解這個世界，仍然需要探索……

在中國人的觀念里，100多年間遭受的諸多不幸都是由於外民族的掠奪。「錯誤不可能是由它自己造成的」，佩雷菲特寫下的這句反語。課本里講到了許多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貪婪、野蠻、嗜血，但研究歷史，我們不能僅止做簡單的道德批判。

當我以更寬的視角打量中國近現代歷史，不得不懷疑一點：曾經強勢而漫長的文明，某種程度上，是否成為了中國人的負累？書中有句話我印象深刻，「文明之火被自己的灰燼壓著」。那些自大、虛偽、保守、排外的基因，是否已經或永遠絕跡？很難斷定。讀讀奈保爾筆下的當代印度，我也能清晰看到類似的文明的負累。

深入到1793年「撞擊」事件的內部，我們難免做這樣的假想：歷史有沒有一種更好的可能性？亦即，中國與西方的故事會不會有一個良性的版本？我有我的回答，作者有作者的回答，至於您，最好在讀過這部經典之後尋求您自己的結論。

【作者簡介】

關軍|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前媒體人，自由寫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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