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開通絲綢之路何以重要:中國容納外來文化的源泉與內容大起底
商人自古有「文化前鋒」 之譽,絲道開通後西起地中海、 黑海, 東自中國的商隊活潑往來,對東西文化溝通與知識交換,貢獻可謂莫大, 時間、 空間都未因一程又一程易手傳遞的方式而延擱。
東西文化相互交流的對沖潮流中,中亞細亞地位最重要。這個有 「亞洲十字路口」之譽的地區, 正當四周諸勢力接觸點, 四面八方而來多彩多姿的文化於此形成文化調節湖,顯然有其偉大的歷史意義。
古代世界史上四大文化主流的西亞細亞(伊朗) 文化、 地中海文化、 印度文化, 與中國文化,都交匯到中亞細亞,貯於此, 再由此分向東、 西流, 這種文化中繼的特質,正如同商業中繼。
雖然諸巨流到達中亞細亞的時間與順序有先後,但到達後合流衝擊,對原有四大文化發生重大影響與反影響,從而各各開創新的境地,則並無不同。
向來獨自形成, 也獨立發展的中國文化, 便因漢朝支配中亞細亞以來中國文化領域膨脹的形勢而素質發生變化,緩緩容納與攝取外來文化因素,到唐朝, 出現了內涵愈益豐富與廣大的新的中國文化。
絲道開通後前所未有的東西交易盛況展開,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第一印象,以及西方文物傳入漢朝最早與最有名的,是以費爾干「大宛」為原產地健大、優良的汗血馬與食用植物葡萄、苜蓿。
法國葡萄釀酒法今日聞名世界,古代卻以費爾干為產銷中心,釀造技術也由此傳播而為歐洲人所知。中國「葡萄」一詞(《史記》作「蒲陶」,《漢書》作「蒲桃」),依據亦即希臘語botruo與更原始的伊朗語budawa所翻譯。
苜蓿(今日江南人俗稱「金花菜」或「草頭」)的漢字名詞與希臘、羅馬譯名依據,也同樣都是伊朗語musu。石榴漢字原名「安(安息)石榴」,可知也早在紀元三世紀安息覆亡以前的伊朗傳來,伊朗語的durun音譯。
胡桃、胡瓜、胡豆(豌豆)、胡芥、胡麻、胡荽、胡蘿蔔、胡蔥、胡蒜(大蒜)等等,同屬外來之例,凡冠「胡」字,其本身外來意味已相當明顯。西方特產動物如獅子、駝鳥之類,雖無在中國繁殖必要,引入也多以進貢方式,供宮廷或貴族階級觀賞而已,但開廣眼界仍是貢獻。
古代中國人,向來習慣席地而坐,卧時才用卧具「床」。至漢朝與西域交通,乃傳來「榻」(形狀似床而小,便利於搬動的坐具)、毾(榻上毛織物),以及腳可落地、僅供一人坐的坐具「胡床」,凡戰地、獵場、樓上、船中、屋外都可使用,簡言之,便是今日的椅子。
「榻」與「毾」之為西亞細亞產物,從分別依伊朗語takht與takhtdar為可知。「胡床」則更與歐洲有密切關係,但傳入似乎非如「榻」的經由中亞細亞,而為北方游牧民族所中介。
最早游牧文化的刺激,先已使戰國藝術脫出謹嚴、單調的傳統範疇,蛻變為附著相當希臘、伊朗成分的精密、優美、活潑作風。到漢朝,尤因直接導入西方藝術因素而開廣素材變換領域,栩栩如生的神靈,以及各型人物既其日常生活動態描繪,都足顯示注入了新的生氣。
無論銅器、陶質殉葬明器、墓祠石刻,以及漢朝特殊發達與享有世界性盛譽的漆器,在在說明漢朝藝術自由奔放的代表性風格。
同時,當西徐亞游牧文化傳入時,動植物寫真形象原已突出,漢朝開通西域引進大量珍異動植物,又從意識上激發甚多神奇想像,表現在藝術意匠方面,便是靈鳥、瑞獸圖案的獲得愛好,以及這類作品不斷出現。
漢朝著名的「海獸葡萄鏡」、「舞風狻猊鏡」、四川雅安縣的墓前有翼形石獅、樂浪出土美麗漆杯兔子搗葯圖等,莫不強烈吸收西方文化要素。對中國人而言,這個方向無疑乃是新的嘗試,也從而增進漢朝文化新的創作活力,雖然漢朝一貫獨有的簡樸風格,仍與同時代西洋作品有其區別。
海獸葡萄鏡
音樂自這個時代起,更從根本上發生變化。中國古樂,秦漢之際已經失傳與解體,漢朝予以再組織的動力與準則,便是自西方輸入的樂曲、樂器與新樂舞(所謂「散樂」)。
《晉書》樂志的說明:「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可資了解。關於樂器,琵琶barbat、箜篌(harp豎琴),乃是外來最著名的例子。。
漢朝娛樂遊戲,從遺留迄今文學作品與圖像遺物所見,種類已如今日夜總會的包羅萬象,有「跳丸」「弄劍」「蹋鞠」「角抵」「舞戲」「馬戲」等等名目,其中歌舞與特技表演已具西方情調,魔術(表演者即所謂「善眩人」或「幻人」)尤其全從外來。
《漢書》張騫傳顏師古註:「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本從西域來」,便是說明。
所以,自漢朝開通西域迄於覆亡的三百多年間,中國人亘於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包括飲食物、傢具器物、織物、裝飾品,以及日常生活習俗,遊戲等有形無形文化資產中,莫不都已受有經由中亞細亞流入中國的西方文化影響,而於中國固有文化中加添新因素。
鮑羅丁 - 交響音畫《在中亞細亞草原上》
雖然固有文化激起變化的幅度與深度,各方面有其廣狹、深淺不同,且如《後漢書》五行志所說:「靈帝(二世紀後半)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胡化嗜好,當時尚僅流行於上流社會間。
外來文化較容易接受,也因新奇而較容易受歡迎並被吸收的,歷史所見,例以物質文明為主流。中西文化溝通後第一階段的漢朝,軌跡相同。
漢朝之後,情況又有不同而可謂轉換入第二階段形態。便是說:
一方面繼續漢朝的西方物質文明受入趨勢,而且愈益推廣。其中對中國人生活方式特有影響的,乃是棉花知識的傳來。古代中大陸「棉」都是木棉,漢朝雖已以「荅布」之名,而認識產地為印度與中亞細亞應用如今日所指棉花的草棉作衣料原料(三國以來草棉另稱「白疊」),卻都限於富貴之家專用的輸入品。
須《梁書》西域傳高昌國條,記載其地盛產「白疊子」,才指示中國已經由新疆得知中亞細亞原料草棉栽培,以及利用草棉果毳的技術。換言之,今日棉花應用知識開始普及中國,應以紀元五世紀或中國南北朝時為最早。
另一方面,特堪注意又是思想、學問、宗教方面西方精神文明諸要素,也自魏晉以來顯著移入,並浸透中國固有文化而形成其新生面。
佛教無疑是西域文化精神面傳入中國的代表,印度佛教,至遲紀元前一世紀已流入新疆,但經過斷續與模糊的神仙觀念階段而佛教思想最早傳播漢族中國,則須紀元二世紀後半開始,且其時仍非以宗教面目出現,而系因老莊思想的媒介,才為中國的上流階層所理解。
紀元二世紀已是貴霜—大月氏提倡佛教新運動的時代,原始佛教自此時演變為愈形適合國際性、世界性的大乘佛教,換言之,印度佛教已過渡為西域佛教。
季羨林先生把古代世界文化體系分為中國、印度、希臘和伊斯蘭四大文化,這四大文化在喜馬拉雅文化圈中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佛教從這裡起源流播世界
新的以及超民族的世界化佛教向四方擴散,通過新疆,四世紀間向中國內地再傳播時,正值中國五胡亂華大動亂時期展開,苦難的中國人民渴望精神安慰,以「普渡眾生」為宗旨的大乘佛教乃普遍受到歡迎,迅速發達為南北朝從王室以至民間共同的宗教信仰。
也便因中國境內佛教創興正當歷史上空前動蕩時期,而佛教信仰卻南北地域共通,所以今日外國學者往往指為佛教傳入,形成維繫中國政治上分裂的精神力量,情形與基督教之於中世歐洲,正相彷佛。
這種觀念雖然以一概全,忽視了傳統中國文化深厚的統一不可分割性,實際,也惟其文化的統一才使佛教能得南北信仰相同。只是,宗教力量的足以彌補政治分裂,則亦不可否認。
自此到達唐朝,西域佛教終因站於中國固有文化基盤上而再完成中國佛教的嬗代,世界佛教傳播中心也由印度、大月氏再交中國接捧的形態,從而普及東亞,建立起高度理論化的東方佛教圈。
達摩
佛教傳入的影響,並不限於宗教生活領域,佛教本身,便是包容了思想、學問、文學、藝術、習俗等多方面因素的綜合文化。
當佛教傳向中國,先則中亞細亞、印度僧侶來到中國傳道,四世紀末以後又是中國僧侶赴印度朝聖求經熱潮展開,中印文化溝通乃開啟了最頻繁期,印度系文化源源因佛教媒介,而被陪伴導入中國。此時,印度正當笈多王朝的期間。
四世紀中開鑿的敦煌千佛洞,其早期佛像造形與浮雕犍陀羅風格的強烈系藝術界所周知;與敦煌千佛洞同在東方藝術史上大放光彩而於五世紀中開鑿的大同雲崗石窟,又轉以代表笈多式藝術著名。
中國語文一字一音,佛教傳入與基於翻譯梵文佛教經典需要,三世紀魏晉時代,才開始依西方文字拼音原理,從語言發音學上發明「反切」。
以及隨佛教「聲明」(音韻學)、「因明」(論理學)、「內明」(形而上學)、「五方明」(醫學)、「工巧明」(工藝學)等五明學中的聲明學研究,而中國人注意辨別平、上、去、入四聲。
南北朝的南朝,音韻學已特形發達,不但興起為專門學問,也對自此以後的中國語言學與文學創作,發生革命性變化。
沈約(441~513年),字休文,南朝(宋、齊、梁朝時期)文學家、史學家。出身於門閥士族家庭。沈約是齊、 梁文壇的領袖,學問淵博,精通音律,與周顒等創四聲八病之說,要求以平、上、去、入四聲相互調節的方法應用於詩文,避免八病,這為當時韻文的創作開闢了新境界。
五、六世紀南北朝的時代,中國且非只以佛教為宗教特色,伊朗祆教亦於同時期開始傳播中國。追隨這種趨勢,到唐朝而伊朗薩珊藝術特形流行。摩尼教、景教也跟蹤分別傳來。
唐朝之與漢朝並別為中國史上最光輝的偉大時代並非偶然,漢朝隨漢族誕生而成立,唐朝建立又以分從南北注入新生命力的新漢族形成為背景,其開放性世界大帝國面貌與性格,尤超過了漢朝,各式各樣西方文化都於此期間加速流入,並且容量到達頂點。
相反意義,也從學問、文學、藝術等等方面,廣範圍激發中國人靈感,推動創造了更上層樓,氣象萬千的中國新文化。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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