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嫌疑人時有沒有必要給他們戴頭套？

據《京華時報》報道，最近，某市公安局在火車站站前廣場，舉行了「聯動整治暨公處大會」，（所謂「公處」是「公開處理」的簡稱），被公處的30名犯罪嫌疑人涉嫌參與盜竊、搶奪、搶劫等犯罪，公處大會對這些人實施逮捕、勞動教養或刑事拘留。火車站向來是個摩肩擦踵、熙熙攘攘的熱鬧地兒，在這裡舉行公處還真是選對了地方。筆者曾經在某地火車站站前廣場目睹對票販子的公處，在公安人員的押解下，諸位車票黃牛站成一排，聽候處理。票販子形態各異：滿不在乎、昂首挺胸者有之，嬉皮笑臉、左顧右盼者有之，羞慚滿面、垂頭喪氣者有之，真是人生百態盡收眼底，想必各地的公處模式大抵如此。但這次當地警方做了改革，各位難兄難弟頭戴黑色頭套隆重出場，接受公安機關的處理。犯罪嫌疑人戴黑頭套出場，原先的個性化展示改成了黑頭套下的去個性化，估計群眾只能看個高矮胖瘦了，時間—長，估計看客們失望之餘可能會大叫「不看了，沒勁，沒勁！」

公處一旦沒了觀賞性，恐怕再難以吸引眼球，警方何苦如此呢？且聽公安局長解釋其中緣由，局長認為，在未經人民法院審判前，這些人員因尚未被最終確定有罪，只能稱之為犯罪嫌疑人。如果在公處大會上，讓這些人不戴頭套接受公處，勢必會侵犯到尚未被最終定罪者的肖像權和隱私權等合法權益。原來警方此舉意在於此，難怪有關傳媒稱之為「執法人性化」，這樣做確實有值得肯定之處，從當地警方的良苦用心，可見無罪推定原則之深人人心及我國法治秩序的進步。

在積極肯定警方的做法之餘，筆者對上述改良措施也存在不解之處，因為該做法存在一個內在的矛盾，筆者稱之為頭套的悖論。說穿了，讓犯罪嫌疑人戴上頭套意在遮醜，而公處的震懾目的卻是讓其出醜，這不就矛盾了。犯罪嫌疑人在某些場合戴頭套的做法是舶來之物，國外及港台地區警方逮捕嫌犯或帶其指認現場時，出於保障人權的考量，為其戴上頭套。但是，某市警方將此舉嫁接到公處這個場合就彆扭了，原因就在於它與公處的功能完全相悖，存在內在的衝突。

一般而言，實務部門舉行公處的理由在於：首先，公處對於罪犯能夠起到威懾作用。在大庭廣眾之下，罪犯當場接受處理，除了少數怙惡不悛者外，多數罪犯會感到顏面掃地，以後再要作姦犯科還真得三思。而對於那些漏網之魚，目睹此景能不後怕嗎？其次，公處對於人民群眾能夠起到教育作用。這些年來，由於諸多原因，各種形態的犯罪還很猖獗，老百姓經常有嚴重的不安全感。犯罪是對法律秩序公然挑戰的行為，如果民眾耳聞目睹身邊犯罪，卻見不到罪犯落網，久而久之，他們對國家法律實施喪失信心。而公處就是旨在集中處理一批嫌犯，讓民眾看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重新恢復對國家法律秩序的信心，強化對偵查部門的信賴。

但是，儘管公處看上去很美，理論界非議公處的觀點也相當尖銳。學者們認為這種做法是封建時代遊街示眾現象的殘餘，實踐證明效果並不好，起不到威懾和教育的作用，往往事與願違，產生負效應，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有損法律尊嚴和司法機關的形象。歸根結底，它侵犯了嫌犯的人格尊嚴權。人格尊嚴是公民權利的基礎，因為公民只有能夠維護自身尊嚴，才能夠真正成為具有崇高價值的存在。正如康德所言，人永遠是目的，而非手段。因此，儘管罪犯觸犯刑律應受處罰，但是應當經公平審判處理，對其人格尊嚴的尊重是公平審判的必然要求。此外，我國相關立法對於此類做法是持否定態度的，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堅決制止將已決犯、未決犯遊街示眾的通知》指出：「近來有少數地方將已決犯、未決犯遊街示眾，這種做法是違法的，在國內外造成很壞影響，必須堅決制止……如再出現這類現象，必須堅決糾正並要追究有關領導人的責任。」儘管該通知並未提到公處，但需要指出的是，遊街與公處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只不過遊街是動態演示，而公處是靜態展示。

某市警方想必看到了公處的弊端，故而讓罪犯戴上頭套，也許以為可以魚和熊掌兼得，既有公 處所謂威懾、教育之利，又無侵犯人權之虞。實際上，這樣做給人感覺不倫不類，有些滑稽。公處存在諸多弊端，假如通過給犯罪人戴頭套的做法使公處正當化，那這頭套還不如不戴。況 且在盛夏8月，罪犯頭蒙黑布罩，想必汗如雨下，滋味不會好受。警方要真正做到執法人性化，讓公處壽終正寢才能解決根本。因此，建議當地警方不如索性將公處一廢了之，免得讓人說咱只重形式，捨本逐末，被刻薄地譏為作秀。

書名：偉大的欺瞞

作者：許身健

出 版 社：清華大學出版社

定價：￥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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