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女博士告訴你：那些年日本社會面臨全面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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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女博士開創性研究

中國最頂級出版社出版

戰後日本新國家主義研究

連載

第三章60、70年代日本政治經濟的發展與新國家主義的暗流

第一節 60年代「經濟主義政治」與「保守本流路線」的鞏固

二、70年代日本社會的轉型

如果說經濟的高速發展與政治局面的空前穩定是20世紀60年代日本進入「黃金時代」的兩個最重要原因，那麼進入70年代以後，支撐日本「黃金時代」的這兩方面因素都逐漸在消失。由於國內國際環境條件的改變，日本在經濟、政治、外交等各方面都遇到了新的問題，甚至出現某種危機，這迫使日本社會不得不進行全面的轉型。這一切是從佐藤政權之後的田中內閣執政期間開始的。

儘管佐藤繼承了池田的經濟高速增長政策並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然而，經濟高速發展也給日本社會帶來了許多新的問題，諸如公害問題、物價問題、交通問題和城市人口過密問題等。這些問題的日益嚴重使國民對佐藤政權越來越不滿。據1971年6月8日《朝日新聞》調查，對佐藤內閣的支持率已經下降到了35%，不支持率則上升為46%。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了所謂的「新經濟政策」，作為美國擺脫困境的措施，其中包括實行進口徵稅和緊急限制進口等政策。這項經濟政策使日元迅速增值，對日本經濟造成了很大衝擊，被當時的輿論稱為「美元衝擊」。「新經濟政策」與尼克松此前宣布的「訪華聲明」一起形成了所謂的「尼克松衝擊」，這給本來就搖搖欲墜的佐藤政權以沉重打擊。終於，佐藤內閣在執政長達七年零八個月之後，於1972年7月6日垮台。

繼任的田中角榮內閣面臨的正是這種國際形勢和日本國內局勢發生巨大變動的時期。在1972年10月28日的眾參兩院全體會議上，新上任的首相田中角榮在演說中表示，「新的時代需要新的政治。政治家必須向國民展示前景，明確具體目標，在一定期限內，為實現政策而傾注全力。」「在經過戰後四分之一世紀的今天，我國在內政外交方面有待解決的問題堆積如山……我決心同全體國民一道，為建設一個國民都滿意的社會而盡心儘力。」在政治外交方面，儘管遇到重重阻力，田中內閣還是不負眾望，於1972年9月29日訪華並簽署了中日兩國聯合聲明，實現了日中邦交正常化。而為了實現「建設國民都滿意的社會」這個美好目標，田中角榮提出了「日本列島改造計劃」。這一計劃包括：對工業重新布局，扭轉城市過分集中的傾向；建設更大規模的現代化交通網路，將全國各地城鄉連為一體；日本經濟仍將保持高速增長，到1985年把日本建設成為消滅了城鄉差別、地區差別且四通八達的美好社會。田中角榮的目標非常明確，經濟上一方面要繼續維持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另一方面要解決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諸如公害、物價、城市人口過密等問題；政治上則順應歷史潮流恢復與中國的外交關係。應該說，這樣的目標符合了當時日本國民的願望，因此以「庶民宰相」身份出現、並以「決斷和實幹」為特色的田中角榮受到了國民的熱烈歡迎，更被寄予厚望。田中角榮上任伊始，《朝日新聞》1972年8月進行的民意測驗表明，其支持率高達62%，不支持率則只有10%，是戰後歷代內閣中分別創出的最高和最低記錄。

田中通過「日本列島改造計劃」為日本描繪了一幅非常絢爛多彩的前景圖像，這對國民極具誘惑力。但是，「日本列島改造計劃」的基本立場，是在繼續維持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前提下，為克服一系列社會問題而積極開展公共建設事業，並推進國土開發。這裡潛在的嚴重問題是，繼續維持高速經濟增長既是「日本列島改造計劃」的目標，同時也是實現其目標的手段。如果日本不能繼續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列島改造計劃」必然徹底失敗。田中角榮的失誤就在於，他沒有洞察到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已經沒有了維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國內外環境和條件，因而沒有採取如何使日本經濟轉向穩定增長的有效措施。

「列島改造計劃」的具體措施之一，是通過工廠搬遷和建設一批25萬人口規模的中小城市來實現工業重新布局和國土的合理開發。這一措施極大地刺激了土地買賣投機活動，造成全國性地價猛漲。同時，為了適應列島改造計劃，政府年度預算大規模增加。1973年度一般會計預算案比上年最初編製的預算案增加了24.6%，財政投融資計劃比上年度最初制定的計劃增加了22.9%。在這一大規模預算的影響下，批發物價和零售物價都大幅度上升，日本陷入通貨膨脹之中。

正當通貨膨脹席捲日本列島的時候，1973年10月中東戰爭爆發，日本隨之出現了嚴重的「石油危機」。由於日本高速經濟增長一直建立在石油廉價進口的基礎上，所以石油危機的爆發給日本社會造成了一片恐慌，經濟由此從嚴重的通貨膨脹迅速轉向嚴重的蕭條。「石油危機」對田中的「日本列島改造計劃」，可以說是致命的一擊。「列島改造計劃」不得不被迫放棄，田中的經濟政策至此宣布徹底失敗，從而轉嚮應付石油危機帶來的恐慌和蕭條。

就在日本社會處於動蕩不安的時候，1974年7月7日，日本舉行了第十屆參議院議員選舉。自民黨為了避免在選舉中失敗，接受了財界大量政治捐款，並向銀行借來上百億日元的「選舉資金」。同時，一些大企業為了自身利益，動員企業員工集體投自民黨的票，這顯然有違憲法「投票自由」的政治民主原則，所以這次選舉被稱作是「金權選舉」和「企業總動員選舉」，遭到了社會各界的批評。

儘管田中角榮為了這次選舉用盡招數，但選舉的結果自民黨議員數仍比選舉前減少了8名。而改選議席的結果，自民黨所得議席只比在野黨多7個席位。這是自民黨從1955年成立之後，第一次在參議院出現的「朝野伯仲」局面。 「朝野伯仲」局面的出現，表明自民黨在國會中開始呈現衰敗趨勢，而在野黨在議會中的政治發言權增強。儘管由於種種原因，在野黨始終沒有能夠實現聯合政權以取代自民黨的一黨執政位置，但日本從此開始進入「多黨競存」時代。這對執政的自民黨來說，是一種挑戰，更是一種危機。

正當田中角榮疲於應付接踵而來的種種困難局面時，日本大型綜合雜誌《文藝春秋》1974年11月號登載了著名評論家立花隆的文章《田中角榮研究—其財源與人際關係》。這篇文章翔實生動地披露了田中如何通過金錢獲取政治權力，又如何通過政治權力進一步擴大財源的事實。「田中醜聞」引發了選民的強烈不滿，這不但導致在野黨提出對內閣的不信任案，甚至自民黨內部的反對派也揚言要掀起倒閣運動。

在這種形勢下，田中內閣於1974年11月26日發表了辭職聲明。1974年12月9日，被稱為「廉潔三木」的三木武夫接替了田中角榮的首相位置。三木上台伊始，就高舉「凈化政治」的大旗，把通過改革推行自民黨現代化作為首要的任務。為了消除田中「金權政治」給自民黨造成的惡劣影響，他著手擬訂了《政治資金規正法》修正案和《公職選舉法》修正案。這兩個法案因為觸犯了執政黨自民黨的根本利益，幾經周折才得以通過。正在三木武夫的政治改革舉步維艱的時候，震驚日本政壇的洛克希德案件又被揭露出來。根據東京司法機關的調查，確定田中角榮在首相任職期間，接受了美國最大的飛機製造公司洛克希德公司和日本丸紅公司希望日本購進三星式客機的請求和委託，利用總理大臣的職權，指示運輸大臣進口這種客機，並根據事前商定，接受了5億日元的現金。

三木對洛克希德案件的步步追查，暴露了自民黨權力中樞的黑暗和腐敗，引起了自民黨內部主流派的強烈不滿，最終導致的結果是自民黨黨內鬥爭紛起，並且派系鬥爭越來越激化，自民黨甚至因此瀕於分裂。此時的三木政權進退兩難，不得不在1976年12月17日宣布內閣總辭職。12月24日，福田糾夫內閣成立。

福田內閣上台後提出了「從頭改革論」，主張消除派系，以使自民黨獲得新生；促進具有活力的經濟，建設道義社會等。事實上福田內閣是在「大（平）福（田）合作」的前提下產生的，這種合作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在第八屆參議院議員選舉中出現「保革逆轉」的局面，以維護保守政權的統治。但是，福田當選首相不過是暫時緩和了自民黨內部矛盾，參議院選舉之後，「大福合作」關係很快出現裂痕，兩人開始為爭奪下一任總裁展開了無情的競爭。競爭的結果是1978年12月1日大平正芳當選為自民黨總裁，12月7日成立大平內閣。

以穩健與溫和著稱的大平首相，宣稱將「站在取信於民的立場上，對嚴峻的現實採取有效對策，形成集思廣益的政治局面。」他力求建立「信賴與協商」的政治，卻步履維艱。因為大平內閣提出的「一般消費稅」增稅法案遭到了在野黨的強烈反對，同時也引發了自民黨內派系的激烈鬥爭，大平內閣因此又處於危機之中。1980年5月16日，社會黨和公明黨在眾議院全體會議上提出內閣不信任案，在全體在野黨議員同意和自民黨反大平勢力採取「缺席戰術」的情況下，議會通過了這一不信任案。於是大平內閣又決定解散眾議院，舉行日本歷史上第一次眾議院和參議院同時選舉。

面對自民黨瀕於分裂以及政局動蕩的形勢，大平正芳心力交瘁，於1980年6月12日因心肌梗塞去世。1980年6月22日，眾參兩院同時選舉，自民黨出乎意料地取得了勝利，達到了穩定的過半數議席。在這種情況下，鈴木善幸內閣成立。

縱觀整個20世紀70年代，我們不難看出，日本的政治、經濟以及外交乃至社會等各個方面都面臨新的問題，日本社會處於全面轉折的時期。

首先，在政治上，「如果說一九五五體制是高速工業化始發期建立的政治體制，那麼它在高速經濟增長成長期的表現，可以說是執政黨和在野黨相伯仲。」在保守勢力聯合後的10年間，自民黨一直佔有絕對多數的議席，相應的社會黨也一直以與自民黨「三分之一之差」的議席相抗衡。到了70年代後半期，自民黨在大選中大獲全勝和達到半數，開始變得十分困難。這主要是因為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城市的快速發展，農村大量人口流入城市，以白領職員為代表的城市中間階層力量日益增大。因為自民黨的利益分配體系維持的主要是農村和自營業主的利益，城市中間階層尚遊離於自民黨利益分配體系之外，因而，自民黨很難獲得這一新階層的支持和選票。事實上，如何在保住農村和自營業主等傳統選票地盤的同時，獲得城市中間階層對自民黨的支持，是自民黨70年代以後一個重要的課題。

與自民黨得票率降低相伴的是，社會黨的得票率自20世紀60年代末也開始趨減。城市中越來越壯大的中間階層既不支持自民黨，也並不贊成社會黨。就是說，自民黨喪失的議席並沒有轉到社會黨這一邊。而且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技術革新日益普及，技術革新使藍領工人白領化，而國民生活趨於中等化，於是工會的組織和活動也不得不隨之改變。「總評」雖然還舉著「階級鬥爭」的旗幟，但實際上已經開始向「勞資協調」轉變。工會開始利益團體化，總評和社會黨的社會基礎因此倒退。為適應高速工業化和大眾社會化，社會黨曾於60年代在黨內興起了「構造改革」論，試探改變社會主義路線，但在沒有具體實行之前，就立即捲入黨內的派閥鬥爭，引起黨內左派和「總評」的反駁，而沒有收到任何成果。於是社會黨的力量逐漸低落，到60年代末已經不再是可以與自民黨抗衡的勢力了。

但是，自民黨和社會黨之外的第三黨數量從此增加，包括社會黨在內的在野黨的議席通常佔四成強。「朝野伯仲」乃至「朝野逆轉」的情勢迫使自民黨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執政手段和方式。鑒於這種形勢，大平內閣提出了建立「信賴與協商」政治的目標，這表明日本開始進入「政治新秩序」的時代。也就是由自民黨絕對優勢時代向相對多數政權時代轉化，從「行政權優勢」時代向「立法復權」時代轉變，從「強權政治」向「協商政治」轉變。

另外一方面，從田中角榮到三木武夫、福田糾夫、大平正芳，最後到鈴木善幸，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裡，日本政壇換了5位首相，平均每位首相在位時間不到兩年，內閣的頻繁更迭反映出日本政局的動蕩不安。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有很多因素，如金權政治的暴露、派閥紛爭的嚴重化、行政及財政的危機等。面對這些問題，國民由此產生了改革自民黨政治，樹立強力的政治權威，以恢復穩定政局的願望。20世紀80年代中曾根內閣所採取的強化首相權威的措施之所以得到國民的認可，就是因為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國民的上述願望。

其二，高速經濟成長的終結，使日本人意識到經濟時代已經結束，新的時代就要到來，探求確立新的時代目標成為日本社會的一種共同期待。

20世紀70年代儘管日本政局動蕩不安，經濟上卻成功地克服了由於石油危機而引發的經濟蕭條，完成了從高速增長到穩定增長的轉換。石油危機後，日本企業界痛感日本經濟受制於資源、能源的弊端，於是開始了適應新環境的努力。這種努力首先從節省能源、節約資源的「合理化」和「減量經營」開始，逐步實現了產業結構的及時轉軌變型，著重發展節能高效的工業產業。在這樣的過程中，日本政府的經濟政策也增強了其適應性和效益性。到1978年以後，石油輸出國組織連續幾次提高石油價格，1980年爆發的兩伊戰爭又導致兩國石油出口驟減，出現戰後第二次石油危機。但是，由於日本吸取了第一次石油危機的教訓，積累了應付危機的經驗，所以較為平穩地度過了這次危機，經濟增長未受到明顯影響，1980年日本的實際經濟增長率為5%，明顯高於其他各國。

到20世紀70年代末，日本人已經不滿足於單純的經濟增長，他們開始尋求新的國家目標。「經濟時代已經結束……今後的問題是，怎樣才能維持現在我們所享有的這一經濟成果。政治必須為此而全力以赴。」經濟時代已經結束，新的時代就要到來，探討以何種國家目標再一次凝聚國民的政治熱情這無疑是當時政治家們的共識。「迄今為止，我們不恰當地、過多地把工作重點放在經濟上。如果把它叫做經濟時代，那麼，現在已經不是那種時代了。今後，將是文化時代或者是宗教時代了。」大平正芳就提出了「維持現有的經濟成果」，進而實現「文化國家」的目標。

大平內閣時期，來自大藏省擔任首相輔佐官的長富祐一郎集合了高達176人的學者和文化界人士，設立了九個「政策研究會」。這些研究會提出日本應該在經濟成就的基礎上，實現「精神層面和文化層面更加富裕」的目標，以從經濟時代邁向「文化時代」為其口號。並指出為了擴充文化預算以及創設形成「田園都市國家」而需要的交通、信息網路，必須謀求擴大財政支出。大平本來是打算通過增加稅收的手段來消解當時的財政危機並進一步擴充他的文化預算，結果他的增稅法案即「一般消費稅」遭到了朝野各黨的普遍反對，導致了自民黨在1979年眾議院選舉的受挫。儘管80年代中曾根內閣所提出的「政治大國」、「國際國家」的理念最終接替了大平所提出的「文化時代」的理念和主張，但大平「文化時代」的構想卻充分反映出70年代的日本正處於國家發展方向轉折的特殊時期，同時也表明日本處於迷茫和探索時期。「70年代日本政局的動蕩，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可視為日本摸索新的國家方向的政治過程。大平內閣時期開始對國家發展戰略進行研究，……是日本政府對國家發展戰略的一次有組織的探索」。

其三，嚴重的行政與財政危機，使政府面臨巨大的改革壓力。田中內閣為實行「列島改造」，就發行了大量的建設公債。石油危機爆發後，日本政府更是連年增發赤字國債，成為後來日本發生財政危機的主要原因。1976年底，福田內閣成立時，日本經濟已經擺脫了石油危機之後的蕭條，開始走上穩速發展的道路。但是為了更快促進國內經濟復甦和解決當時嚴重的失業問題，擴大內需，一向持「低速增長」觀點的福田首相採取了積極的刺激景氣對策，大幅擴大公共投資，導致國家財政對公債的依存度不斷加深。戰後日本最早發行公債是在1965年。由於高速經濟增長時期稅收的大量增加，到1970年度時對公債的依存率僅為4.1％。石油危機後的1974年度達10.6％，1975年度更達24.6％，到擴大公共投資的1977年已經超過了30％。超高的公債依存率阻礙了日本政府實行積極財政政策，並影響了日本經濟的穩定和發展。

另一方面，儘管自民黨依靠利益分配體系扶植和維持住了集票地盤，鞏固了自身的執政基礎，但是這個利益分配體系必須依靠不斷增長的預算投資才能保證其有效運行。而且當自民黨受到體系外利益群體的指責時，又往往通過擴大這個體系來贏得新的支持。20世紀70年代前半期革新首長攻擊自民黨社會福利政策的結果之一，就是促使自民黨建立起自己的社會福利政策，於是自民黨在這一部門又擴大了他的利益分配體系網。問題是，「利益分配體系是屬於預算膨脹系統的。在低增長時期，膨脹的壓力更加強大。自1975年以來，連年增發赤字國債，自民黨對此已經無法抑止，自民黨本身變成了膨脹壓力的重要部分。」

與財政危機聯繫最為緊密的是行政機構的僵化與膨脹，以及由此帶來的巨額行政開支。從20世紀60年代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開始，在國家主導經濟建設「管理化社會」的過程中，政府對經濟和社會進行了多方面的干預和控制，形成了「大政府，小社會」的局面。政府不但要承擔大量的社會公共事務，而且為此還要花費巨額的行政支出。隨著行政管理事業的發展，日本政府的行政機構和組織人員也不斷膨脹，國家和地方公務員多時達數百萬人。20世紀70年代後期，日本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了穩速增長，經濟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民間企業管理水平大幅度提高，行政弊端逐漸顯現出來，如觀念落後、體制僵化、機構臃腫、效率低下、行政支出巨大等。沉重的財政支出與龐大而效率低下的行政，顯現出難以適應社會變革和發展的弊端。因此，行政改革，重建財政，成為自民黨不容迴避的一個現實問題。進入80年代以後，鈴木內閣「第二臨調」所主張的行政改革路線，其首要出發點就是解決當時日益嚴重的行政和財政危機。

其四，促進與國際間的外交，使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有所提高。首先是1972年田中內閣克服重重困難，實現了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後三木首相在1975年11月，出席了在法國巴黎郊外朗布依埃召開的首次發達國家首腦會議，這表明日本開始躋身於西方發達國家的首腦外交行列；1977年8月，福田首相出訪東南亞六個國家，並在菲律賓首府馬尼拉發表了題為「日本的東南亞政策」的演說，第一次闡明了日本對東南亞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並承諾「日本不做軍事大國」，與東南亞國家實行「對等合作」，並提出「全方位外交」的外交理念；1978年大平組閣，對日本的安全、外交戰略進行了重大的調整，提出了「綜合安全保障」、及「環太平洋合作構想」等一系列戰略構想。進入80年代，大平更明確提出日本要成為「西方一員」的外交方針，改變了福田「全防衛外交」的立場，強調在國際事務中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加強合作，承擔與本國實力相符的國際責任。大平首相在1980年1月25日日本國會發表的施政演說中，談到80年代政治的第一項任務就是：「為了維護國際秩序，應承擔與我國國際地位相適合的作用和責任。」並且說到：「對於我國而言，即使這樣做必須有所犧牲，卻也無可避免。」這無疑是日本在之後中曾根確立追求「政治大國」和「國際國家」發展目標的一種先行。或者說，中曾根的「國際國家」是在大平明確「西方一員」外交立場基礎上的繼續前行。

另外，隨著社會的多元化趨勢不斷發展，70年代日本的國民意識也開始了多元的變化。70年代日本NHK廣播協會成立了一個廣播輿論調查研究所，對「日本人的意識」進行了多方面的調查。其中，有一項調查內容是關於國民「國家意識」的。儘管調查者使用了「國家主義意識」這一詞語，但他們這裡所說的「國家主義意識」，泛指國民對自己國家的意識。從這個民意調查的結果，我們能夠看出，隨著經濟發展日本國民國家意識方面的某些變化。

調查研究人員把「國家意識」大體上分為兩個側面，一個是對內的，即對日本的國家以及日本的傳統、文化、自然等的喜愛留戀之心；另一個與此相對是對外的，即對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優越感。前者選取的是對自己國家的歸屬意識，所謂情緒上的「一體感」；後者選取了從歸屬意識派生的、對他國他民族的優劣比較評價。

首先，為了調查日本國民對國家的「喜愛心情」準備了三個問題。對這三個問題在1973年和1978年分別進行了兩次調查，調查結果如下：

回答肯定的人的比率 73年 78年

1、 你認為出生在日本好嗎？ 91% 93%

2、 看到日本的古老寺院和民宅你會感到非常親切嗎？ 88% 88%

3、 自己想為日本儘力嗎？ 73% 69%

從上面的調查結果可以看出，這五年間，認為「出生在日本很好」以及「對日本古老寺院和民宅感到親切」的人是占絕對多數的，並且，認為「出生在日本很好」的人有略微增加的傾向。但是，「想為日本儘力」的對國家貢獻的意識，也同樣可以看出略微減少的傾向。

其次，對國家意識的另一個側面，即對他國以及他民族而言，作為日本人的優越感的調查。也設定了三個相關的問題：

回答肯定的人的比率 73年 78年

1、 日本是一流國家 41% 47%

2、 日本人與其他國家的國民相比有更優秀的素質 60% 65%

3、 即使現在日本也應該多向外國學習 70% 70%

在此可以看出，到1978年認為日本是一流國家的人約近半數，認為「日本人具有優秀素質」的人多達三分之二。並且五年間，這兩個數字都分別有了增長，表明70年代有優越感的人漸漸在增加。需要指出的是，這裡表現出來的優越感增強的傾向並不只是5年間達到的，從60年代中期開始，認為「日本人比西洋人優秀」，或者認為「經濟力量方面日本比西歐更優越」的人一直大幅增加。

從上面的調查結果，我們可以了解到70年代日本人「國家意識」的變化。從對內的角度說，日本人早已經從戰後初期那種因國家戰敗給自己帶來的深刻痛苦中擺脫出來。並且，60年代以前因為在國家發展方向問題上的分歧而導致的國民對國家的抗拒心理也在減弱，取而代之的是對國家的歸屬感和認同感。特別是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身為日本國民的滿足感和優越感逐漸增強。

與這個調查結果相一致的社會表現，是70年代後半期日本社會所謂「中流意識」的廣泛流行。儘管「中流意識」是否就意味著日本社會中存在一個與之對應的中間階層結構，這個問題在各個領域的學者之間爭論和分歧很大，但70年代開始國民心理上「中流意識」的存在畢竟是一個客觀事實。據1958年以來日本總理府每年實施的「關於國民生活的輿論調查」，自認為居於社會生活中等水平者於70年代達到了90%的比例。日本的傳媒中甚至出現了「九成中流」乃至「一億總中流化」的詞語。

70年代日本國民意識的這種變化，不僅表明由於經濟發展迅速，國民對現實生活基本滿意，同時在這種心理基礎上，國民對國家現有體制的支持意識也相應增強。如1960年時只有15%的人認為《日美安保條約》有利於日本的和平與安全，但到1978年對該條約給予積極評價者高達66%。1974年以前，不到半數的人肯定自衛隊符合憲法，但到了1978年贊成主張加強自衛隊的人上升到76%，到1979年時有90%的人希望保持自衛力量。從中也可以看出日本國民從生活保守主義到政治保守主義的某種變化趨向。

從對外的角度說，與優越感增強同時並存的是「應該向外國學習」的意識，這表明戰前那種基於對歐洲先進國家的劣等感而滋生的排外主義意識大大消減。但與此同時，認為「日本人與其他國家國民相比有更優秀的素質」這種意識的增強，也反映出伴隨日本經濟增長所滋生的另一種負面心理，那就是國民內心潛在的對他國國民的輕視與排斥。同時，日漸增強的「日本是一流國家」意識，也是之後日本人追求與經濟大國地位相適應的政治大國的心理基礎。

上述調查中有一項內容是「自己想為日本儘力嗎？」，這項調查結果表明，儘管總體上絕大多數日本國民都想為國家發展儘力，但到了70年代，日本人對國家的貢獻意識顯示出了減弱的趨向。

從總體上說，高速經濟增長引起了巨大的社會變化，促進了社會的大眾化。產業人口構成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第三產業人口的比重從1955年的35.5%上升為1970年的46.7％，而第一產業人口的比重則由41％銳減到19.4％。大量的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城市人口過於密集，社會關係趨於流動化、多元化和原子化。生活水平普遍提高，這一方面使人們從傳統的社會關係網中脫離出來，退向個人生活、家庭和娛樂，養成不關心政治和滿足現狀的態度，使無黨派層急增。

據「日本人的意識」調查，20世紀70年代日本國民政治意識的特徵之一，是20歲—24歲的日本人與50歲—54歲的日本人相對照的變化。20多歲人和50多歲的人從政黨支持的角度看，保守化傾向是共同的現象。但是，前者可以說是消極的保守化，後者是積極的保守化。與此對應的，可以看出20多歲的人政治行動沉滯，50多歲的人政治行動相對活躍。20多歲的青年不管從政治知識、政治感情方面還是從行動方面看，都傾向於疏遠政治，50多歲的人相反趨向於參加政治。以保守化為整體傾向基礎，50多歲人的積極關心與20多歲青年人的消極不關心政治的傾向增強是並行的。

「經濟主義的政治」給日本社會造成的後果，一方面是經濟快速發展，國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另一方面後果就是青年人「政治態度能動性」的衰退，「消極不信任感」的浸透，遠離社團的個人「私化」，「民主化」的後退。這種種現象都表明在青年人中間某種對政治的不關心傾向在增強。所謂不關心政治，按照丸山真男的觀點，就是對於權力而言「既不表示積極的忠誠，也不表示積極的反抗這樣一種政治態度」。這種不關心，是現代型的「政治不關心」，而非傳統型的「政治不關心」。兩者的區別在於，前者指個體由於對政治不滿或者不信任政治，不主動學習政治知識，不願意了解政治信息，不行使政治影響力；後者則指因為統治者採取愚民政策以及對國民思想的統治，使國民缺少政治知識，無法了解政治真實信息，無權對政治施加影響力。

青年人對政治的強烈不滿和不信任，自然不是對政治現狀的贊成和支持，同時也不是對政治現狀的積極拒絕和抵抗。是介於贊成和拒絕、支持和抵抗之間的中間點的所謂「非活動性」、「無感動性」。也就是對現存的政治權威並不信賴，但是對能夠取代之的其他的政治意識形態也並不相信，結果，更多是與政治的疏遠和無緣。

問題是，任何一個階層的國民對政治不關心，導致的直接後果都往往是對現存政治發展變化的默許、接受、甚至是縱容，或者說這是一種消極支持心理。從上述的調查結果看，50歲以上人對保守政治的積極支持與二十幾歲青年人對保守政治的消極支持在70年代同時並存，可以說青年人對政治的不關心從另一個側面認可並順從了50歲以上人對保守政治的積極支持，從這一點上等於說將政治的選擇權、主張權以及決定權交給了50歲以上的人。這無疑推動了日本社會整體趨向保守化，削弱了社會的革新力量。

但是，不能忽視的另一方面，退向個人生活，對現狀滿足的態度，也可能因情況而轉變為保衛生活的積極行動。從20世紀60年代後半期高漲起來的以公害、環境破壞為爭論焦點的居民運動，以及60年代末到70年代前半期日本產生的「革新首長」，就具有這樣的性質。革新首長大多數為無黨派，提出市民本位及與市民對話的口號，攻擊自治體行政為自民黨和企業利益服務而不關心居民的生活環境和生活條件。以環境保護和完善社會福利為口號的革新政黨在一百多個都市的地方自治體獲得了首長的寶座，這也表明城市居民對自民黨、社會黨保革對立政治格局的遠離和淡漠，從而成為非傳統政治意義上的、具有生活保護主義性質的「革新政治」的支持力量。

國民意識的變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那就是經濟國際化和信息化潮流對國民意識的影響。對這一潮流接受最快的是20世紀70年代在城市中迅速興起的以白領職員為主體的都市中間層，這一階層參與政治的視角不再是從生產者的立場而是從消費者的立場出發，他們注重個性的自由和個人享受，更要求社會結構的彈性化和寬容性。國民意識的多元化變化，表明日本社會層面也處於轉折時期。這種轉折要求社會更加開放和自由，更要求對包括人的意識在內的傳統社會進行全面的變革。

綜上所述，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在政治、經濟、外交等社會各個層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些變化促使日本整個社會都面臨一種轉折。從歷史發展的結果來看，這種轉折局面成為80年代中曾根確立以「戰後政治總決算」為口號的新國家主義政治的宏觀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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