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揚涼州文化 傳承絲路精神

弘揚涼州文化 傳承絲路精神

今日雷台

武威南城門廣場

靈秀天馬湖

日本作家井上靖以《敦煌》向中國西部行了一個注目禮。無數遊人憑這本描述甘肅河西走廊的大書踏上了尋訪涼州的旅途。在井上靖極富想像力的描述中，涼州是這樣的：「涼州土地肥沃，農產豐富，城外平疇千里……涼州城北，就是一望無際的牧場，登上城牆，放眼望去，遼闊的牧場上數不盡的馬匹一群群星星點點散布其中。」

千百年來，涼州文化以其悠久獨特的內涵，吸引著無數作家和詩人的目光。他們或把涼州作為背景，或把涼州作為符號，讓本來金戈鐵馬的涼州更加令人神往。

坐擁甘肅向西開放橋頭堡的武威，在經濟社會快速健康發展的同時，著力打造經濟強市、生態大市、文化旅遊名市，更加註重文化與各行各業的相融相通；更加註重文化與旅遊結合、文化與企業結合。在這樣的背景下，涼州文化論壇的舉辦，無疑為涼州文化提供了更加廣闊的平台。

一

巍巍祁連山，悠悠絲綢路。武威，古稱涼州，位於甘肅中部，河西走廊東端，是中國旅遊標誌馬踏飛燕的出土地，是全國歷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國優秀旅遊城市和中國葡萄酒城。

公元前121年，漢武帝派驃騎將軍霍去病遠征河西擊敗匈奴，為彰顯大漢「武功軍威」，在原休屠王領地置武威郡，武威由此得名。其後歷代王朝都曾在此設郡置府，史不絕書的五涼文化也就此走上歷史的舞台。

姑臧城(今涼州城區)是明確見載於《後漢書》《晉書》《魏書》《舊唐書》《北史》等典籍的中國名都大邑。東漢初期，曾出現過「一日四合」的邊貿經濟奇觀；五涼時期的姑臧城，是與長安、建康相鼎足的中國名都；唐代的姑臧城，是同成都、揚州一起被史書列為大都市的名城。姑臧城，作為前涼、後涼、南涼、北涼及隋末李軌大涼的都城，立都時間長達130多年，計有17位帝王在此立業，姑臧城在中國古都城史上排名第8位。

五涼時期的姑臧城東依谷水河而築，北至白疙瘩，與西南來水相匯，高阜處起梓童台，備哨警。張駿新築南城，起謙光殿，城猶鳳頭，而殿恰鳳凰耳、目、喙五竅，故造五殿以應神宇。南城曲折接張軌所築東城，形如曲頸。東城接中城，中城又接北城，北城狹長，濱泉湖，水草澹澹如煙，猶如鳳尾之彩羽。中城西有西苑城，中城青陽門外，跨谷水橋連接東苑城，恰比雙翼。中城內又有宮城，中城廂與宮牆隙地，為內苑。晉王隱《水經注》載：「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所謂「東西三里」，應是中城東西長度。內苑西廣夏門外，對街可望西苑東門。北城東北城廂皆濱水，不留門以聚水精之氣，屯禁軍。所以，姑臧城共七城、二十二門，以應張駿二十二郡。唐李吉甫《元和郡縣誌》概括道：「(姑臧)城不方，有頭尾兩翅，名為鳥城。」《晉書·張駿傳》：「(駿)又於姑臧城南筑城，起謙光殿，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盡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謙光殿是中國歷史上首個以五行玄學思想構築的皇家宮殿，是姑臧城眾多台、觀、閣、堂、坊、池等建築藝術中的精華，其遺址在今天馬湖。

值得一提的是姑臧城「宮北市南」的創製。前涼修築的姑臧城，改變了中國傳統的宮南市北的王都建築布局，創造了一反舊制的宮北市南的新格局。陳寅恪先生指出：「前後涼之姑臧與後來北魏之洛陽就宮在北而市在南一點而言，殊有相似之處。又姑臧本為涼州政治文化中心，復經張氏增修，遂成河西模範之城邑，亦如中原之有洛陽也。」後來，涼州人李沖受命為北魏政權規劃營造洛陽新都時，就參照了姑臧城的模式，創造了洛陽格局，而洛陽格局又影響到東魏都城鄴城和唐都長安的營建。簡言之，我們今天看到的古代都城格局，其源頭可追溯到前涼修築的姑臧城。從這個意義上說，一些史學家和建築學家把五涼時的姑臧城稱作中國王都的鼻祖。

五涼文化中影響最大的佛教文化，其分支性文化如石窟文化、譯經文化和僧侶文化，不僅影響了中原佛教文化的發展，還直接催生了大乘佛教在長江兩岸、川蜀的興盛。涼州僧人曇曜「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曇曜所開石窟，即著名的「曇曜五窟」，即今雲岡石窟中的16-20窟。這些石窟在形制上的特點是：各窟大體上都模擬橢圓形平面、穹窿頂的草廬形式；造像主要是以三世佛和千佛；主體形體高大，佔據了窟內面積的大部分，系「涼州模式」的石窟。《魏書·釋老志》中的這段記載，明確顯示出「涼州模式」的石窟文化是中國石窟文化的源頭。曇曜還把產生於涼州的「僧祇戶」制度移至北魏，「僧祇之粟，本期濟施，儉年出貸，豐則收入。山林僧尼，隨以給施；民有窘弊，亦即賑之。」介於「常平倉」與「賑災」性質的這種佛教經濟文化在後世被廣泛襲用，源頭也在涼州。

五涼時期，本土僧人還在學佛譯經有成後，遠赴東南地區傳播佛教。河西高僧竺曇猷在永嘉之亂後駐錫揚州始豐(今浙江天台)赤城山，弘揚禪法，成為南派禪學的開創者。五涼僧人南投的路線，一般是假道梁、益，順江而下，東適江左。因此沿江形成了成都、荊州、廬山和建康(今南京)等多個駐錫中心，其中到達建康的高僧最多，荊州次之，駐錫廬山的僧人則以南渡河隴士人的第二代為主。這些城市的早期佛寺就是在涼州僧人的主持下新修或擴修的。

二

縱觀武威數千年文明史，它不僅是「山開地辟結雄州」的軍事重鎮，還是「人煙撲地桑柘稠」的河西都會；不僅是「市廛人語殊方雜」的多民族聚居地，也是文人謀士冠蓋薈萃之所，烈士武將耀武揚威之地。絲路漫漫，歲月悠悠。五千年的盛衰變遷給武威留下了眾多的文化遺產，眾多的文化遺產向世人見證著武威上下五千年綿延更迭的民族奮鬥史。

在武威眾多的文化遺產中，漢簡以其數量多、保存好、內容豐富、史料可貴等獨有的特點構成了中國簡牘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儀禮簡、王杖簡、醫藥簡都被定為國寶級文物。

1959年和1981年，在涼州磨嘴子出土「王杖十簡」和「王杖詔書令」冊簡26枚。「王杖十簡」的發現，曾引起史學界轟動，有不少學者展開研究，郭沫若曾兩次發表署名文章，對簡文的釋讀、次第、編排及有關詔令的年代、尊老養老制度等問題進行研究。「王杖詔書令」簡的發現，也引起了史學界的極大關注，解決了在這一領域懸而未解的許多問題。簡中明確規定，對年70以上的老人，全社會都要給予尊重。還規定授王杖的老人，可以隨便出入官府，可以在天子道上行走，在市場上做買賣可以不收稅，觸犯刑律如不是首犯可以不起訴。

1972年11月，涼州區柏樹鄉群眾在旱灘坡興修水利時，在一座東漢早期的墓葬中發現了一批醫藥簡，共92枚。木簡分為松、楊兩種材質，其中一簡書「右治百病方」尾題。這批醫藥簡是我國年代較早、形式最完整、內容最豐富的驗方著錄，反映了我國早期醫學水平和中醫的臨床治療等真實情況，不僅是我國考古學上的重要發現，也是醫學史上的大事，為我國古代醫學，特別是漢代醫療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不少簡牘學者認為，因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特殊，甘肅是出土和收藏漢簡最多的地方，而漢簡精品多出在武威。同時，武威漢簡也對研究古代的政治、經濟、軍事、醫藥和絲綢之路、民族關係、郵驛交通、科學文化、宗教信仰、社會生活等領域提供了第一手資料，並以此開闢了中國歷史學、文字學、文獻學、考古學甚至書法藝術的全新領域。現在，武威整合優勢資源，把旅遊產業培育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充分發揮文物資源的巨大優勢，確實能讓漢簡「活」起來並成為「有效資源」。

三

西夏王國曾經強盛一時。然而，在西夏滅亡後，開創西夏王國的民族党項羌人卻悄然消逝了，彷彿沙漠中的河流和湖泊在烈日下被蒸發殆盡一樣，消逝得無影無蹤。因此，長期以來，西夏王國在世人的心目中，始終是一個不解之謎，人們不無遺憾地稱其為「神秘王國」。

對於西夏王國來說，武威是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大後方，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西夏建國後，設涼州為「西涼府」，其品位級別與西夏首都興慶府(今寧夏銀川)和大都督府(今寧夏靈武)同等重要。歷史上，涼州曾作為一道重要的屏障，護衛著西夏的西部疆域，同時，涼州又是西夏的瓷都和酒都，是西夏對外貿易的重要通道，對西夏的經濟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更值得倚重的是，涼州曾是西夏皇族始祖誕生與建功立業之地。

迄今為止，在武威發現的西夏文物、遺址，除聞名世界的國寶西夏碑外，還有許多國內外罕見的極其珍貴的西夏文、泥活字版佛經、西夏文醫方、官府文書、卜辭、契約、木緣塔、彩繪木板畫及各類釀造釅酒瓮瓷器、酒器和金、銀器等等，無論在數量或質量上，都在全國名列前茅，在國內外的西夏文化考古、研究、探索中具有極其典型、重要的地位和價值。

西夏碑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西夏天佑民安五年(1094年)為重修寺內感通塔而立。西夏碑原被封閉在城內東北隅大雲寺一座磚砌的碑亭內，清嘉慶九年(1804年)，由中國著名學者武威人張澍打開碑亭，才使人們得以重睹光彩，一個神秘王朝就此浮出了水面。西夏碑的發現，使世人知道西夏國創有自己的文字，更重要的是對近代人確認、辨識和重新認識西夏文字提供了第一手實物資料，從而揭開了西夏學研究的序幕。到目前為止，西夏碑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唯一的夏、漢文合璧的文字最多的碑刻，現存西夏文和漢文各1800多字。

涼州大雲寺，位於城東北隅，創建於公元前368年，是阿育王所建八萬四千寶塔之一，原名「佛祖寺」，寺內佛塔下供奉有釋迦牟尼眼舍利，是古代中國19處佛舍利塔之一。大雲寺是歷史上的名剎古寺，在古代不僅是國內遊人、僧侶遊覽奉拜的重要勝地，也是國外僧人嚮往的重地。明洪武年間，日本僧人沙門志滿遠渡重洋，主持募化重修該寺院，被傳為中日友好史上的佳話。

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的印刷術，只在《夢溪筆談》中有段關於「活字鼻祖」畢昇發明泥活字印刷術的文字記載，但因歷史悠久，既沒有留下版本，又沒有活字字印遺存。1987年在涼州區新華鄉纏山村金剛亥母洞寺中發現的西夏文泥活字版本《維摩詰所說經》，引起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著名西夏學者、考古專家孫壽齡先生的高度關注，他耗時10多年，痴心研究西夏文化，先後「復活」了11世紀中國的活字印刷術——西夏泥活字印刷術，使沉寂千年的西夏燦爛文化得到復活、弘揚和應用。泥活字印刷術的復活，佐證了泥活字能印刷，得到了國內外專家學者和西夏文化研究專家的高度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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