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編寫觀念——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國文學》讀札
南京大學丁帆教授
「世界中」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編寫觀念
——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國文學》讀札
文 · 丁 帆
（《南方文壇》2017年第5期）
作為一直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學史研究的海外學者，王德威應該是第三代的領軍者，他幾十年來打通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壁壘，將百年以降的所有文學史思潮現象和作家作品（哪怕是一個有文學史意義的不起眼的小作家）都納入自己研究的視域中，這是我們大陸學者所難以企及的學術態度，如今他竟然將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上限拓展至明末，如此大膽的舉措讓我震驚，有理無理另當別論，但是在學術上的刻苦追求令人尊敬。更重要的是，他的視野十分開闊，知識儲備豐厚，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和思潮，文史哲各門類的方法與觀念，無所不涉，無所不用，這也是一般學者望塵莫及的。就我多年來對他的觀察，其學術性格基本上是持重穩健、客觀公允的，儘管我不贊成書中收入了與全書價值判斷相左的極少篇文章，有些觀點也看似激烈，那是因為所處的文化語境的殊異，乃至於因為意識形態的差異性而形成了反差和落差：你以為是站在政治正確的立場上去批判他的觀念，他卻是以為自己是站在學理的客觀立場上進行「歷史的考古」，視其為一種嚴謹的學風，相比許多一些大批判文風的文章，誰的觀念更具有學理性和學術性，學界同仁心照不宣，不言自明。在我與王德威接觸的過程中，我反倒以為他的性格在謙和之中少了一些剛烈，甚至有點懦弱。
前年去美國，又見王德威，在他的辦公室兼書房裡，得知他正在主編一套卷帙浩繁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沒有想到的是，這部千頁之巨的皇皇大著的英文版如今已然問世了，據悉中文版不久也將面世。從德威先生的這篇導言當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此書的編寫宗旨和體例規範，更重要的是，這種具有把中國現當代文學代入「世界中」的意識，試圖讓中國現當代文學進入正常的世界文化和文學語境的雄心，卻是我們國內學者缺少的視界和魄力。我尚未讀到全書的中文版內容，但是，就此闡發的觀念而言，就讓我們這些專治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國內學者汗顏，因為我們長期只在狹小的中國文化地理版圖中打圈，走不出自我設定的陳腐史學觀念之囚籠，也就讓我們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在近七十年之中只是在修修補補當中帶著鐐銬跳舞，往往囿於形式上的些微變化而沾沾自喜。讀了王德威先生這篇文章，我覺得有必要將他的文學史觀與我們的文學史觀進行一次對照，旨在進一步深化中國大陸中國現當代文學界同仁的問題意識，讓中國文學走出國門，讓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走向世界。
「哈佛大學出版公司《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是近年英語學界『重寫中國文學史』風潮的又一嘗試。這本文學史集合美歐、亞洲，大陸、台港一百四十三位學者作家，以一百六十一篇文章構成一部體例獨特，長達千頁的敘述。全書採取編年順序，個別篇章則聚焦特定歷史時刻、事件、人物及命題，由此衍生、串聯出現代文學的複雜面貌。」顯而易見，在進入「重寫文學史」的序列中，王德威先生在國內諸多文學史的比對之中，是想進行一次大的「外科手術」的，撰寫者是一個「聯合國集團軍」，各自帶著自己的文化基因和密碼進入了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考察，誠然，這無疑就加大了此書的世界性視域，這種編寫人員的世界性元素，可能是當下任何一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撰寫隊伍都不可能達到的組合境界。所以說它「構成了一部體例獨特」的著作，我擔心的也正是在它無比多聲部的優勢當中，會不會在「眾聲喧嘩」中呈現出偏離主旨、各自為政的體例和風格的散亂呢？這要有待於讀了全書後才能做出判斷。
但是，從這四個維度來看王德威先生文學史編寫觀念，我們就會知其良苦用心了：「《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藉以下四個主題，進一步描述『世界中』的中國文學：時空的『互緣共構』；文化的『穿流交錯』；『文』與媒介衍生；文學與地理版圖想像。」我想就其中的幾個問題談一點淺見。
採用編年來結撰文學史的方法似乎並不鮮見，但是，將特定的作家和人物「聚焦特定歷史時刻、事件、人物及命題，由此衍生、串聯出現代文學的複雜面貌」卻是一種獨特的視角和方法，把歷史的細節真實客觀地提純並放大在「歷史時刻」的顯微鏡下進行分析，由此而顯現出歷史的斑駁的複雜性，這也許更能夠讓我們釐清作家作品的原意所在。「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公認『開端』的1919年五四那一天，又到底發生了什麼？賀麥曉教授（Michel Hocks）告訴我們，新文學之父魯迅當天並未立即感受到『歷史性』意義，反而是鴛鴦蝴蝶派作家率先作出反應。而在官方文學史里鴛蝴派被認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學史的時間滿載共時性的『厚度』，1935 年即為一例。那一年漫畫家張樂平（1910—1992）的漫畫《三毛流浪記》大受歡迎；曾為共產黨領袖的瞿秋白（1899—1935）在福建被捕，臨刑前留下耐人尋味的《多餘的話》；電影明星阮玲玉（1910—1935）自殺，成為媒體的焦點；而河北定縣的農民首次演出《過渡》、《龍王渠》等實驗戲劇。文學史的時間包容了考古學式的後見之明。1971 年美國加州《天使島詩歌》首次公之於世，重現19世紀來美華工的悲慘遭遇；1997年耶魯大學孫康宜教授終於理解五十年前、父母深陷國民黨白色恐怖之謎。文學史的時間也可以揭示命運的神秘輪迴。1927 年王國維（1877—1927）投湖自盡，陳寅恪（1890—1969）撰寫碑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四十二年後，陳寅恪在『文革』中凄然離世，他為王國維所撰碑文成為自己的輓歌。最後，文學史的時間投向未來。」這些在「歷史時刻」中人的特定行為的表現，往往是被我們的文學史所忽略的東西，恰恰就是它們構成了文學史最複雜，同時也是最深刻和最精彩的組成要素。一切本質性的東西往往就是在歷史時刻的細節之中凸顯出它的意義和作用。而這樣的耙梳也許只有王德威想到了，同時，也只有他才有條件完成這樣的學術性探究。
順便需要指出的是，從目錄中我們可以看出，《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內在邏輯雖然是按照編年史的方法進行的，但是在目錄次序上卻是無次序狀態的，或許這就是「大兵團作戰」留下的遺憾，抑或就是作者考慮如何按照問題意識進行文學史的組元方法所致，這就需要讀者自行從問題出發，重新在大腦中梳理出一條清晰的編年史的脈絡來，這對於一般讀者來說是比較困難的。儘管如此，這種將許多雜亂無章的歷史碎片拼貼起來的文學史敘述，的確給了我們許多啟迪。
毋庸置疑，我們首先關注的焦點就是王德威先生們在文學史的斷代與分期中的創新觀點。近四十年來，國內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斷代方法已經十分多了，但總是在意識形態之爭當中盤桓，而王氏切分法雖然詭異大膽，卻也讓我們看出他跳出五行舉止背後的深意來了。「《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讀者很難不注意書中兩種歷史書寫形式的融合與衝突。一方面，本書按時間順序編年，介紹現代中國文學的重要人物、作品、論述和運動。另一方面，它也介紹一系列相對卻未必重要的時間、作品、作者，作為『大敘述』的參照。借著時空線索的多重組合，本書叩問文學/史是因果關係的串聯，或是必然與偶然的交集？是再現真相的努力，還是後見之明的詮釋？以此，本書期待讀者觀察和想像現代性的複雜多維，以及現代中國文學史的動態發展。」基於這樣一種治史理念，王德威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斷代便有了自己的考量。顯然，從明末作為中國現代文學開端的切分法具有很大的風險性，肯定會招致中國大陸學界的許多詬病，不僅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學人不會同意，而且那些專攻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學者們也會反對，因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溯至晚清，就有了二三十年的論爭了，何況上溯到明末？記得20世紀90年代中國大陸史學界在一片「現代性」的鼓噪下，就論證了中國明朝政治和經濟的巨大現代性元素，文學界跟進，指出生活在明代中葉的西門慶這個人物身上體現出的現代性元素。我擔心這種詬病會不會出現在這本書的評價體系當中。然而，王德威先生們的理論依據是從何而來呢？
「《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起自1635年晚明文人楊廷筠、耶穌會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等的『文學』新詮，止於當代作家韓松所幻想的2066年『火星照耀美國』。在這『漫長的現代』過程里，中國文學經歷劇烈文化及政教變動，發展出極為豐富的內容與形式。藉此，我們期望向（英語）世界讀者呈現中國文學現代性之一端，同時反思目前文學史書寫、閱讀、教學的局限與可能。」就此，我們便可以看出此書作者如此開端的緣由了。之所以上溯至1635年的明末，是因為被稱為中國天主教「三大柱石」的楊廷筠（此時楊廷筠已經去世八年）與那個重新繪製利瑪竇的萬國全圖的義大利傳教士艾儒略對文學的重新定義，與封建正統的文學觀念相左，融入了歐洲文藝復興以後以人為本的文學理念。顯然，這種追溯的真正目的則是作者將中國現代文學的開端建立在世界格局的大框架中進行考察辨析。將華語文學作為世界文化與文學發展的一盤棋中，才是王德威先生的最終的企圖，因為在許多章節當中，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華語文學創作在海外的傳播與研究，當然這也是為了突出現代性文化在中國的傳播是始於明末。
也許這是受到了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思維和方法的影響，王德威的歷史分期雖然在中國大陸學者眼裡有些標新立異，但是細細考察，這種分期法是有一定的內在學理性的，因為在馬克思看來「世界貿易和世界市場在十六世紀揭開了資本的近代生活史」。（《資本論》第1卷）歐洲資本主義的影響通過利瑪竇和艾儒略這樣一批傳教士將資本主義的文化思想傳播到中國大陸本土，正好與明代中後期許多試圖突破封建思想藩籬的「異端邪說」，如李贄與明末東林黨人的一些新思想的傳播相契合，形成了爾後史學界將中國最初的啟蒙運動歸於明末的新觀念，其最有影響的當屬侯外廬先生《中國思想通史》中的論斷：「中國啟蒙思想開始於十六、十七世紀之間，這正是『天崩地解』的時代。思想家們在這個時代富有『別開生面』的批判思想。」我不知道王德威先生是否也受了這種觀念的影響？但是，無論如何，持這種觀念的學者之所以如此，一是能夠從歷史文化制度的縫隙中發現資本主義文化的啟蒙元素，這本身就具有歷史新發現的學術價值；二是基於學術研究的世界性視野與格局，將處於並不成熟的、萌芽狀態下的啟蒙運動也納入中國現代文化的學術研究範疇內，其思想和方法都有先鋒性的一面。我以為，王德威先生主要的考量是落在後者的。因為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置於與世界文明進程的同步之中，應該是王德威先生的良苦用心，以文化啟蒙為新舊文學變遷與劃界的理論依據是有道理的，沿著這樣的理路去破解這樣的觀念，我們就不難理解這種分期 的大膽和怪異了。不過我還是要有所建議，倘若王德威先生是將這種萌動孕育中的啟蒙元素，放在整個文學史的「緒論」當中作為「序曲」來處理，是不是更能讓人理解和接受呢？
而將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下限止於科幻小說的虛擬時間的維度之上的做法，我自己卻是不能苟同的：「止於當代作家韓松所幻想的2066年『火星照耀美國』。」因為未來不是過去，它不能構成歷史，這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科幻作品中描寫的場景即使就是在將來兌現，它也不能成為當下已經過往的「歷史的時刻」。
但是，這些瑕疵無礙大局，王德威先生這些年一直標舉的「世界中」的「華語語系」的主旨就是：「華語語系觀點的介入是擴大中國現代文學範疇的嘗試。華語語系所投射的地圖空間不必與現存以國家地理為基礎的『中國』相抵牾，而是力求增益它的豐富性和『世界』性。……『中國』文學地圖如此龐大，不能僅以流放和離散概括其坐標點。因此『華語語系文學』論述代表又一次的理論嘗試。華語語系文學泛指大陸以外，台灣、港澳『大中華』地區，南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的華人社群，以及更廣義的世界各地華裔或華語使用者的言說、書寫總和。以往『海外中國文學』一詞暗含內外主從之別，而『世界華文文學』又過於空疏籠統，並且兩者都不免中央收編邊陲、境外的影射。有鑒於此，華語語系文學力圖從語言出發，探討華語寫作與中國主流話語合縱連橫的龐雜體系。漢語是中國人的主要語言，也是華語語系文學的公分母。然而，中國文學裡也包括非漢語的表述；漢語也不能排除其中的方言口語、因時因地制宜的現象。」
「更重要的是，有鑒於本書所橫跨的時空領域，我提出華語語系文學的概念作為比較的視野。此處所定義的『華語語系』不限於中國大陸之外的華文文學，也不必與以國家定位的中國文學抵牾，而是可成為兩者之外的另一介面。本書作者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澳洲、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荷蘭、瑞典等地，華裔與非華裔的跨族群身份間接說明了眾聲喧『華』的特色。我所要強調的是，過去兩個世紀華人經驗的複雜性和互動性是如此豐富，不應該為單一的政治地理所局限。有容乃大：唯有在更包容的格局裡看待現代華語語系文學的源起和發展，才能以更廣闊的視野對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多所體會。」上述觀點，我們可以看出，王德威先生是一個十分推崇大中華文學的倡導者，在他的血脈里流淌著的是對中華文化的熱愛，反觀一些人將他作為右翼學者的靶來抨擊，委實是冤枉了一個正直的學者對中華文化和文學有著拳拳之心的善意，因為王德威既不是左派，也不是一個右派，他只是一個秉持著客觀公允態度，並且有著中華情結的歷史敘述者，為再造中國文學而貢獻一生的學人，僅此而已。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中國現代文學是全球現代性論述和實踐的一部分，對全球現代性我們可以持不同批判立場，但必須正視其來龍去脈，這是《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撰立論基礎。首先，文學現代性的流動是通過旅行實現。所謂『旅行』指的不僅是時空中主體的移動遷徙，也是概念、情感和技術的傳遞嬗變。本書超過一半的篇幅都直接間接觸及旅行和跨國、跨文化現象，闡釋『世界中』的中國文學不同層次的意義。」這樣的學術態度恰恰又是與當前中國「一帶一路」的發展策略是一致的，那我們是不是又得批判王德威先生是政治投機呢？
將現代性切為近代、現代與當代三個時段的史觀來對四百年的中國文學的現代性進行重構，其意義何在？我想這是作者試圖把整個現代性進程的歷史路徑展示給我們看，尤其是在其萌動期的狀態是如何呈現的，由此而在歷史的環鏈中找到作家作品的位置，這當然是值得注意的歷史問題。而我們更關心的卻是現代性產生過程中的許許多多至今尚不能解決的問題和癥結所在，這種困惑才是我們共同急切關心的真問題，所以，王德威的詰問才有了更加深刻的現實意義：「《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企圖討論如下問題：在現代中國的語境里，現代性是如何表現的？現代性是一個外來的概念和經驗，因而僅僅是跨文化和翻譯交匯的產物，還是本土因應內里和外來刺激而生的自我更新的能量？西方現代性的定義往往與『原創』，『時新』，『反傳統』、『突破』這些概念掛鉤，但在中國語境里，這樣的定義可否因應『脫胎換骨』、『托古改制』等固有觀念，而發展出不同的詮釋維度？最後，我們也必須思考中國現代經驗在何種程度上，促進或改變了全球現代性的傳播？」
毋庸諱言，由於王德威先生對中國文化，尤其是共和國文學情勢的熟諳，對幾十年來的各種思潮對文學史的干擾了如指掌，他想還原歷史的真貌，所以，為了讓中國現當代文學史進入正常的學術研究軌道，還是中肯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近幾十年我們越來越明白如下的悖論：許多言必稱『現代』的作家，不論左右，未必真那麼具有現代意識，而貌似『保守』作家卻往往把握了前衛或摩登的要義，做出與眾不同的發明。張愛玲（1920—1995）在上個世紀末進入經典，不僅說明『上海摩登』捲土重來，也指出後現代、後社會主義頹廢美學竟然早有軌跡可尋。陳寅恪曾被譽為現代中國最有才華的史學家，晚年卻轉向文學，以《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構建了一套龐大暗碼系統，留予後世解讀。論極左政治所逼出的『隱微寫作』（esoteric writing），陳寅恪其人其文可為濫觴之一。就此我們乃知，當『現代』甚至『當代』已經漸行漸遠，成為歷史分期的一部分，所謂傳統不能再被視為時空切割的對立面；相反的，傳統是時空綿延涌動的過程，總已包含無數創新、反創新和不創新的現象及其結果。」好一個「捲土重來」，好一個「隱微寫作」，以我之淺見，王德威所要表達的觀點則是：無須用左右去劃分作家，只有現代性才是衡量一個作家價值觀的標準，他們與文學史的構成關係是靠著自己的才華和現代性價值理念發生，以此為文學創作的資本而融入「世界中」的。張愛玲的「上海摩登」自不必說，而陳寅恪《柳如是別傳》的「隱微寫作」卻是叩開了那扇文學如何影射通往現實世界的大門，讓我們望見了陳寅恪「軟性」創作彼岸的風景所在。
王德威先生一直強調這部文學史的「文」，用我們通常的理解，那就是「文體」，講究多文體介入文學史，當然可以大大地豐富文學史的內涵，這種做法在大陸有些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當中亦有呈現，但是像他們這樣大規模、集成化的植入，卻是不多見的。「目前中國現代文學的文類範疇多集中小說、詩歌、戲劇、散文、報道文學等。《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尊重這些文類的歷史定位，但也力圖打開格局，思考各種『文』的嘗試，為文學現代性帶來特色。因此，除了傳統文類，本書也涉及『文』在廣義人文領域的呈現，如書信、隨筆、日記、政論、演講、教科書、民間戲劇、傳統戲曲、少數民族歌謠、電影、流行歌曲，甚至有連環漫畫、音樂歌舞劇等。本書末尾部分更觸及網路漫畫和文學。」其「文」的考量則是「為文學現代性帶來特色」，這一點我倒是覺得有點牽強，如果說是進一步豐富和拓展了更有趣味性的文類，增加了全書的生動性，還是說得過去的。但是，任何文體都可以有現代性元素與符碼的文本可供選擇，比如一幅照片，一個器物，都有可能帶有那個時代的先鋒性和現代性，如此一來，這部著作在數量上的疊加便會十分可觀，變成了一個無窮無盡的無邊的現代性了。
「其次，本書對『文學』的定義不再根據制式說法，所包羅的多樣文本和現象也可能引人側目。各篇文章對文類、題材、媒介的處理更是五花八門，從晚清畫報到當代網上遊戲，從革命啟蒙到鴛鴦蝴蝶，從偉人講話到獄中書簡，從紅色經典到離散敘事，不一而足。不僅如此，撰文者的風格也各有特色。按照編輯體例，每篇文字都從特定時間、文本、器物、事件展開，然後『自行其是』。夾議夾敘者有之，現身說法者有之，甚至虛構情景者亦有之。這與我們所熟悉的制式文學史敘述大相徑庭。」如果我的理解不錯的話，那麼王德威先生所說的「制式」便是「體例」，也就是說主編放權給各個章節的撰寫者，充分發揮他們在闡釋文學史時的想像，將自由敘述的空間放大至極致，這一點是我們的文學史絕對做不到的，因為我還沒有看到中文版的《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我無法想像的是「夾敘夾議敘述者有之，現身說法者有之，甚至虛構情景者有之」是一個什麼樣的文學史書寫樣態。如果說夾敘夾議我們還能理解；那麼『現身說法者』必定是參與過文學史進程的作者自己的故事，如此一來，這就帶有了「散文隨筆」的文體的色彩了；最讓人訝異的是「虛構情景者」，此乃小說筆法，我實難想像這樣的文體樣態的嵌入，會對文學史的構成起著什麼樣的意義與作用。毫無疑問，這種大膽的嘗試，也許會給讀者帶來極大的閱讀興趣，像《萬曆十五年》那樣引人注目，但它是否能夠成為一部信史，可能尚需歷史的檢驗，一切尚有待於中文版中的表述為準，那時也許會讓我們的治史觀得到顛覆性的改變。因為王德威先生對此的解釋的確是讓我怦然心動的：「眾所周知，一般文學史不論立場，行文率皆以史筆自居。本書無意突出這一典範的重要性——它的存在誠為這本新編《文學史》的基石。但我以為除此之外，也不妨考慮『文學』史之所以異於其他學科歷史的特色。我們應該重新彰顯文學史內蘊的『文學性』：文學史書寫應該像所關注的文學作品一樣，具有文本的自覺。但我所謂的『文學性』不必局限於審美形式而已；什麼是文學、什麼不是文學的判斷或欣賞，本身就是歷史的產物，必須不斷被凸顯和檢視。唯此，《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作者們以不同風格處理文本內外現象，力求實踐『文學性』，就是一種意識的『書寫』歷史姿態。」文學史的撰寫也強調其「文學性」的「書寫」，這樣的理念打破了大陸文學史乾巴巴的、程式化的編寫模式，用生動的語言進行「再創作」，跳出枯燥灰色抽象的理論思維的藩籬，用鮮活生動形象的感性思維去叩響文學史那扇沉重的審美大門，固然是十分有意味的形式探索，然而它能否獲得人們的認同呢？尤其是許多學者的讚許，可能尚得經過多次歷史的驗證，我也說不准它的生命力會有幾何。但是，我卻堅信文學史的寫作不能墨守成規，用鮮活的文學語言去闡釋學術問題，應該成為文學史書寫的題中之義。
無疑，王德威先生主編的這部文學史是有著許許多多的亮點的，最重要的是對我們大陸的已有的幾千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構成了一種挑戰，從思想到內容，都有許多值得我們參照和深思之處，從中我們肯定會大有受益的，因為他的編寫思路的開闊和另闢蹊徑，是讓我們在反思大陸幾十年來編寫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時有著很大啟迪的，因為我們缺乏的正是一切盡在讓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回到「世界中」的跨文化傳播的視野：「因此《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不刻意敷衍民族國家敘事線索，反而強調清末到當代種種跨國族、文化、政治和語言的交流網路。本書超過半數以上文章都觸及域外經驗，自有其論述動機。從翻譯到旅行，從留學到流亡，現當代中國作家不斷在跨界的過程中汲取他者刺激，反思一己定位。基於同樣理由，我們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以漢語或非漢語創作的成果也給予相當關注。」
當然，王德威先生所提出的許多尖銳問題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在我們的編寫史中有著禁忌的話題，我們不能說出，但是，作為海外學者，他們有發言的權力，作為學術的討論，我們也不妨作為一種參照：「《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也希望對現代中國『文學史』作為人文學科的建制，做出反思……牢牢守住了『文』（以載道）的傳統。新中國持續深化『文』的概念不僅得見於日常生活中、也得見於社會、國家運動中。因此產生的論述和實踐就不再僅視文學為世界的虛構重現，而視其為國家大業的有機連鎖。文學無所不在。」顯然，這裡所指的「文」就不是文體形式的問題了，而是指意識形態的問題，如果我們閉目塞聽，永遠繞開這個話題，那我們的文學史就永遠是殘缺的，也是經不住歷史的檢驗的。總而言之，一部當代文學史是難以與意識形態脫鉤的，如果一味地迴避，就會像安泰那樣拔著自己的頭髮上天一樣荒唐。
儘管王德威先生的有些文學史理念我們早就意識到了，但是我們不一定就能夠實施，也只能眼巴巴地看著王德威在他自己的文學史著作中體現了：「歸根結底，本書最關心的是如何將中國傳統『文』和『史』——或狹義的『詩史』——的對話關係重新呈現。通過重點題材的配置和彈性風格的處理，我希望所展現的中國文學現象猶如星羅棋布，一方面閃爍著特別的歷史時刻和文學奇才，一方面又形成可以識別的星象坐標，從而讓文學、歷史的關聯性彰顯出來。」這將是一部什麼樣的文學史鴻篇巨製呢？我們拭目以待！
文章本應該打住了，但是，還有一個不得不說的學術問題需要贅述幾句，因為王德威在他的這篇文章中也談及了在中國現代文學界流傳甚廣的夏志清的現代文學史著述：「《中國現代小說史》出版於1961年，迄今為止仍然是英語世界最有影響力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專書。儘管該書遭受左派陣營批評，謂之提倡冷戰思維、西方自由派人道主義以及新批評，因而成為反面教材，但它『濯去舊見，以來新意』的作用卻是不能忽略的事實。將近一甲子後的今天，夏志清對『執迷中國』的批判依然鏗鏘有聲，但其含意已有改變，引人深思。在大陸，作家和讀者將他們的『執迷』轉化成複雜動機，對中國從狂熱到譏誚，從夢想到冷漠，不一而足。而在台灣，憎惡一切和中國有關的事物成為一種流行，彷彿不如此就成為時代落伍者——卻因此弔詭的，重演『執迷中國』的原始症候群。」無疑，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當此書尚在坊間地下運營的時候，我們就從複印本中汲取了它的學術營養，它為幾代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學人打開了一扇看世界的窗戶，儘管它有著這樣和那樣的缺點，但是，它至今仍然不失為一部嚴謹的學術著述，你盡可以從學術和學理層面去進行商榷，甚至批判，但千萬不可再藉助意識形態的棍子將他置於死地，我們歡迎那種指出此著中許多硬傷的做法，那是提倡學術嚴謹的好事情，比如指出史實上的錯訛，甚至用詞造句上的錯誤，這都是正常的學術批評範疇內的指謬。然而，若是用意識形態的標準來衡量學術著作和學術觀點，就脫離了正常的學術批評的軌道。正如王德威先生所言，夏志清這樣一批海外學者的「中國情結」還是十分重的，他們對中國文化與文學的傳播，皆是為中國現代文學進入「世界中」不懈努力的結果，我們千萬不可做那種親者痛的事情。讓這些「執迷中國」學者的學術思想在大陸本土的傳播也佔有一席之地吧！
就在前幾天王德威先生在中國人民大學的演講詞最後還呼籲：「擴充我們對華語世界的憧憬！」這個憧憬只能靠一批從事華語語系的漢學家來完成嗎？那麼大陸本土的學者的位置在哪裡呢？如果我們自己都不做這樣的工作，還要去詬病「闖入者」的他者的學術努力，我們還能對得起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研究嗎？我們自己可以禁錮自己的治學，我們有什麼理由和權力去阻止一批人熱衷於從事對中國大陸與海外華語語系文學的研究呢？
學術是開放的，即使我們不可百家爭鳴，也應該寬容他者的學術自由。
讓歷史作出最終的評判和裁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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