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以董超、薛霸為例：為什麼小吏很難避免作惡？
中國歷史上類似《水滸傳》中董超、薛霸那樣的惡吏很多。難道那些作惡的小吏天生就是個大壞人？那種壞是娘胎裡帶出來的？
顯然不是，他們都是尋常人的孩子，多數人也曾有過純潔的少年時光和蔥綠的理想，這世上天生是壞蛋的人畢竟很少。但一旦做了公門的小吏，在一個權力從上向下授予的集權體制下，小吏被驅使、被激勵作惡，從商鞅開始，是一種制度設計。
我曾在拙作《閑看水滸》中一章《董超、薛霸的象徵意義：朝廷送人上梁山》，分析了董超、薛霸兩個惡吏在王朝政治中所起的作用。一生頗具傳奇色彩的詩人聶紺弩曾作詩曰：
解罷林沖又解盧，天下英雄盡歸吾。
誰家旅店無開水，何處山林不野豬？
魯達慈悲齊倖免，燕青義憤乃駢誅。
佶京俅貫江山裡，超霸二公可少乎！
聶公很辛辣明白地指出，在那樣的體制下，董超、薛霸這樣的惡吏是維持權力的「剛需」，皇帝和權臣的江山社稷必須依仗惡吏來維護。《水滸傳》中寫道：
原來這董超、薛霸自從開封府做公人，押送林衝去滄州，路上害不得林沖，回來被高太尉尋事刺配北京。梁中書因見他兩個能幹，就留在留守司勾當。
這兩位惡吏沒有完成高太尉交辦結果林沖性命的重大「政治任務」，被處罰刺配到和遼國接壤的大名府，大名府的最高長官梁中書又重用了他，後來兩人去押解盧俊義。
你瞅瞅，做惡吏是一門技術活，只要專業水平高，到哪裡都有飯吃。
尋常人家的孩子是怎樣一步步變成不憚於做傷天害理之事的惡吏？其實就是權力導向的作用，有一種讓人爭相作惡、比作惡的技巧和狠毒的「激勵機制」。在權力的庇佑下，小吏作惡是風險小而收益大。有魯智深這樣仗義而武藝高強的朋友護送的囚犯畢竟很少，兩惡吏在野豬林中弄死所押囚犯的風險很小，指示他做這事的人會很輕車熟路為他們準備開脫的套路：法醫驗屍顯示囚犯是心臟病發作而死。所以他們的風險很小，而受益呢？除了陸虞候轉送高衙內的銀子，還得到了當朝太尉的欣賞。可不作惡卻不但沒有收益而且風險大，重則被流放，輕則砸飯碗，至少是得不到重用。
世上出淤泥而不染的人很少，多數人是隨波逐流，其行為的選擇要進行利弊算計。所以在鼓勵作惡的體制下，原本純良的小吏不變壞是很難很難的。
當陸謙受高太尉之託，送十兩金子給董、薛二人。應該是入行不久的董超對陸謙說道：
卻怕使不得，開封府公文，只教解活得去，卻不曾叫結果了他。亦且本人年紀又不高大，如何作得這緣故？倘有些兜搭。恐不方便。」這位「新警察」還有心理衝突。
可薛霸比他更諳官場規則。他對董超說：
老董，你聽我說。高太尉便叫你我死，也只得依他。莫說使這官人又送金子與俺。你不要多說，與你分了罷，落得做人情，日後也有照顧俺處。前頭有的是大松林，猛惡去處，不揀怎的，與他結果了罷。
到了多年後，二人押送盧俊義時，經過官場沉浮與歷煉，董超變得和薛霸一樣成熟了，在他心中，惡戰勝了善。董超罵盧俊義：
你這財主們，閑常一毛不拔。今日天開眼，報應得快。
明朝天啟年間，幾位東林黨人慘死在閹黨控制的「詔獄」里，其中包括黃宗羲的父親黃尊素。當時有位化名「燕客」的人寫下記錄這場慘劇：
（七月二十四日）是夜，三君子（指左光斗、楊漣、魏大中）果俱死於鎖頭葉文仲之手。葉文仲為獄卒之冠，至狠至毒，此則顏紫（作者註：有的書記載為顏咨），又次郭二，劉則真實人也。
多數獄卒爭先恐後作惡以邀功，只有「真實人」劉某不但沒參加害人而且事前託人告訴燕客：「堂上已勒顧爺（顧大章）死期矣！期甚迫，奈何！」後在燕客的運作下，花了很多銀子，也因為閹黨顧忌輿論，不敢讓所有被抓的東林黨人全部不明不白死在監獄。顧大章是唯一經過刑部過堂審訊的囚犯，儘管也被處死，但顧在庭上把在黑獄中的遭遇公佈於世。
大儒黃宗羲
後來崇禎帝登基，清除閹黨流毒，為東林諸君子平反。十九歲的黃宗羲和幾位遺孤親手將惡吏顏紫、葉文仲用錐子刺死。
但是，我要說無論是小說中的董超、薛霸，還是歷史中真實存在的顏紫、葉文仲，惡吏最終被懲罰甚至被處死的概率是很低的，因為不尋常才大書特書，來彰顯「惡有惡報」的天理。實際上，多數的惡吏受到重用，而劉某那樣不願意同流合污的小吏，一半過得很不好，會被其他的惡吏排斥而邊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