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9.1高分，它對韓國電影人而言是愉悅的疼痛
本文整理自奇遇電影、豆瓣影評
與去年相比，今年商業韓影無論從質量還是票房上，都多少令人感到失望。
入圍戛納的《玉子》《不汗黨》《惡女》三部，由於發行問題或本身的質量問題，都沒能像去年一樣發揮出令人驚艷的電影節效應。
《玉子》（左一）入圍了今年戛納的主競賽單元，但觀眾普遍對它評價不高，Netflix堅持線上線下同時公開電影，《玉子》被三大院線樂天、Megabox、CGV所拒絕，它們佔據了全韓國近93%銀幕數，所以影片最後僅在韓國79家獨立影院上映
之後的《軍艦島》等一部部大片，雖費力宣傳，迎來的卻是不盡如人意的口碑和票房。
戰爭大片軍艦島在國內反響平平
《軍艦島》的韓網評分
就這樣疲軟了大半年，直到8月份，《計程車司機》終於衝出重圍。
《計程車司機》目前的觀影人數已破千萬，躋身韓影票房紀錄前十，還將代表韓國申奧
仲秋，《計程車司機》上映，從個人命運透視集體記憶，直面韓國歷史上永遠翻不了片兒的一頁，5?18血腥鎮壓光州民主化運動。影片中的主角金司機在現實中最終沒有被找到，而這個故事改編的素材也不過是德國記者JurgenHinzpeter的寥寥幾頁記錄。一些場面的處理會讓人覺得過於喜劇化或商業化，但這並不妨礙觀眾為一段真實的歷史動容。
「黑名單」與「新韓影」
第一還是因為今年韓國商業片整體質量確實糟糕，《計程車司機》有點矮子裡面選將軍的意思。
這麼說也許可笑，卻並不誇張。
韓影今年彷彿陷入了爛片魔咒，不少片子既有好演員、也在場景、美術、攝影、宣傳上大費了心力，最後卻連故事都沒講好，難以避免地撲了街。
放在這樣的大環境里看，《計程車司機》顯得愈加可貴。
《計程車司機》的韓網評分
第二個原因，僅就電影本身。
主人公金萬燮（宋康昊 飾）的外部人視角非常可取。電影不從政治，轉而從人性出發，講述了混亂時代中小人物的彷徨與選擇。
影片跨越了國籍、地域、語言、社會階級等隔閡，憑人性的聯繫敲響了歷史的警鐘。
這裡有必要說說作為影片故事背景的「光州慘案」到底是怎麼回事。
歷史上的光州事件
1979年10月，韓國的獨裁總統朴正熙遇刺身亡。12月，全斗煥通過政變奪取軍權。
次年5月，全斗煥宣布擴大戒嚴令，禁止一切政治活動、國會活動。
此舉一出，全羅南道的光州就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示威活動。
全斗煥政府用部隊進行暴力鎮壓，造成數百人死亡，數千人受傷/失蹤
暴力鎮壓之後，全斗煥通過被操控的選舉成功當選總統，開始了他的七年任期。
光州事件則直到1996年才在法律上正式獲得平反。
那段慘劇留下的影像資料想必是重要的「罪證」，這裡就有欣茨皮特和金師傅的功勞。
軍隊押著學生離開（1980.5）
1980年5月，這名姓金的司機，曾兩次幫助欣茨皮特穿越光州的軍事封鎖線。後者拍攝的錄像讓全世界看到了全斗煥的暴行。
韓國人因此一直記得這個德國記者，還在光州為他立了一座碑。
欣茨皮特的紀念碑，人們也應當記住一名司機
由於講述了與光州民主運動有關的故事，《計程車司機》在韓國沒少遭罵。
極右派稱它為「政治電影」、「左派電影」。導演張勳的政治傾向、電影上映的日期等等，也成了這些人公然討伐的對象。
韓國新任總統文在寅（左）也去看了這部電影
韓國大概是左右派對立最為明顯的國家之一。
從80年代起，兩派陣營的地域劃分就很明顯，時至今日，仍是如此。
光州和它所在的全羅南道雖是民主運動及進步思想傳播的起源地，但那裡同時也是韓國經濟發展較為落後的地區，受到了不少地域歧視。
今日光州的鬧市區街景
兩位獨裁總統朴正熙、全斗煥均是慶尚道（保守派自由韓國黨的大本營）出身，他們在任時大力發展經濟，許多資源也向慶尚道一帶傾斜，這就使韓國的地域政治分化變得更加明顯。
去年金秀玹導演的《我孫子最棒》講述了一老一少兩個極右派夥伴的故事。韓國民間左右派對立的畸形政治生態由來已久。
《我孫子最棒》，據說是「討厭政治者」的必看片
《計程車司機》值得一看的第三個原因，是它對韓影表現自由的特殊意義。
朴槿惠政府「黑名單」的公開、執政黨和總統的更迭，在某種程度上，讓韓國藝術界進入了表現自由的新階段。
我認為《計程車司機》並不是一部政治電影，只是與韓國民主化運動史上的痛點有關。
在此之前，直接描述光州事件苦痛歷史的電影可謂是鳳毛麟角。
1996年，張善宇的《花瓣》講述了光州慘案時代背景下的少女受難記
2007年金志勛的《華麗的休假》也直面光州錦南路的武力對抗
宋叔在《辯護人》里飾演的律師宋佑碩是前總統盧武鉉的原型，他在激烈的民主化鬥爭背景下，走上了為民主辯護的道路
《26年》
[局外人的選擇]
張勳導演說過，他所選擇的計程車司機視角，與現今觀眾的視角是一樣的。
司機金師傅是光州事件的局外人，類似的，觀看電影的我們也是未曾經歷過這一歷史的旁觀者。
張勳是金基德的弟子，2008年就憑《電影就是電影》拿到了韓國影評獎最佳新人導演獎
影片里的主角金萬燮，是一個努力賺錢養家糊口的單親爸爸。
他拖欠房租，還跟修車師傅討價還價，之所以願意載欣茨皮特往返光州，也不是為了什麼民主氣節，而是因為對方開出的10萬韓幣的天價。
金萬燮足夠普通
10萬韓元在當時是什麼概念？我按照物價上漲倍率算了一下，大約相當於現在的366萬韓元（2萬人民幣左右）。而且80年代韓國計程車的起步價還只有500韓元。
所以當時的金萬燮不顧自己英語多爛，一聽說有這樣的肥差，馬上從餐館飛奔而出，忙不迭地開車出發，搶到了這位本不屬於自己的外國乘客。
討價還價的金師傅
為了強調他對政治運動的無興趣，我們能在影片的前半部分聽到金萬燮用諷刺口吻評價抗議示威的學生， 「是為了去示威才上大學的么？」。
作為一個小市民出身的計程車司機，他無法理解那些走上街頭示威的知識青年。對他來說，和女兒一起過著安定幸福、不缺吃穿的平凡生活已是最大的祈願。
金萬燮和副駕上的欣茨皮特，形勢似乎開始變得緊張了
和軍人交涉的金萬燮
實際上他對光州示威者的政治訴求了解的真不多。
語言的隔閡使他無法與欣茨皮特進行順暢的交流，夜宿光州的時候，他們和在植等人也只聊了一些生活日常。
所以這裡其實留了個耐人尋味的問題：當我們選擇某一陣營時，彼此間是否一定真的需要通徹的理解？
《計程車司機》顯然展示了另一種可能——超越國境、社會階級、語言和政治理念，人與人之間僅僅出於人性之善，就能互相理解。
在計程車上不停紀錄的欣茨皮特
某些電影會因為一個場面、一句台詞，甚或一個瞬間而變得豐盈。
《計程車司機》中最華彩的部分，就不是什麼激動人心的追車戲，而是金萬燮改變心意的一刻。
他聽著音樂，落下眼淚，調轉了方向盤。不誇張的說，整部電影只為這一幕存在都足夠了。
相比之下，一些略顯刻意的安排，倒有些不盡如人意。記者欣茨皮特也遠沒有金萬燮這個人物有力。
在這個外國人身上，我們幾乎看不到人之所以為「人」的東西。大部分時間他都只是在拍東西。除了所謂的使命責任感之外，他一無所有，彷彿一個記者的標準模型。
金萬燮、在植和欣茨皮特
另外，電影對政府方面的塑造也比較失敗。他們是反派，突然就開始抓正派，就刻畫的方式來看，你會很難分清這群人究竟是政府還是黑幫。
又或許，在導演和編劇眼中，那個時代的政府本來就和黑幫沒差吧…
儘管人們常說電影是電影，現實是現實，但《計程車司機》卻成了一則跨越影像與現實邊界的「尋人啟事」。
那在現實中遺失的，終於藉助電影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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