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拓跋鮮卑部的早期歷史――讀《魏書·序紀》

*作者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民族志文獻整理與研究」（項目批准號：12&ZD136）項目組主要成員。

（一）

與突厥、蒙古等族的祖先傳說相比，《魏書·序紀》所記載的拓跋鮮卑人對遠古的記憶，顯然更強烈地受到了當日中原文化得多的影響。今人在研讀《魏書·序紀》時，發現有諸多頗費思酌而又未易析解之處，這便在很大程度上與上述因素有關。本文即擬遵循著中原文化是如何影響了拓跋鮮卑對遠古史跡的重構這樣一條線索，去解讀「序紀」所遺留的若干謎團。

所謂中原文化的影響，至少包含兩層不同的意思。《魏書》是由漢人用漢文來書寫的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書，因此它當然會受到中原漢地歷史編撰學傳統的影響。霍爾姆格蘭在分析「序紀」有關拓跋早期史的資料來源時曾寫道：「在這裡，魏收所能擁有的，無非是走了樣的口頭傳說和他本人的漢文化的遺產」。魏收「本人的漢文化的遺產」，即指上面這一層意思而言。所謂「走了樣的口頭傳說」，則是魏收從事史學寫作的素材。那中間雖然也滲入了中原文化的深刻影響，但它所反映的，基本上還應看作是北魏官方乃至拓跋鮮卑統治集團對自身根源性的解說，而不能將它視為只是漢人對那段歷史的闡釋。以緊接著就要討論的拓跋氏出自黃帝後裔的見解為例：它不僅以「祖黃制朔」、「國家以繼黃帝之後，宜為土德」等等言辭常掛在北魏漢人大臣的嘴邊，而且也以「魏之先出於黃帝」之類的標榜出現在很可能是由皇帝自己起草的詔制之中。

「序紀」記錄的拓跋先世史，按它所給出信息的詳略差異，可以分為三段。這個譜系遠溯自黃帝之子昌意「受封北土」，其後一支世為鮮卑部「君長」；至名為「始均」者，「入仕堯世」，又受帝舜之命為「田祖」；始君之裔，「積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諱毛立」。這是第一段。從昌意到始君，「序紀」未明言其間世次；由始均而下，「爰歷三代」，直到成皇帝毛之前，總共積六十六世。北魏時人承認，他們對這一段歷史幾乎一無所知：「自始均以後，至於成帝，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

第二段從毛皇帝開始，歷節皇帝貸、庄皇帝觀、明皇帝樓、安皇帝越，總共五帝。與之前的六十六世不同，關於毛和毛以後的這幾個人，史文雖然仍沒有留下多少具體事迹，但至少都舉出了他們的名諱。過去曾有人提出，拓跋先祖多單名，不太符合北族習俗；尤其是此後有獻帝名鄰，以r- 或l- 作為詞首輔音，更與蒙古、突厥及通古斯諸語的語音規則相左（按這一分析也適用於明皇帝的單名樓）。因此他們認為，這個祖先譜系，很可能出於相當晚近的假託。不過正如內田吟風指出的，《通志·氏族略》將獻帝的名諱寫作拓跋與鄰；考慮到拓跋珪原名拓跋涉珪，「與鄰」應當是偶然被《通志》保留下來的獻帝原名。上述諸帝的單名多為深受中原文化影響的拓跋後人所改；但是以此而推斷整個系譜都屬於後來人的虛擬，其根據仍然是不充分的。

拓跋先世史的第三段，從安皇帝之後的宣帝推演，下至詰汾共九世。拓跋鮮卑部的兩次重大遷徙，就發生在這期間。詰份之後的力微，被認為是真正創建北魏「帝業」的人。如果說「序紀」對這第三段的記載依然因仍著第二階段記載的「口述史」性質，那麼從拓跋力微時期（至少是從力微的後期）開始，北魏歷史便進入它的「實錄」階段了。

（二）

既然自始均至毛「世數久遠」、「史弗能傳」，則所謂始均之裔積六十七世而至毛的說法，究竟是從哪裡來的？

最早認真地提出並試圖解答這個問題的人，似為卜弼德。他指出,既然始均與舜同時,則他的活動年代,按照/標準年代學0,就應當是在紀元前大約2210年上下;而/成皇帝毛0,在他看來是比照戰國末的匈奴單于冒頓而虛構出來的,也就是說,毛的年代應當是公元前200年。這樣,在始均和毛之間就應相隔2010年。按三十年為一世計,正好六十七世。

卜弼德的上述見解確實極有想像力。但它也存在兩個不可謂不重要的未周之處。首先,對於舜的/標準年代學0定位究竟是如何產生的,這是魏晉之際人們的認識嗎?其次,說毛是後來的拓跋鮮卑人比擬冒頓而虛擬出來的祖先,究竟有什麼根據?想來正是為著算術的需要,卜弼德才會在他的論證里安排這兩個未經坐實的預設。

因此,且讓我們放棄以毛比擬冒頓的假定,而改用拓跋鮮卑史上最早的確定紀年,即力微的生年(174年,儘管這個年代本身仍然是很可疑的,下詳說)作計算下限。其次,還應當盡量採用南北朝時關於遠古紀年的一般知識來確定舜的年代。當日流行的遠古/標準年代學0數據,比較完整地保留到今天的至少有兩組。其中之一見於西晉發掘的/汲冢05竹書紀年6。據此,則西周共257年;商從滅夏算起共有歲496年;夏自禹至桀亡總471年,三者凡1224年。至於從東周開始到力微生年之間的所歷年歲,則是一個常數,是為944年。兩項相加,遂知舜的活動年代當在力微出生之前2168年。另一組數據可由5漢書#律曆志6求得。自「上元」至秦亡(前206年)凡143,025年;而/上元0至武王伐紂為142,109年。兩者相減,得西周至秦亡之間凡916年。這個數字,加上商(凡629年)、夏(凡432年)、舜(凡50年)的歷年,再加從秦亡後至力微出生之間的379年,總共有2046年。按古意一世為三十年計,則2168年合七十二、三世次,亦即舜的時代距力微之世為七十三、四世。但這與拓跋人自己對其先世的推算不太合轍,這裡不去說它。而2406年則共合八十世。從力微之前的詰汾往前數,追溯到毛之後的節皇帝貸共十三世。二者相減,從舜時代的始均直到毛為止,恰好還剩下六十七世代!由此可知,北魏在追溯遠古世系時所依據的,就是被記載在《漢書》律曆志中的那個「標準年代學」的版本。

應當指出，上面的演算完全不是試圖建立拓跋古史的「確切」紀年，而是為了說明，北魏時候的人們在重構拓跋先世史時，為什麼會把那一段「史弗能傳」的蒙昧時期不多不少地說成有「六十七世」。

由此又可以產生出另外三點認識。一是上述推演過程按三十年為一世來計算從貸到詰汾之間的諸「皇帝」在位的總年數。但這樣做卻完全忽略了以下事實，即由貸至詰汾的十三代統治，其年限長短本來因人而異，沒有固定的時間幅度；更何況拓跋前期傳遞部族統治權的支配原則是兄終弟及，因而按三十年一替換來計算十三代統治的時間長度，這是沒有多少道理的。但為了估算一段原本無紀年依據的過去究竟歷時幾何，除此之外，古代拓跋人還能有別的什麼可行的處理辦法？

其二，這一重構帶有明顯的漢化色彩，因為它顯示出將拓跋部的先世史「嫁接」到中原古史的言說框架內的強烈傾向。從此種視角去分析「序紀」記載的拓跋先世史，就很容易發現，它的第一段只能是在後來依託著中原古史重新構擬出來的。因而所謂「始均」，很可能就是把漢語「始君」的鮮卑語譯音再度回譯到漢語文獻時所採取的音寫形式。據《資治通鑒》，拓跋自謂黃帝之後，是採納中原名士崔宏（即崔玄伯）之議的結果。「通鑒」的這個說法，其依據今已不可查考。但是從上文對這段敘事之來歷的發掘看，我們也許只能讚歎司馬光的目光如炬。

最後，從毛開始的拓跋先世史的第二段和第三段，才是被保留下來的屬於拓跋文化傳統的口傳史。然而這部口傳史一開頭就從勢力已壯大到「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的毛講起，似乎已經不太完整了。在毛的事迹之前，本來大概還有一段屬於拓跋部自己的祖先起源的故事。但在採納了現在為我們所知的那第一段敘事後，原先包括在口傳史開頭部份的起源傳說，反而從拓跋人自己的記憶中消失了。

（三）

早期拓跋史的另一個謎團，是決定了該部歷史命運的兩次重大遷徙的決策者，即先後擁有「推演」稱號的宣帝和獻帝鄰，與檀石槐部落聯盟里的西部大人推寅之間，究竟有沒有關係？按照胡三省的看法，檀石槐聯盟中的西部大人推寅，當即拓跋部的第一推演，也就是宣帝。馬長壽說，檀石槐時代的推寅乃是拓跋部第二推演，即獻帝鄰。黃烈認為，在拓跋兩推演之中的無論哪一個，與檀石槐時的西部大人「在年代上均不相當」。而田餘慶則分別在他的兩處研究中，先後將拓跋部的第二和第一推演與檀石槐時期的西部推寅相勘同。拓跋部的兩個推演究竟能否與檀石槐的西部推寅相勘同，涉及到我們對拓跋部是否參加了檀石槐的軍事聯盟，以及他們的遷徙路線和遷徙時間表等重大問題的認識，所以非常值得作進一步的討論。

據拓跋部的口傳史，拓跋部族從它所居的「石室」（即今內蒙古鄂倫春自治旗境內的嘎仙洞）所在地第一次向外遷徙，發生在以「推演」為名號的人作部落君長的時代；這個推演後來被北魏政權追尊為「宣帝」。對於拓跋部在宣帝領導下的遷徙所到達的地點，學術界的看法大體是一致的。文獻與考古兩方面的證據表明，史文所謂「南遷大澤，方千餘里，厥土昏溟沮洳」，其所在應當是今扎賚諾爾（又名呼倫池）附近的草原地區。那麼，這次遷徙發生在什麼時候呢？

諸家對這次遷徙的發生時間多有推測；大多數人以為它應當是在公元第一世紀之內。但因為缺乏比較明確的證據，所以這個問題至今難有確論。其實，關於宣帝的年代，《魏書·官氏志》里有一則非常珍貴的訊息，值得我們細加玩味。在述及「東方宇文、慕容」兩姓氏時，「官氏志」寫道：「即宣帝時東部。此二部最為強盛」。

按宇文、慕容部之「強盛」於東部，絕對不會早於公元第二世紀初。慕容部的入居東部，事在曹魏之初。關於宇文氏，史文雖有「南單于之遠屬，世居東部」之說，但他們從中部往東遷的歷史也不太久遠。據《周書·文帝紀》，「宇文」作為國姓，始於該部祖先普回獲得三紐玉璽之後。普回傳國於莫那，乃「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是曰『獻侯』，為魏舅生之國。九世至俟豆歸，為慕容晃所滅」。普回、莫那之後的七世，均可於《北史·宇文莫槐傳》考見；不過在那裡，第九代傳人的姓名被寫作「逸豆歸」而已。莫那子即為莫槐；莫槐子普撥；普拔子丘不勤，尚力微之子拓跋綽的女兒，所以他應該是三世紀下半葉的人。也就是說，普拔當與力微同時；而宇文部東遷與普拔之世僅相隔一代。所以這件事至多也只會稍早於拓跋部的第二次遷徙。

那麼，上述以宇文、慕容「最為強盛」而著稱的「東部」，是否可能與宣帝同時呢？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因為宇文、慕容兩氏之徙居東部，都開始於二世紀初；而拓跋力微的活動之連續見於記載，最晚從力微二十九年（248）也已經開始了。兩者相距至多不過三十來年。如果宣帝與強盛時期的宇文、慕容同時代，哪怕是兩部只在東徙之初與宣帝末期稍相銜接，從景帝至詰汾共八帝的在位時間，包括統治年限相當長的獻帝鄰時期在內，也只能被壓縮到總共二三十年的時間段之中。這是不合理的。

儘管「官氏志」把「宣帝時東部」指為宇文、慕容稱強時的東部乃是一個錯誤，但它還是向我們傳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消息：宣帝之統治拓跋部，實在是與鮮卑劃分為東、中、西三部，也就是檀石槐聯盟（約150年代－181年）的存在大略同時。胡三省對兩推演的勘同雖有所未安，但隱伏在這個斷制之後的他對歷史過程那一種感覺，即宣帝推演應與檀石槐同時，仍然是相當地切中事理的。姚薇元認為，「官氏志」的「即宣帝時東部」之語後面應加補「中部」一詞，方為完整。他的意思是，慕容氏在檀石槐聯盟中應屬中部大人。可見他也把「宣帝時東部」理解為檀石槐時代的三部之一。田餘慶推定宣帝率領的拓跋南遷發生在東漢桓帝時期（147年－167年），從時間的判斷上無疑也把握了實情。

設若宣帝的年代果真與檀石槐聯盟同時，那麼拓跋部的兩個推演就全都與檀石槐聯盟中的西部大人推寅沒有關係可言了。拓跋第一推演（即宣帝）雖然與西部大人推寅同時，但前者這時遠在呼倫池之地，所以還不可能被檀石槐編入西部。第二推演則在時間上與宣帝、因而也與西部大人推寅相隔頗為久遠，所以也無法將他與推寅相勘同。換言之，當檀石槐在彈汗山創造震動中夏的業績時，拓跋部很可能是在後方的草原上學習游牧。他們還來不及參加到更南面的檀石槐部落聯盟中來。

（四）

以上討論或許可以證明，拓跋鮮卑從大興安嶺遷至呼倫泊，比一般接受的推測還要更晚一些，亦即發生在公元第二世紀的中葉。這樣，它第二次南遷的年代，自然也要向後順延了。

拓跋部第二次南遷的路線，大概最先是由呼倫池沿大興安嶺西麓朝西南行進。田餘慶概括拓跋部先後兩次南遷所遵循的路徑說：「拓跋先人由大興安嶺地帶輾轉至於西遼河一帶之時，前路已被阻滯，所以從那裡西折，循漠南草原路線至於陰山，越陰山到達五原、雲中、定襄地區」。《周書》記賀拔勝說：「其先與魏氏同出陰山」。可證拓跋部確實是南渡陰山而來到「匈奴故地」的。

詰汾率領的這次遷徙，所經地區「山谷高深，九難八阻」，因為獲得一個「其形似馬，其聲類牛」的「神獸」引領，方能走出險境。內蒙古扎萊諾爾和吉林榆樹都出土有「頭帶尖角，背樹雙翼」的鎏金飛馬銅牌，學者們認為此種飛馬形象就是拓跋傳說中的神獸。神獸形象發現在扎賚諾爾，表明它在第二度南遷之前的拓跋部內已為人所熟知。有人甚而主張，它的造型受到經斯基泰文化東傳的鳥首獸身式「格里芬」形象的影響。那麼，拓跋部的第二次遷徙又應當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我們知道，陰山之南的五原、雲中、定襄之地，在檀石槐乃至以軻比能為首要人物的「後檀石槐時代」，向來是藉以制約三部鮮卑的戰略腹心地區。難以想像，拓跋部會在上述時段里成功地南越陰山，而不留下與原先就佔據著該地的其它鮮卑勢力作生死之搏的任何痕迹。所以結論只能是，拓跋部的第二次南遷，必定發生在後檀石槐勢力在230年代被曹魏摧毀，漠南草原因而形成一時間的權力真空的時候。這時離開拓跋部最初從大興安嶺出行到草原上，大約有七八十年的時間。

但是，這樣地安排拓跋部南遷的時間表，會遇到另一個不容迴避的困難。按「序紀」所說，「神元皇帝」力微執掌拓跋部的權力，開始於220年。如果拓跋部的第二次南遷發生在力微父親詰汾的時代，它就應該在220年之前，而不可能晚至230年代。於是我們的問題就演變為：「序紀」關於拓跋力微的記載究竟是否完全可靠？

「序紀」所述力微事迹，至少存在兩點可疑之處。一是從力微元年（220）之後，記事中斷長達二十八年之久；直到力微二十九年（248）起，我們才開始讀到有關此公活動的連續記載。在「序紀」以外的其它歷史材料里，也找不到力微在248年之前的活動蹤跡。其次，力微的壽命和他的統治年代都出奇地漫長。「序紀」告訴我們，他活了一百零四歲（174－277），在位有五十八年之久！將以上兩點聯繫在一起看，我們有理由相信，力微的在位年限，似乎是在後來被人為地拉長了；而一旦將他的在位時代提前，他的出生年代也就必須跟著往前推。所以就有了他在位前期那完全空白的二十八年，以及超過百歲的長壽記錄。可是問題仍然存在：為什麼非要把拓跋力微的統治年代提前到220年？

話雖如此說，在漢人看來以曹魏代漢為最顯著象徵的220年，對鮮卑人也可能具有另一種更重要的意義。就在這一年，曹丕封后檀石槐時期的軻比能為附義王，又封東部大人素利彌加為歸義王。對北魏時候的人而言，它完全可以被看作是自檀石槐以來鮮卑人共同體與中原王朝相互關係的一個歷史轉折點。

當然，在曹操當政的年代，後檀石槐鮮卑部落已與中原王朝「通貢獻」，或曰「上貢獻、通市」，其部落大人中也已有人被曹操「表寵以為王」。另外，軻比能本屬「小種鮮卑」，而檀石槐的後人被曹魏封王，則在黃初二年之後。這些事實，似乎都不利於以220年作為鮮卑與中原王朝之間關係轉折的標誌性年代。

漢文記載中的「貢獻」，反映了中原王朝從「朝貢－回賜」關係所看到的由藩屬對其宗主履行義務的那一面。但對「上貢獻」的那一方說來，它也可能只是一種貿易往來的關係。曹操執政時代受封為王的，只是鮮卑的西部大人；他們在後檀石槐鮮卑中並不佔支配的地位。因此他們的受封與軻比能受封的意義也不一樣。後者雖然非檀石槐嫡系，其勢力卻在黃初末葉以後達到「控弦十餘萬騎，……得眾死力，余部大人皆敬憚之」的地步。軻比能的受封，完全可能被後來的拓跋人認作後檀石槐勢力的歷史性傾衰。在此之後，應當有另一股鮮卑勢力出現，繼續作為據有塞北、而與中原王朝相對等的一種最高政治支配力量而存在。正是拓跋部承擔了這一歷史使命。這個使命是在誰的手裡完成的呢？答案當然只能夠是拓跋力微，因為他是領導拓跋部走出陰山的詰汾的直接繼承者。

種種跡象表明，道武帝拓跋珪一朝，是北魏政權重構拓跋先世史的關鍵時期。天興元年，拓跋珪定都平城，在依照漢制「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的同時，「追尊成帝（按即成皇帝毛）已下及後號謚」，總共有二十八帝。力微被視為北魏「始祖」，因稱神元皇帝。也是在此前後，鄧淵受詔「以代歌所涉為主要資料」，來修撰《代記》。拓跋古史與中原言說系統的「嫁接」，應當就基本完成於此時。在這時候人們的眼睛裡，道武帝之前對北魏立國的直接貢獻最大的先祖有兩個。一是「總御幽都，控制遐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的「遠祖」。此人無疑是指「始祖」力微。另一人是平文帝拓跋鬱律；從他的廟號被追尊為「太祖」一事即可推知。這兩個人，代表了道武帝時代對北魏政治合法性的兩重論證。力微被塑造成與曹魏並立對等而「總御幽都」的塞北君主。隨後，在力微勢力滲入中原政治的過程中，他的後人一度受西晉封授。而拓跋鮮卑由接受晉政權的封授，到把南移的東晉王朝稱為「僭晉」，與他們斷絕關係，同時「治兵講武，有平南夏之意」，這一轉變正是發生在平文帝（317年至321年在位）的末年。從這時起，拓跋鮮卑就正式以一支完全獨立的勢力，參與中原逐鹿。這樣說起來，將北魏立國的最近淵源上溯到鬱律，並尊之為「太祖」，不是再合情合理不過了嗎？

現在再讓我們回到道武帝追憶拓跋力微事迹時的情景中來。那時離開力微的時代已有一百多年。對一般拓跋人來說，力微的生年以及他就任拓跋君主的真實年代已經是相當渺遠的事情了。或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神元元年」在拓跋鮮卑重構自己的先世史時，被附會為具有象徵意義的220年。力微的生年因此也需要推到220年之前的某個適當年代。

資料的缺乏，不允許我們深究當時人把力微的生年確定為174年的緣由。要是更大膽一點，我們不妨推測，拓跋部統治者中其實還有人記得力微的出生年份、尤其是他的屬相，即他生於虎年（寅年）。一個人如果出生於虎年、而在220年又正當成年，那麼這個虎年就應該是198年。但倘若力微出生於198年，就沒有必要人為地把他的生年再往前推了。因此，他真正的生年最有可能是比198年再晚一輪的那個虎年；也就是說，力微很可能生於210年。而「序紀」載錄的「神元元年」事迹，即「西部內侵，國民離散」，力微被迫依附他後來的岳丈沒鹿回部落大人竇賓等事，也許離開他真正控制拓跋部落的「神元二十九年」並不十分久遠。那時候力微已有三十多歲；他死時的年齡則為六十八歲。他本來已屬高壽；但北魏後來的編史者需要他在220年時即已「總御幽都」，不得不將他的出生提早。他們未免過於粗率，一口氣將他出生所系的虎年提前三輪之多，遂為後人留下發覆的線索。

說力微「最有可能」生於210年，因為它比較符合從另一個角度所進行的推算。我們知道，建立南涼的鮮卑禿髮部，「其先與後魏同出」，在禿髮匹孤時由塞北遷往河西。匹孤子壽闐；壽闐孫樹機，能在西晉泰始（265年－275年）中率部反晉。此時正值力微後期。由樹機能在270年前後業已成人，可知其曾祖父匹孤的出生應當是在200年之前。又據《元和姓纂》，匹孤為力微長兄。這兩人未必出自同母。另外，早期拓跋鮮卑實行「搜婚」之制，匹孤也可能是因詰汾續娶寡嫂，遂收侄兒為繼子。但是無論如何，力微的年齡與匹孤相比，差距不應太大。這一事實，基本上排除了力微出生於比210年更晚的某個虎年（即222年或234年）的可能性。

（五）

在道武帝時代重構的拓跋先世史中，力微的地位非同尋常。但這並不出於鄧淵及其資料提供者的憑空編造。從現在可以見到的文獻來判斷，力微應當是拓跋部內最早擁有「可汗」稱號的人。

關於拓跋部首領的稱號，羅新寫道：「《資治通鑒》敘拓跋鮮卑先世，從可汗毛到可汗力微之間，還提到可汗推寅、可汗鄰，顯然以可汗為拓跋鮮卑酋首之稱號，……然而魏收《魏書》中，全然沒有這方面的痕迹。這可能是因為孝文帝改革以後，北魏前期的歷史資料曾被大幅度地修訂過，故有關史實不得見於《魏書》，《資治通鑒》別有所本」。「通鑒」所本的資料雖將「可汗」的稱號追溯到毛的時代，這不等於說拓跋部以「可汗」作為最高君長的通稱也必定始於毛的時期。在這裡，胡三省對「通鑒」的一條注文可以給我們極大的啟發。他在「通鑒」記烏桓王庫賢對諸部大人聲言「可汗恨汝曹讒殺太子」之下注曰：「此時鮮卑君長已有『可汗』之稱」。所謂「此時」，正乃力微之時也。是則力微以前的可汗稱號，當為後來的敘事資料（很可能就是《代記》或其依據的口傳史）所追加。

說游牧君長以「可汗」為號始於力微，同樣也不等於說，力微之前這個稱號根本就不存在。在作為游牧君主的通稱以前，它很可能已經被當做專屬於個別君長的尊號來使用了。關於這一點雖然缺乏直接證據，但是我們至少可以舉出兩項類似的情況權作佐證。

一個是「汗」的稱號。它與「可汗」同樣最先見於有關鮮卑部落的記載。拓跋力微的長子便號「沙漠汗」。同一稱號也為後檀石槐鮮卑的西部大人所使用。我們知道，東漢末葉的厥機即有子名為「沙末汗」。此兩例中的「汗」都不象是一種通稱，而是構成專名的一部份。「可汗」和「汗」這兩個詞後來都從原蒙古語傳入突厥語。雖然亦鄰真以為，「汗」在突厥語里的原意為「父主」，其詞義由「父主」而轉指強大的部落首領正反映了「父權貴族發跡的脈絡」；而「可汗」則指君主。但對二者在突厥語中的詞義其實很難作出明顯的區別。克勞森說，在突厥語里，無法將這兩個詞從構詞法的角度相互聯繫，「但在將它們輸入突厥語的那些語言中間，這兩種形式或許已經可以互相置換了」。從現在掌握的資料看，如果在它們進入突厥語之前，「汗」已經轉義為能與「可汗」互換的通稱，那麼這也要遠遠晚於「可汗」一詞由某種專屬尊號之轉變為通稱。

另一個由專稱轉義為通稱的例證，是這兩個語辭從突厥語裡面再度作為借詞傳入中期蒙古語的情狀。儘管「汗」大概從最初起就是作為通稱傳入蒙古語的，「合罕」（按即「可汗」的異寫）一詞起先卻是窩闊台汗的專稱。它被當作通稱使用，或應晚至忽必烈朝。「合罕」在從突厥語重返蒙古語族時所經歷的由專稱演變為通稱的過程，也許可以對我們推想它在鮮卑語中的詞義變化有一定的幫助。

為什麼從力微開始，在拓跋鮮卑人中間會產生出一個用指游牧最高君主的通稱？朴漢濟回答說，「可汗」一稱是當匈奴「單于」名號的權威在後漢末葉迅速式微之時，被創造出來替代「單于」，指稱塞北游牧社會的最高君長的。朴漢濟論述該問題的時空範圍都很大，並不專限於力微前後。所以他提到劉淵稱帝之後又下設單于，以致「大單于的稱號，已經降到根本不能與皇帝匹敵的王位的水平」。黃烈以此斷言單于地位的跌落遠在拓跋使用「可汗」稱號之後，所以自謂對上引見解「頗覺可疑」。他並且猜測，「檀石槐可能為鮮卑可汗之始」。只要看一看後漢末在烏桓中就同時封授三個單于，便知道這個名號已嚴重「貶值」的判斷不誤。拓跋力微的自稱「可汗」，就是在此種背景下發生的。力微這樣做，表明他對自己「總御幽都」的崇高地位，在當時就已經有所認識了。

（六）

現在，將本文討論所獲致的若干結論簡要複述如下。

一、「序紀」所謂拓跋部遠古「六十七世」，系據中原古史傳說推算而來。「通鑒」將此說同「魏」的國號的發明權一起歸於崔宏其人，或許是有所依據的。

二、引入「六十七世」之說，導致拓跋部對屬於其自身的那一段起源故事發生失憶現象。

三、拓跋部沒有加入過檀石槐的軍事部落聯盟。拓跋兩推演與檀石槐聯盟中名為推寅的西部大人無涉。

四、拓跋部在第一推演（宣帝）引領下走出大鮮卑山，至於今呼倫湖，其時約在第二世紀中葉。

五、第二推演（獻帝鄰）帶領拓跋部南越陰山至匈奴故地，應當在230年代。

六、自力微時代起，在拓跋鮮卑人中產生出對最高游牧君長的通稱，亦即「可汗」。力微不但是拓跋鮮卑、而且也是整個北族歷史上第一個可汗。

七、力微的政治活動，始於240年代後期。他不大可能如「序紀」所說壽至一百零四歲、在位長達半個多世紀。他真正的生卒年或許是210年至277年，死於六十八歲時。

八、皇始、天興年間對拓跋先世史的重構深受到漢文化觀念的影響。初入平城的道武帝居然能接受如此形態的一部遠古史，證明他那時業已醞釀就何等堅定的統治北中國的意志。

（本文原載於《復旦學報》2005年第2期，並收入姚大力所著《北方民族史十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頁。為方便閱讀，已省去所有注釋，如需引用，請參考原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