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最初擬定的都城並不是北京，而是一座你絕對想不到的城市

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曾經有很多城市充當過國家的都城，這其中，有河南的南陽、許昌、登封、偃師、商丘、安陽、衛輝、西安、洛陽、臨淄、江陵、壽春、易縣、新鄭、開封；山西的太原、大同；陝西的鳳翔、咸陽；浙江的杭州、遼寧的瀋陽、四川的成都、還有南京、北京等等。

顯然易見，作為古中原地帶，河南一省所出現的都城最多。

在這些充當過國都的城市中，又以北京、西安、洛陽、南京、開封、杭州最為著名，號稱「六大古都」。

這六大古都中，最為歷世君主所看重的是洛陽和西安。

古語有云：得此二都者得天下。

自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後，每一個朝代在開國之初，在定都問題上，都會優先考慮這兩座城市。

比如說，楚漢相爭，笑到最後的劉邦先把位處天下之中的洛陽定為都城。

可是，名士田肯曾向他描述過關中長安的種種好處，說：「秦地關中形勢險要，有由山河環繞所圍成的險阻，與其他地區有綿延千里的高山相隔斷。即使函谷關以東地區擁有百萬執戟的士兵來攻，關中只需用其兵力的百分之二就可以抵擋住。而憑藉關中的有利地勢用兵於諸侯，就猶如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另一個名士婁敬更是和劉邦大談長安和洛陽二地的優劣。婁敬說：「洛陽飽經戰火，殘破不堪，哀鴻遍野，白骨如山。而關中是四塞之地，背山面河，經過秦的歷代經營，物阜民豐，據關中，面向中原，進可攻、退可守。」

劉邦的謀張良也說：「洛陽雖然有崤山澠水，但空間局促，沒有戰略縱深，容易被壓縮，四面受敵。而且還沒有沃野千里的大後方，的確不是用武之地。而關中西倚隴西，可進可退，八百里關中，土沃民富。南有巴蜀，天府之國。背靠高原，有長城可恃。三面有險可據。東還有函谷關，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以此操控天下。太平時，由黃河水運供給京師；戰事起來，順流而下，無往不利。確實是金城千里，帝王之都。」

最終，劉邦把都城遷往了長安。

東漢光武帝劉秀在洛陽立國，經過他和兒子漢明帝兩代人的勵精圖治，國力昌盛，人民生活富足。到了漢章帝時代，群臣也有過遷都長安的爭論。而這場爭論，最終以大史學家班固上了一篇流傳千古、氣勢恢宏的《兩都賦》來宣告結束。

東漢王朝滅亡後，又經歷了長達三百多年的南北朝大分裂，到了隋唐兩朝。這兩朝對洛陽、長安東西二都都難以取捨，結果，都採取「兩都制」。到了唐朝的高宗、武則天朝，乾脆把原設置在長安的國家行政班子遷到了洛陽，給洛陽改名「神都」。

北宋開國之主趙匡胤的帝位竊取於後周，所建都城汴梁（即開封）為四戰之地，周圍沒有山嶺險阻，又缺少了燕雲地帶做屏障，國都置身於遼國的兵鋒之下。為此，趙匡胤曾提出：「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打算先遷都洛陽，有可能的話，再遷都長安。

可是洛陽經濟凋敝，建築遭到嚴重破壞，而汴梁已得運河漕運之利，可取天下米粟以養京師，最終沒有遷成。後來也就出現了「靖康奇禍」。

南宋高宗趙構南渡過江，洛陽已落到金人手裡。於是，南宋君臣就曾想把都城遷到長安。

京兆府知府、永興軍路經略制置使唐重就力主宋高宗趙構入長安以避敵鋒，建都以救國，立太子以安人心，通好夏國以緩敵勢，說：「關中百二之勢，控制陝西六路，捍蔽川峽四路。關中固，則可保秦蜀十路無虞。」

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張浚更是堅持：中興當自關陝始。

他說：「所謂天下若常山蛇勢，秦、蜀為蛇頭，東南為蛇尾，中原為脊樑，要中興宋室，就必須從川、陝開始。」

可惜，張俊入陝經略西北，「富平會戰」，基本家底輸光，遷都長安，也就只能成為夢中囈語了。

時間推至明朝，從黃帝、夏商周三代而下，中國所呈現出的東、西方相爭的政治格局已經轉化成了南、北格局。

明太祖朱元璋取南京，占浙西，「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以南京附近的州縣作為取天下的根據地，最後建都南京。

不過，明太祖朱元璋雄材大略，目光並不局限在南京，也不放在洛陽和長安上，而是想把都城遷往北京。

因為，幽燕之地乃是南北相爭的關鍵：漢族政權失去它，只能偏安南方；游牧民族佔有它，則可揮鞭南下。最終，把這件大事辦成的是他的兒子明成祖朱棣，將國都成功遷到了北京。

清承明制，國都也定在了北京。

大概在1948年年初，中國共產黨統一天下的大勢已經明朗，作為領袖人物，毛澤東已經開始考慮建國後的定都問題了。

那麼，毛澤東最早選定的新中國首都是哪兒呢？

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回憶錄記載，1948年3月下旬，毛澤東率領黨中央機關東渡黃河，進入晉綏解放區時，就已經開始考慮建國和定都的問題了。

當時，有人猜測，延安聖地就在陝西，而共產黨在陝甘寧有廣大而深厚的群眾基礎，西安也許是個不錯的選擇。另外，國民黨就盤踞在南京，一旦打敗了國民黨，攻取了南京，那麼在南京建都也很順理成章。甚至還有人考慮過開封，當然，更多人想到的是北京。

可是，毛澤東最先考慮的都不是這幾個城市。

毛澤東比明太祖朱元璋更加雄材大略，他所看好建都的城市，是中國幾千年以來，從來沒有人想過的——哈爾濱！

在毛澤東心目中，中國的版圖如同一隻雄雞，而黑龍江就象一隻展翅翱翔的天鵝，哈爾濱市就是這「天鵝項下的珍珠」，晶瑩、美麗、璀璨、耀眼。

不過，毛澤東看好的不單單是這座城市的美麗，更多的是從政治、軍事和國際環境上去考量它的地理形勢和價值。

當時的哈爾濱是當時全國最安全的大城市，與蘇聯最近，有「東方的莫斯科」之稱，便於和蘇聯溝通，在取得蘇聯的支援和幫助上也很便利。而且，它一直是中共中央東北局、東北行政委員會所在地，是我國東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所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特地批准其為「特別市」，準備在這裡宣布建立新中國。

可是，東北戰局很快就發生了變化，國民黨在美國支持下瘋狂地向東北增兵，搶佔了交通要道。

鑒於此，毛澤東果斷決定，黨中央不再遷往東北，隨後把定都的目光投向了北京。

時任東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王稼祥曾在西柏坡和毛澤東有過一番定都北京的長篇寵論。

毛澤東徵求王稼祥的意見，說：「歷史上，歷朝歷代不是定都在西安，就是開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們很快要取得全國的勝利了，我們的首都定在哪裡合適呢？」

王稼祥認為，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南京，雖然自稱虎踞龍盤，地理險要，但南京離東南沿海太近，從當前的國際形勢來看，缺陷很大，不宜定都在南京。而西安地理上太偏西，黃河沿岸的開封、洛陽等古都經濟落後，加之交通以及黃河的水患等問題，已經失去了作為京都的地位，所以，國首都最理想的地點應選在北平。

王稼祥分析說，北平位於沿海地區，屬於經濟發達圈內，而且扼守連結東北與關內的咽喉地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謂今日中國的命脈之所在。同時，它又鄰近蘇聯和蒙古，無戰爭之憂，雖然離海較近，但渤海是中國內海，有遼寧、山東兩個半島拱衛，從戰略上看也比較安全，一旦國際上有事，不至立即使京師震動。此外，北平是明清兩代的帝都，從人民群眾的心理上也樂於接受。

毛澤東認可了王稼祥的說法，爽朗地笑著說：「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召開了新中國的第一次盛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會議討論審議了關於擬定國都的意見後，開始表決，全體代表一致舉手通過，確定新中國的首都設在北平，並自當天起正式將北平改為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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