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罷黜的官員，回鄉時竟有數千輛車迎候，這種事兒發生在哪個朝代？又說明當時什麼風尚

劉邦是一個無賴，這沒錯，他所建立的漢帝國也是在「無賴」的語境中，開始了天下的治理。但沒過多久，劉邦發現這樣不行……

秦漢時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發了一次重大的轉型。這次轉型，對於我們理解那個時代的人、那個時代發生的事兒，非常有幫助。

秦漢之際的歷史精神源動力

公元前202年冬，項羽率八百騎從垓下向南突圍，行至陰陵時迷路，問道於一田父，結果被誤導陷入大澤之中，為漢軍所追及。項羽引兵向東，到達東城時僅剩28騎。項羽自度難以脫身，對其部屬言道：「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項羽給自己定下了潰圍、斬將、刈旗的目標，試圖通過臨死前的最後一戰來表明自己對失敗並無責任，而是天意所致。

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將項羽的最後一戰描寫得十分激動人心。在漢軍的重重圍困中，項羽對其屬下說：「吾為公取彼一將。」項羽將僅存的28騎分為四隊，從四個方向向數千漢軍主動發起攻擊。項羽自己也大呼馳下，所向披靡，斬殺漢軍一將。此時，漢軍將領赤泉侯追趕項羽，項羽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退避數里。項羽與28騎會和後，再次出擊，又斬殺漢軍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待楚軍再次聚集時，僅失兩騎。於是項羽問其部屬：「何如？」部屬皆伏在馬上說：「如大王言。」

這壯烈的一幕經由司馬遷的記述而流傳千古，成為中華民族不屈於命運的重要精神象徵。回到秦漢之際的語境，項羽為何失敗、劉邦緣何成功，這是一個不解之謎，不僅項羽不清楚，劉邦也不明白。劉邦當上皇帝之後，曾就此問題向列侯、諸將發問，並要求他們不要隱瞞，如實講述。高起、王陵二人回答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這段話首先比較了劉邦與項羽的個人教養：劉邦不尊重人，項羽仁義愛人。關於劉邦的素質，《史記》中有很多負面的記載。比如司馬遷直言劉邦「好酒及色」。對於投奔他的儒者，劉邦動輒解其儒冠，小便於其中。有一次周昌奏事，打擾了劉邦與戚姬的宴飲，劉邦起身親自追打周昌，並騎在周昌脖子上。這些都是「慢而侮人」的表現。然而高起、王陵認為，儘管劉邦不尊重人，但是沒關係，在爭天下的過程中，個人教養沒什麼用，重點在於能否分配利益。即便劉邦態度再惡劣，只要他願意「與天下同利」，願意給予追隨者政治權益與經濟利益，就能獲得擁護。這是劉邦獲得天下的關鍵所在。

高起、王陵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這個時代的選擇，即以私有財產作為最重要的追求。劉邦當上皇帝四年後，在未央前殿為父親祝壽，席間問父親道：「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在劉邦寒微時，其父親以劉邦兄長之勤奮來教訓劉邦之無賴。這件事或許一直讓劉邦耿耿於懷，故而在父親的壽辰宴會上要舊事重提，讓父親比較一下自己與哥哥的產業究竟誰更多。這種後進者逆襲的快感，讓群臣受到感染，皆呼萬歲，大笑為樂。有趣的是，在這場逆襲的狂歡中，劉邦似乎忘記了自己皇帝的身份，而如平民一般計較起產業的多寡。在劉邦的世界中，他始終未走出平民的精神狀態，天下之於他，不過是一種最大的產業而已。

劉邦曾經去過咸陽服徭役，並親眼見到了秦始皇，感慨了一句「大丈夫當如此也」。皇帝排場的盛大與自己服役的卑微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但劉邦卻由此激發了權力慾望。陳勝的那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喊出了無數個「劉邦」內心中對富貴的渴求。在這個意義上，陳勝是失敗了的劉邦，劉邦是成功了的陳勝。匯聚到劉邦身邊的眾人，大多數社會身份十分低下。清人趙翼在《廿二史劄記》卷二中對漢初諸臣的社會出身進行了概括，除了張良為六國舊貴族，張蒼為秦御史之外，其他人社會地位都不高，如蕭何為沛縣吏掾，曹參為獄掾，陳平、王陵、陸賈、酈商、酈食其、夏侯嬰等為白徒，樊噲為屠狗者，周勃為給辦喪事者，灌嬰為販繒者，婁敬為挽車者，趙翼稱他們為「亡命無賴之徒」。

所謂「亡命」是指從戶籍中脫離出來。商鞅變法以來，秦將民眾按「什伍之制」編入國家戶籍，戶口成為賦稅徵收、兵員徵發的依據。為了擴大賦稅徵收的基數，秦制規定一家不能有兩個成年男子，否則賦稅加倍。這一政策將大家庭拆分為若干一夫一婦的小家庭，由此確立了以小家庭為所有者的財產制度。這一制度成為私有財產觀念的成長沃土。這一私有觀念與原本周禮所強調的親戚認同、家族共財的觀念反向而馳，但卻成為促使個人追求財富與權力的根本動力。劉邦等「亡命無賴之徒」，在秦漢之際的亂世由社會邊緣人物一舉成為時代的主角，其內在動力即在於此。相較於項羽，劉邦顯然更加了解「亡命無賴之徒」的心理欲求，因而能以積極分配利益的方式予以團結，這是劉邦戰勝項羽獲得天下的關鍵所在。

漢初的精神危機與漢武帝時代的精神轉化

漢王朝的建立，標誌著陳勝「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反抗宣言成為現實，「亡命無賴之徒」創造出趙翼筆下的「布衣將相之局」。然而隨著社會秩序的重新建立，一場新的危機悄無聲息地到來。這場危機較之秦代的統治危機顯得不動聲色，然而卻更為嚴峻。

據《史記·叔孫通列傳》記載，劉邦平定天下後，原本徵戰四方的群臣們在朝堂上飲酒爭功，喝醉後有的胡亂呼叫，有的拔出劍擊打立柱，劉邦十分擔憂。叔孫通對劉邦言道：「臣願征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劉邦聞言心動，但卻畏懼儒家禮儀的繁瑣。在叔孫通的一再勸說下，劉邦同意讓叔孫通嘗試製定朝儀。叔孫通到魯地徵召儒生三十多人，與門下弟子一百多人一起研習禮儀，在長樂宮建成之日引導王侯將相朝拜劉邦。朝拜之日，劉邦高坐殿上，懾於朝儀的威嚴，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侍坐在大殿上的群臣也伏身低首。御史監督王侯將相，如有不符合朝儀者則當場帶出。結果直到儀式結束，無人敢於失禮，劉邦感概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劉邦擔心的是尊卑等級秩序，故而以儒生制定朝儀。然而，「亡命無賴之徒」固然能夠通過朝儀訓練在舉止上成為王侯將相的樣子，但是在精神層面，他們卻不能為漢帝國的龐大身軀灌注靈魂。洛陽城中的天才少年賈誼敏銳地發現了時代的精神困境。他向漢文帝上書道，以前秦朝存在的問題，其實漢朝根本沒有解決，人們都競相侈靡，這些都是有違禮義廉恥的；漢朝的統治依靠的是熟悉法令的官吏，他們能解決事務層面的問題，但是卻不能解決精神上的困境。賈誼擔心的精神狀況，正是此前推動漢朝建立的精神狀況——對富貴的渴求。作為「亡命無賴之徒」，渴求富貴能使其爭奪天下；作為王侯將相，競相侈靡卻使其敗壞風俗。

對賈誼的意見，漢文帝一度有所觸動，試圖改制，然而最終放棄，賈誼也貶為長沙王傅。在湘水之畔，賈誼作《吊屈原賦》以自傷，未料自己也被司馬遷寫入《史記》並與屈原同傳。千載以後，另一位大才子李商隱又為賈誼寫下了「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的千古名句，而他同樣也懷才不遇。漢代精神的轉向要留待三十年後的漢武帝予以實現。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事為眾所周知，如果從儒、法、道之爭的論域中抽身而出，便會發現漢武帝接納董仲舒的策論具有比諸子門戶之爭更深遠的歷史意義。董仲舒所闡發的公羊「三世說」，給予了漢朝統治者時空觀念。在漢朝的政治實踐中，「衰亂世」對應於漢高祖、呂后時期以關中制衡關東諸侯的時代； 「昇平世」，對應於漢文帝、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以及被動應對匈奴侵擾的時代；大一統的「太平世」，則是漢武帝需要實現的。這一時空體系，不僅解釋了漢代歷史的發展，而且賦予了漢武帝歷史責任。由此開創了一個群星璀璨的時代，衛青、霍去病、張騫等一系列彪炳史冊人物的出現，都得益於這個時空定位。

如果從精神層面來看，漢武帝時代並未強行壓抑秦漢之際以來渴求富貴的社會心理，只是將這種心理慾望引導到了國家層面，為其追求大一統的國家戰略服務。 同樣，漢武帝的學校制度與選舉制度也是建立在實現人心慾望的基礎之上的。漢武帝在長安城外立太學，設太常博士弟子50人，在太學中隨博士學習。挑選的標準是年十八，儀狀端正。在讀期間免除徭役，學成以後有入仕的資格。除了在長安設太學外，又令天下郡國設官學。官立學校的培養目標是官吏，但是養成過程卻是知識教育與德性教育並行。儘管求學者的初始動機是求得富貴，但是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卻得以轉化心性。

察舉制度也是如此。漢武帝規定郡國向朝廷舉薦人才，舉薦的標準為：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正之行。在舉孝廉時，尤重德行與經學。經由這一選士標準，將求取富貴者改造為經明行修之人。求富貴者在求富貴的過程中，心性也得以轉變。如漢元帝劉奭做太子時的師傅蕭望之，其家族世代經營田業，到了蕭望之這一代才開始轉向學術。蕭望之研習齊詩十年，成為一代名儒。這是強宗豪族轉為儒學家族的典型。

這種經由儒家教育而引發的心性的轉變不僅發生在強宗豪族身上，同樣也發生在最高統治者身上。蕭望之教育出來的太子劉奭即位後成為中國歷史上首位真誠相信儒家學說的皇帝。劉奭在做太子時見到漢宣帝任用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獲罪而誅，所以向漢宣帝進言：「陛下執法太深，宜用儒生。」漢宣帝聞言怒而動聲色，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用德教，用周政乎。」漢宣帝還進一步感嘆說：「亂我家者，太子也！」自此以後，漢宣帝疏遠漢元帝而試圖立淮陽王為太子，只是因劉奭為許皇后之子而作罷。許皇后為漢宣帝幼年落難時的結髮妻子，後因霍光家族奪皇后之位而被毒死。

從求富貴到擔道義：東漢社會的精神追求

篤信儒家學說的漢元帝的出現，意味著儒家話語體系已經成為朝野共同的言說方式。在社會領域，由強宗豪族轉化而來的儒學世家也成為社會政治的中堅階層。比如三國時名士楊修的家族，便世傳歐陽《尚書》，自楊震以後，四世皆為三公。袁紹的家族，世傳孟氏《易》，袁安以後，四世出了五公。經過數十年的思想浸潤，秦漢之際求富貴的直白欲求也被轉化為東漢時代擔當道義的崇高追求。《後漢書·儒林列傳傳論》說東漢時「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道義是非成為社會的普遍共識。影響中國近二千年的「三綱」之確立也是在東漢的漢章帝時代。

然而，到漢章帝之子漢和帝繼位後，「君為臣綱」便開始被破壞。漢和帝以後9位皇帝都是未成年即位，其中最小的漢殤帝即位時不滿百日，駕崩時年僅2歲。皇帝年幼時由外戚執政，隨著皇帝年歲增大，要求親政，而所能依靠的力量只是身邊的宦官，因此皇帝從外戚手中奪權無一例外地都依靠宦官。東漢中期以來的政治便是外戚與宦官的輪流執政。漢順帝時允許宦官以養子為後，世襲封爵，從此宦官勢力發展為宦官家族勢力，從朝廷延伸到郡國，並在社會上發展成強宗豪族。

宦官勢力的這一發展，與以澄清天下是非為己任的儒學士人之間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在士人看來，宦官掌權本身就是違背綱常之事。洛陽有太學生三萬餘人，他們與反宦官的官員們自命為清流，視宦官為濁流，攻擊的主要手段是上書奏事，揭露宦官的罪惡。漢桓帝時，雙方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太學生以太學為陣地，激揚名聲，議論朝政，形成所謂「清議」，《後漢書·黨錮列傳》描述當時的氛圍為「處士橫議」，太學生們在當時形成一種強大的輿論勢力。由宦官控制的政府，於漢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和漢靈帝建寧二年（公元169年），將清流官僚與士人，加上「黨人」罪名予以鎮壓。尤其是第二次黨禍將上百名士人處以極刑，罷免官職、禁止入仕數百人，並牽連族人。

在這一過程中，篤信正義的士人展現了非凡的精神力量。黨錮名士范滂赦歸回鄉之際，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輛數千之多。許多名士主動投案，如景毅之子為黨錮名士李膺門徒，李膺入獄，景毅之子卻未被追究，景毅於是自行上表免除官職。再如，皇甫規曾為宦官下獄，為太學生所營救，但是在黨錮之禍發生後，卻不預黨禍，於是向朝廷上表自述為黨人。《後漢書·黨錮列傳》記述黨人張儉亡命時，「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孔融接納張儉，事泄後「一門爭死」。這些都反映了東漢社會的價值共識——捨生取義。

黨錮之禍標誌著東漢士人維護「正義」的努力宣告失敗，但是卻給中國歷史留下了可貴的精神財富。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們有感於明朝滅亡時士風頹喪，故對東漢士風極為推崇，顧炎武借《詩經·鄭風·風雨》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來讚賞「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

作者單位：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本文根據作者在「東方講壇·回首向來處」系列講座上的演講速記稿整理而成

主編：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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