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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聯合抗日史

1930年,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中原大戰後,已經改旗易幟的東北軍被大量徵調入關,協助蔣介石與對手搏殺。

看到關外空虛的日本關東軍於1931年9月18日突然在瀋陽等地對東北軍發動攻擊,在不抵抗命令下,東北軍或被遣散,或逃至山區堅持抗日,或被迫撤離。

日本迅速按照早已籌劃好的方案,搬出清末帝溥儀,以長春為「新京」建立了「偽滿州國」,從此中國人民開始了長達十四年的艱苦卓絕的抗日進程。

東北軍主力在關內的日子並不好過,蔣介石採取各種方式削弱消耗他們的實力,還不斷調遣東北軍鎮壓其他軍閥、圍剿紅軍。

1935年3月,張學良被蔣介石下令兼任西北剿總副總司令,4月即要求其帶兵在陝西攻打長征來此的紅軍。在幾次戰役中,東北軍均被紅軍擊敗,張學良和廣大思鄉心切的東北軍官兵們一樣,陷入了「中國人要不要打中國人」的內心糾結。

日本人節節進逼。1936年4月,張學良與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在膚施(今陝西延安)舉行秘密會談,提出聯蔣抗日的主張,並與紅軍達成了「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秘密協議。

這些舉動不可能躲過蔣介石的特務機關的眼睛。

12月4日,蔣介石親自飛抵西安,督促張學良圍剿紅軍,兩人談話不歡而散。9日,為紀念「一二九」運動(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針對日本操縱即將設立的所謂「冀察政務委員會」展開遊行示威,上萬名學生走上街頭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一周年,西安爆發了大規模群眾遊行,軍警開槍打傷一名學生,群眾非常激憤,集體前往臨潼直接向蔣介石請願示威。

12月12日,張學良與楊虎城(1893年—1949年,今陝西省蒲城縣人,近現代著名愛國將領,後被蔣介石下令殘酷殺害)共同兵諫蔣介石,要求聯共抗日,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後,國共達成一致抗日的協議,蔣介石被釋放,張學良被蔣扣押,楊虎城被迫下野出國「考察」,東北軍被調往蘭州、河南、安徽等處,被完全拆散。

面對日本咄咄逼人態勢,國民政府也開始加速進行抗戰的政治、軍事、經濟準備,包括在上海至南京一帶修建了三道國防工事,以易貨貿易等形式進口大量德國裝備武裝軍隊。

1937年7月7日夜,日軍借口一個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北平西南的宛平縣城搜查。遭中國守軍拒絕後,日軍開炮猛轟盧溝橋並向宛平城內的中國守軍進攻,這就是著名的「七七事變」或「盧溝橋事變」,標誌著中國全面抗日戰爭的爆發。

面對武裝到牙齒的、殘暴行徑令人髮指的日本帝國主義,中國人民的十四年抗日戰爭和八年全面抗戰,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犧牲:直接人口損失超過3500萬人,直接經濟損失超過6000億美元,歷來富饒的東部地區幾乎全部淪陷。日軍曾佔領中國130餘萬平方公里領土,淪陷區人民超過2億人。

直到1942年底「珍珠港事件」爆發前,中國軍民以自己的血肉之軀築起的長城抵擋了日本幾乎全部的陸軍主力,使其百萬大軍深陷中國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徹底打亂了其「北進」和南攻、與德國會師印度洋的圖謀,有力地支持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中國抗日戰爭的世界性意義與國際性貢獻是特別突出的,它有兩個主要標誌,一是打亂了德日法西斯全球戰略計劃,正是因為中國人民在蘇聯危難關頭給予的最大支援,使得蘇聯敢於把大量兵力西調,工業東遷,把西伯利亞變成對德作戰的後方基地,最終取得了抗擊德國法西斯的徹底勝利;二是奮勇抗日的中國人民使日軍騰不出手來進攻澳大利亞和錫蘭,與德國搞不成「印度洋會師」。

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先生這樣評價中國的貢獻:「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個師團的日本兵,可以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時任英國首相丘吉爾先生對中國的貢獻說得更直接,「中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東方主戰場,也是為此付出代價最大的國家。如果日本進軍西印度洋,必然會導致我方在中東的全部陣地崩潰,而能防止上述局勢出現的只有中國」。

事實的確如此。1942年1月,8萬精銳日軍大舉進攻緬甸,擬一舉切斷美英援華戰略物資與孤立中國,同時佔領美英在緬甸的軍事基地,伺機進攻印度,以達到西進與德軍會師中東的目的。

在氣勢洶洶戰鬥力強悍的日軍面前,東南亞的歐洲和當地部隊不堪一擊而節節敗退,菲律賓、新加坡等先後淪陷,英、印、荷、澳聯合艦隊在爪哇海戰中慘敗於日本海軍,數萬西方軍隊繳械投降,而正在煎熬中頑強抵抗日軍的中國軍民,卻以驚人的犧牲勇氣和國際主義精神,克服了無數難以想像的艱難險阻,毅然編組10萬遠征軍入印緬作戰且在初期失利後,不屈不撓取得對日軍作戰的優勢,從而一舉扭轉整個東方反法西斯戰局。

中國的抗戰,首先是全民族的抗戰,是一曲所有中國人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信仰,團結一致抵禦外侮的壯麗史歌。

抗戰期間,大西北地區由回、東鄉、撒拉、保安、藏等民族組成的青海騎兵部隊及由彝、白、漢、哈尼、納西、壯、苗、瑤、回、傣等民族組成的滇軍出省對日寇作戰;桂、川、滇等省的壯、苗、瑤、京、藏、白、哈尼、傣等民族的青年紛紛應徵入伍,奔赴抗日前線;遠離抗日前線的新疆到處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堅決擁護抗戰、支援抗戰的感人場面。

以貴州省為例,當時全省人口為1050萬,僅1938年到1942年,貴州徵兵達45.7萬多人,其中很多是少數民族;1944年冬,在甘肅拉卜楞藏區,一周內就有110多名藏族和蒙古族青年自願報名參加抗日隊伍;在四川,修建川滇公路時,築路民工一半是彝族,出工不計報酬,自帶乾糧。同時,各族民工先後在川、滇、湘等地修建了幾十處可供戰鬥機、轟炸機、運輸機及傘兵部隊使用的機場,確保了昆明至仰光、重慶至河內、重慶至仰光、中印駝峰等空中航線的開闢;蒙古族的烏蘭夫,秘密組織百靈廟暴動,打響了蒙古民族武裝抗日的第一槍。

在新疆省,維吾爾群眾爭相採取各種方式支持國家抗日:哈密地區維吾爾族文化促進會主席吾甫爾阿吉個人捐羊150隻;居住在烏魯木齊南山一帶的哈薩克族群眾捐獻300兩黃金。

1938年11月,新疆省若羌縣部分鄉村富豪、手工業者、農民、礦工等各界群眾集體捐獻300隻羊,80頭牛,32峰駱駝,1萬餘兩銀子,50餘兩黃金。

新疆省和田縣一位名叫艾沙的貧苦農民,欲為前防將士捐助銀兩或物品,苦於家貧無力不能達到目的,於是堅決要求政府將其18歲的兒子玉素甫「捐」送前線抗日,以力抗戰日寇,為國家犧牲。他表示:倘其子不忠實抗戰打倒日寇,「即系不孝」,則斷絕父子關係永不相見……

抗日戰爭中,海外的華人華僑所作貢獻彪勛史冊——

政治方面:當時全球3500餘家華人社團,摒棄了客家、潮汕、河洛、閩南、廣府、江浙、雲貴等不同地域文化和商幫的嫌隙,空前大團結,從而影響了大量住在國政府對日政策,有力策應了祖國軍民抗擊倭寇的行動;

資金方面:當時全球華僑包括老幼婦孺在內約800萬,竟然有超過400萬人進行捐款。據當時的國民政府統計,全面抗戰八年間,華人華僑向祖國捐款竟高達當時的國幣13億元,佔中國軍費的1/3。另外,加上其他途徑的捐款捐物,華僑貢獻共約國幣50億元。這不僅僅是錢和物,更是一顆顆熾熱的赤子心、赤子情。

人力方面:南洋(過去,東南亞被華人華僑習慣稱為「南洋」)華僑尤為突出,僅星洲(今新加坡)一地就有上萬人報名回祖國抗倭,印尼歸僑李林(原名李秀若)等都犧牲在抗日戰場上,還有近3200名機工直接回國參戰;高峰時期,國軍戰鬥機飛行員75%為華僑;

物資方面:由於抗戰初期包括美國在內許多國家對華採取封鎖政策,致使中國抗日軍民缺醫少葯,華僑組織通過各種途徑向祖國運送不計其數的大炮、輕重機槍等武器裝備,以及藥品、醫療設備、鋼鐵、防毒面具等等。

同時,南洋華僑還牽頭組織了全球範圍的抵制日貨行動。

不少華僑因為經濟鏈條斷裂而破產,但他們說:只要祖國能趕走日寇,餓死都不怕。

日軍攻佔南洋後,菲律賓、馬來亞、星洲華僑組織「抗日義勇隊」直接抗日禦敵。

日本侵略者進行野蠻報復,在南洋殺害華僑至少50萬人,一些華僑家庭被屠殺至絕戶,數代華僑血汗積累的財富均被日軍霸佔。日軍在亞洲進行的「南京大屠殺」、「新加坡大屠殺」和「馬尼拉大屠殺」三次大規模慘絕人寰的集體屠殺屠城中,被屠戮的對象主要是中國人和華僑華裔。

瘋狂的屠殺反而激起了海內外中國人更加強烈的抵抗意志。

在南洋地區,從烽火連天、外侮入侵的1937年起直至抗戰勝利,共有3193名旅居馬來亞半島、星洲(今新加坡)、暹羅(今泰國)等南洋各地的華僑華人,拋家舍業積極響應陳嘉庚先生號召回到祖國,以駕駛汽車、維修汽車為主參加抗日戰爭。

1945年8月15日,日皇宣布日本法西斯無條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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