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安話三國系列之六——魏晉風度
魏晉風度指的是魏晉時期名士們所具有的那種率直任誕、清俊通脫的行為風格。飲酒、服藥、清談和縱情山水是魏晉時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說新語》可以說是魏晉風度的集中記錄。
魏晉是一個動亂的年代，也是一個思想活躍的時代。新興門閥士夫階層社會生存處境極為險惡，同時其人格思想行為又極為自信風流瀟洒、不滯於物、不拘禮節。士人們多獨立特行，又頗喜雅集。正是在這個時代，士夫們創造了影響後世的文人書法標杆，奉獻了令人模範景仰的書聖，「竹林七賢」，即阮籍、嵇康、山濤、劉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禮法，常聚於林中喝酒縱歌，清靜無為，洒脫倜儻，他們代表的「魏晉風度」得到後來許多知識分子的讚賞。
「魏晉風度」一詞實出自魯迅那場著名的演講。晉人在我們印象里輕裘緩帶，不鞋而屐。他們「簡約雲澹，超然絕俗」。魏晉時代長期的戰亂，離愁，太輕易的生離死別，妻離子散讓他們意識到生命的短暫和可貴。所以當他們意識到生命的長度不可以增加時，他們只能選擇拓展生命的寬度。這時節，各種張揚的，個性的，甚至誇張的生命個體被重視，被渲染，被接受。《世說新語》可以說是這個時代風度的最好畫像。
在這裡，即刻的感受超乎一切，人們在這一分鐘里穎悟，超脫，放縱，這一分鐘里世界只剩下自己。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令人嘆服。這個時候的追求感觀，心靈享受絕非墮落淫靡，而是一種自覺高尚情趣的體現。竊以為中國文化史上頗具一格的士大夫文化便發軔於此。就像山水畫一樣，我們的士大夫空靈而雋逸。
生命在這裡開的絢爛之極，光耀千古。中國文化史上鮮有如此放曠自然的生命，錯過魏晉，儒，釋，道，各自成型，中國的文人們再不用效窮途之哭。錯過魏晉，經世匡政重走正道，中國詩篇里再也沒有陶潛悠然菊花香。錯過魏晉，義理成風，規矩長存，中國名士們再也不敢縱酒狂歌，散發山阿，白眼向權貴，折齒為美人。這一切都如千餘年前在洛陽東市刑場上，嵇康奏響的廣陵散一樣，都是千古絕響！
那為一杯酒放棄身後名的率真，聞美人歿而往吊之的坦蕩，裸形體而法自然的放浪，一任狂瀾既倒寵辱不驚的淡定，是處不拘小節的自然，處世維艱幽默對之的曠達。這一切的至情至性無不讓我們深深震撼和景仰。這就是魏晉風度。
正始時期
以王弼（226－249）、何晏（190－249）為代表。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貴無」思想，認為老不及聖，聖人未必無情，體用如一，本末不二。調和儒道即明教與自然。
竹林時期
以嵇康（223－262）和阮籍（210－263）、向秀（227－280）為代表。（嵇康、阮籍、山濤、王戎、向秀、劉伶、阮咸）
「越名教而任自然」，認為名教與自然未必相和，故崇無崇無，反對名教。
「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嵇康《聲無哀樂論》
「聊以娛無為之心，而逍遙於一世。」——阮籍《達庄論》
「以無為用，不以人物為事」——阮籍《大人先生傳》
元康時期
以裴頠（263－300）、郭象（約252～312）為代表
「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為政也。」——裴《崇有》
郭象的「內聖外王之道」，明教與自然不分，或說，本無所謂的明教與自然之分，天地萬物乃至人事，不過一「自然」耳。自然即是性、命，故應「無待」、「適性」。
「命也者，言物皆自然無為之者也。」——《大宗師注》
「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養生主注》
「凡所謂天，皆明不為而自然。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者，故曰性。」——《山木注》
「聖人雖在廟堂之上，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終日揮形而神奇無變」——《大宗師注》
聖人可以「戴黃屋，配玉璽」、「歷山川，同民事」而無改其為聖人者。
「夫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逍遙遊注》
魏晉玄學至郭象以至極致。
東晉時期
以張湛、韓伯、陶淵明、袁宏為代表。張湛：「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列子注》
自然的發現
「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虛靈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淵明、謝靈運這般人的山水詩那樣的好，是由於他們對於自然有那一股新鮮發現時身入化境、濃酣忘我的趣味。」——宗白華《美學散步》，第183頁。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陶淵明《歸園田居》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謝靈運《登池上樓》
「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謝朓《晚登三山還忘京邑》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岩競秀，萬壑爭流，草木朦籠其上，若雲興霞蔚。」——《世說新語·言語》
「以玄對山水」
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嵇康
深情的發現
「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渺渺而臨雲。」——陸機《文賦》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何所見，憂思獨傷心。」——阮籍《詠懷詩》
「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晉書·阮籍傳》
玄談
或稱之為清談。以三玄為宗：《周易》、《老子》、《莊子》。魏晉真名士，非於世無涉，在其放達歸隱之際，心懷家國、人事，然世道不濟，才無所用，故多為出世之流。清談，一則因其社會，一則因其情節清逸。所論者，皆為老莊之言，志在玄遠高潔之境。
越名教而任自然
越名教者，任自然。放達無羈，不事權貴，既於入世之時，亦心懷出世之志。所謂「形在廟堂之上，而心懷江湖」是也。此間真名士，性真情純，形容俊逸飄灑，常為越禮之姿勢儀態。後人多垢之。然真名士者，非為作態效顰，率性之舉也，以成就一瀟洒之人生境界。
魏晉間，名士多為文學藝術名流，其作情真、自然，如出水芙蓉，一反錯彩鏤金之俗美，佑軍之書清灑飄逸，一反隸書之厚重之氣。陶詩亦清純淡雅，入於悠然之境。明教多入世之志，雖有入世之志，然多以禮教、名實束人，況乎其間家國之亂甚矣，故魏晉之流多退而任自然。
魏晉之風，可謂人、文自覺之肇始，思想解放發端也。
音容笑貌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惟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時人目王佑軍，飄如游雲，矯若驚龍」——《世說新語·容止》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頹唐如玉山之將崩。」——同上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同上
魏晉風度，在很多人看來，是一種真正的名士風範，所謂是真名士自風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雋秀王衍、樂廣至江左領袖王導、謝安，莫不是清峻通脫，表現出的那一派「煙雲水氣」而又「風流自賞」的氣度，幾追仙姿，為後世景仰。
魏晉風度作為當時的士族意識形態的一種人格表現，成為當時的審美理想。風流名士們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誕而風流自賞。晉朝屢以吏部尚書請官王右軍，但遭屢拒絕。我想，正是因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勝，遠詠庄老」、「以清淡為經濟」，喜好飲酒，不務世事，以隱逸為高等這樣的人事哲學觀，才能造就那傳奇的《蘭亭序》。
然而，魏晉風度為什麼在歷代每每遭貶，究其原因，大略是這幫名士們飲酒過度，醉生夢死；再就是放達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談誤國。據傳說「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縱酒佯狂，經常是抬棺狂飲，且身上一絲不掛於屋中，人見均嗤之，他卻反唇相譏：「我以天地為房屋，以房屋為衣褲，你們幹嗎要鑽到我褲襠里來呢？」這些名士們為求長生而煉丹服藥，穿衣喜寬袍大袖且經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捫虱而談」，在當時是件很高雅的舉動。
其實以魏晉風度為開端的儒道互補的士大夫精神，從根本上奠定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基礎，影響的相當深遠。可是，魏晉風度的所及，也帶來了弊端，許多人趕時髦，心情也並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卻也學他們的放達。其實如今年輕人作為對人生的愛戀，自我的發現與肯定，與東漢末以魏晉風度的價值觀念是一脈相承的。而如今年輕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個性上，又和魏晉風度的美學觀相輔相成。
「孔融死而士氣灰，嵇康死而清議絕」，王夫之說這話時，一眼就看出曹操為兒子曹丕、司馬昭為兒子司馬炎在知識分子中各殺了一隻駭「猴」的「雞」。魏晉文壇，便沒有了文人的噪音；魏晉風度，第一眼便是血染的風采。
爭勢篡位，司馬氏父子殺「雞」要來得更為爽利，司馬懿宰了何晏，司馬師宰了夏侯玄，使正始之音斷了兩根弦。至於前前後後而遭殞命的其他著名文人，李澤厚、余秋雨都曾列過清單加以追悼。原來篡位者竟是這麼振振有詞，原來殺人者真是這般有恃無恐！信仰失落的痛苦和官方壓抑的恐怖，致使魏晉文人一邊精心避禍，一邊強行理解，倉猝之間行為乖張，出現了種種獨特的風度。
魏晉風度究竟是什麼？是春秋戰國後第一個分裂期知識分子被迫依附某個政治集團的散漫心境；是獨尊儒術後儒術又不值錢因而「援老入儒」的尷尬處境；是哲學討論日常化的大眾情境。清談、吃藥和喝酒，組成了風度中的風度。
清談高手分五期：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賢、王謝世家、桃源陶令。「同志」一詞最初使用於東漢末年，可見當時的文人對著名的東漢宦禍是何等的同仇敵愾，這種傳統也使魏晉成為中國歷史上最不文人相輕的時代。可是，政治是不甘仁慈的，建安七子的頭把交椅孔融就是死於多嘴，於是正始名士轉而清談不涉及時事的老莊哲學，何晏、王弼還以「無」字對宇宙的追問開闢了本體論的哲學天地。但何晏是不該帶頭吃「五石散」的，越吃越精神，越精神越多嘴，隨後竹林七賢接班清談，且一齊喝酒，嵇康還獨個兒堅決吃藥，結果被魯迅先生一語道破了天機：加夏侯玄在內吃藥的三個都被殺，只喝酒的阮籍混過去了。
竊想，葯使人死，酒使人活，無非因為葯越吃越筆挺，酒越喝越搖晃，正的都得殺，歪的才留下。嵇康的白紙黑字是《與山巨源絕交書》，阮籍不與司馬氏談婚論嫁是因為連續醉了兩個月：正的殺以示嚴厲，歪的留以示寬宏，司馬昭的兩手，不亞於曹阿瞞的兩手。精通文史哲、會耕地施肥、開處方、打鐵的嵇康，就這樣彈完了人世間最後一曲《廣陵散》。第四代清談核心是謝安。倘若說，起初阮籍們是為了避政治而清談，那麼清談愛好者發展到晉簡文帝後，清談反而相當於現代的文憑吃香了，成了晉人攀升的依據，著名的王導謝安就是因為清談而成名而當官的。
當然，滿肚子淝水戰略的謝安是一貫抵制「清談誤國」的說法的，那些真正的清談名士本質上是更為務實的。魏晉風度的極致，是陶淵明提出桃花源的設想。知識分子是社會上信仰最為虔誠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們放浪形骸，他們骨子裡也不敢忘掉憂國，陶淵明「歸去來兮」最後還是充滿政治熱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結。
魏晉風度其實是一種人格範式，清談鞏固其志氣，葯與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應之下，清談、葯與酒漸漸在魏晉社會流行起來了。但是，流行性正是純品格的終結，千秋而下，高談闊論不絕，觥籌交錯不止，風度卻只能是魏晉的風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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