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訓練、才情與舞台

關於「北大」

談論大學，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所謂「人」，既指向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也指向「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大學生。我甚至認為，後者雖弱小，但代表未來，更值得重視。具體到某大學，只要有錢，著名教授是可以「買進」的，而學生卻只能自己培養。所以，我喜歡談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北大國文系，談轉瞬即逝的清華國學院，談抗日烽火中的西南聯大，且特彆強調其如何「善待學生」，以及畢業生對於大學的意義。大學的聲譽及命運，某種程度不是由教授、而是由學生決定的。換句話說，北大能不能「世界一流」，本科生及研究生起關鍵作用。我關心的不是學生在校期間發表論文數，而是著眼未來——二十年或五十年後的某一天，當人們扳著手指評說各行各業的風雲人物時，突然發現他們中很多人與某所大學聯繫在一起，那麼，這所大學就是「一流」。

作為大學教授，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很幸福的事情。無論校長還是院系領導，其工作目標是盡自己的最大努力，為學生創造好的學術氛圍及生活條件。對於學生來說，能在北大念書，乃得天獨厚，應充分利用這個難得的機遇，發展自己。從小就被「勵志」的你們，聽慣了各種關於讀書的老生常談，已經是「百毒不侵」了。那好吧，我就講個真實的故事。

前兩天搭計程車回家，因在燕園上車，司機知道我是北大教師，於是大談北大如何了不起。類似的好話聽多了，我有一搭沒一搭地跟他聊。司機感慨家境不好，孩子只能就近入學，沒能及早送進海淀或西城的好中學念書，因此，去年高考，上不了北大清華，只好選了北京工業大學。我趕緊解釋，北工大也是好大學，是北京市重點扶持的大學；而且，孩子若真有才華，畢業後還可以到北大念研究生。我們接著聊。說起開計程車的艱辛，賺錢實在不容易，每天起早摸黑，勞作十幾個小時，司機顯得有點疲憊。我問：「那你供孩子上大學，是不是壓力很大？」沒想到他馬上精神抖擻：「不！沒有任何問題。」接著，又補了一句：「要是孩子能上北大，念多少年書我都能供。」不瞞你們，那一瞬間，我落淚了——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呀。

1977年，高考制度恢復，我考取了中山大學。因高考作文登在《人民日報》上，父親很是得意，說：早知道這樣，我們應該報北大；要是你能上北大，我當了破棉襖也送你去。後來，我真的到北大念博士，畢業後又留下來教書。在我念書及教書那些年，父親好幾次病重住院，都是過了危險期才告訴我，而且叮囑：路遠不必往回趕。那年頭，電話少，交通不發達，從北京回到我老家廣東潮州，得三天時間。但即便如此，也不至於忙到沒時間回去探望病重的父親。每當母親問他是否通知我時，父親總說，他在北大，工作壓力很大，不要打擾他。父親去世後，我寫過一篇《子欲養而親不待》，感嘆子女學業上的點滴成績，根本不能跟喪父之痛以及未能報答養育之恩的悔恨相提並論。在座各位家境不同，但我相信，有很多人的父母，都像我父親那樣，把子女在北大念書這件事，看得很重很重……

在我看來，這是一所戴著耀眼光環，某種程度上被拔高、被神化了的大學。身處其中，你我都明白，北大其實沒那麼了不起——就像所有中國好大學一樣，這裡有傑出的教授與學生，可也不乏平庸之輩。面對父母談論子女時驕傲的神情、親朋好友以及同齡人欣羨的目光、社會上「愛之深恨之切」的議論，作為北大人，你我都必須挺直腰桿。享受北大的「光榮與夢想」，也就得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在漫長的求學生涯中，你我都會碰到許多難以逾越的困境，記得身後有無數雙殷切期盼的眼睛，就能儘力而為。

下面的論述，基於一個假設：諸位志向遠大，且有一定的才華，只是在如何處理「訓練」、「才情」與「舞台」的關係時，需要略加點撥。其中的輕重緩急，因人而異，這裡只能大而言之。

關於「訓練」

為什麼把「訓練」放在最前面，因為，在我看來，那是「教育」的本意。教育不能把一個白痴變成天才，但能把一個中才變成專家。說實話，真正的天才，不需要你培養，我們只能順其自然，觀賞其如何在各種逆境中搏鬥、掙扎、前行。「伯樂」之所以難得，不僅因其需要特殊的眼光與胸襟，更因「千里馬」其實不常有，更極少主動湊到你跟前讓你品鑒。我屢次說到，大學的難處在於如何「為中才立規格，為天才留空間」。天才可遇而不可求，大學能做的，就是創造好的學術氛圍，虛位以待；偶爾發現一個，趕緊撲上去，全力輔助其發展，這樣就行了。我反對把「寶」都押在這，對各種「天才班」的前景均不看好。在我看來，辦學的主要目標是訓練中才，而不是尋找天才。

這麼說，似乎有點悲觀。但我更願意從這個地方起步，思考大學課堂與研究生教育。沒錯，「江山代有才人出」，問題在於，這「才人」的格局到底有多大，以及「出」在什麼地方。做學術史研究的，常常感到困惑：有的時代天才成堆湧現，而另外的時代，即便聲名最顯赫的，也都不太精彩。倘若學問上「一代不如一代」，你怎麼看？當然可以上下求索左右探尋，把這事給說圓了。我只想提醒大家：即便你我加倍努力，也都不見得能超越前人。做自然科學的，容易有「進步」的自信，因科技成果擺在那裡，汽車就是比毛驢跑得快，飛機又更上一層樓。人文學者呢，你敢說生活在21世紀，就一定比唐人更能審美、比宋人更有道德？

每年新生入學，老先生們都會諄諄教誨：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這一時刻，新生預支美好的未來，長輩確信薪火已經相傳，雙方其樂融融。我則經常潑冷水，告誡大家別太把自己當回事，你就是個普通的大學生、研究生，沒什麼了不起。缺少這種心理準備，不但成不了大事，還可能患上憂鬱症。不要說競爭激烈、學業艱辛，單是從「掌上明珠」變成「普通一兵」，就讓很多人無法適應。記得1948年吳組緗撰《敬悼佩弦先生》，提及朱自清不是那種大氣磅礴、才華橫溢、讓你過目不忘的「大師」，初看他的為人及作品，覺得沒什麼了不得，甚至有點渺小、世俗。但他虔敬不苟，誠懇無偽，一點一滴地做，踏踏實實地做，用了全付力量，不斷地前進，這點讓吳先生及無數後人感動不已。吳文結尾，摘抄朱自清二十六歲時所作長詩《毀滅》的末段：「從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頭看白水，/只謹慎著我雙雙的腳步；/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腳印！」正因此「篤定」與「平淡」，成就了朱自清日後的輝煌。

不只一個美國教授跟我說，你們北大學生有問題。聽他/她們發言，確實很聰明；可到了寫論文，為什麼訓練這麼差？開始我以為是語言能力或文化隔閡，後來想通了，那是因為北大教授普遍重「創造」而輕「基礎」。基於「精英」乃至「天才」的假設，認定自己的學生都能無師自通，拒絕進行「操正步」之類的練習。我們的選修課多是表演性質的，教授們講得酣暢淋漓，學生們聽得如痴如醉——聽眾只需觀賞，不怎麼介入，故沒能達成訓練目標（參見陳平原《上什麼課，課怎麼上？》，《中國大學教學》2011年2期）。

各大學情況不一樣，有的管得太嚴，有的放得太松。北大人崇尚自由，希望無拘無束地生活。具體到學業，往往欣賞思想的火花，而看不起艱苦的技術活。在北大，說你很用功，那不是表揚，是嘲笑你沒才氣。學生中受推崇的，不是認真念書，而是不聽課而能拿高分。因此，各位即便背地裡下苦功，面子上也要故作瀟洒——別看今早考試，昨晚咱還連看兩場電影呢。因籌備北大中文百年慶典，我翻看了好多畢業生撰寫的回憶文章。有些自認為很幽默的說法，讓我實在受不了。不只一篇文章表彰中文系老師「人好」：「在中文繫念書，要想考試不及格，那是很難的」；「除轟轟烈烈談了幾場戀愛，四年中似乎沒學到什麼」。類似的自我調侃很多，寫作者或許只是為了逞一時口舌之快，不能太當真；可也隱約透露出，我們的教學管理可能太寬鬆了。

有學生到哈佛大學念書，一年不見，瘦了很多；問起來，才知這一年中，沒有凌晨兩點以前睡覺的——如果不全力以赴，成績不好，就拿不到獎學金。一開始以為是特例，問了一圈，好多人都這樣。學生們說，到美國念研究院，才知道燕園生活有多幸福，無憂無慮，功課壓力那麼小，玩一樣就過來了。這就是中美教育體制的差異。在中國，中小學生最累，有高考的壓力在等著；進入大學或研究院以後，壓力突然消失，那就全憑個人自覺了。美國則相反，念小學中學很舒服，進入大學後，方才開始拚命念書。我是比較認同美國的教育體制的，小時候多玩玩，長大了才承受競爭的巨大壓力。可諸位從小在中國念書，苦了那麼多年，也不好意思不讓大家喘口氣。

不過，我還是想提醒大家，念研究院，單靠小聰明是不夠的。我曾經半開玩笑地說，太聰明的人，其實不適合於做學問。因為，聰明人往往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不願意下死功夫，老想走捷徑。捷徑走不通，繞回來，發現自己落後了，更是著急，更得抄近路……如此循環往複，最後不了了之。我當然明白，訓練只是手段，創新才是目的。可請大家記得馬克斯·韋伯《以學術為業》中的一句話：「只有嚴格的專業化能使學者在某一時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時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項真正能夠傳之久遠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確而有價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項專業成就。」學院中人，過分專業化，確實有其弊病；可「訓練有素」——也就是所謂的「專業化」，依然是對學生本人、也是對指導教師的很好表彰。訓練好的學者，不見得就能做出大成績；但訓練不好的，不可能走得很遠。

進研究院，拿博士學位，走的是專門家之路。至於「無心插柳柳成蔭」，日後成為達官、富豪、慈善家、革命鬥士，這都很好，但不是辦學的本意。評判大學及研究院之成敗，得看我們培養的學生是否訓練有素、充滿探索精神且確有創造性成果。這就是「專業」與「業餘」的差別——前者全力以赴，幾十年如一日，念茲在茲，而不是既當官又經商還寫作、業餘時間主持國家重點項目，那樣的「全能冠軍」，不可取。

北大學生給人普遍印象是「志大才疏」、「眼高手低」。我對大家的「志向」與「眼界」很有信心，也很欣賞，需要修補的「才」與「手」，說白了，就是良好的學術訓練。這也是我所理解的「教育的功用」——讓即便才華並非特別出眾的人，也能通過自身不懈的努力，最終做出好的業績。

關於「才情」

無論寫詩作文、經商從政，都得有才情。做學問自然也不例外。基本訓練完成後，剩下的，就是肯不肯下功夫、有沒有好的發展機遇了。可是，同樣很用功，有人突飛猛進，有人則始終上不去，為什麼？這就說到天賦的問題。

關於天賦才情，有幾種類型，我略做描述：第一類，雖好學，但資質平平。似乎萬事俱備，可就是「東風不與周郎便」。論文中規中矩，就缺那靈光一現，讀後老覺得缺一口氣。第二類，不是腦子笨，是暫時不開竅。這樣的學生很多，調整得好，總會有豁然開朗的一天。北大中文系不主張研究生入學後馬上撰寫學位論文，而是希望在修課過程中不斷調整姿態，等調整到位後，才進入論文寫作。如此培養思路，好處是學生眼界高，視野開闊，缺點則是往往調整到位也就差不多畢業了；最後關頭，緊趕慢趕，弄出個「眼高手低」的半產品，只好寄希望於畢業後繼續努力了。第三類，有才華，但隨意揮灑，不能善用其才。我在好多地方提及王瑤先生對我的教誨：「有『才華』是好事，『橫溢』就可惜了。」這句話，對大學生說有點早，對研究生不說，那就太晚了。很多人「才華」二字寫在臉上，且很享受周圍一片讚揚聲，若不及時提醒，等定型以後，要改也難。第四類，有才華且能善用，但外界條件不允許，最終沒能長成參天大樹。這就是「千古文章未盡才」。第五類，天時地利人和全湊齊，那是再好不過的了。可這種理想狀態並不多見。

北大教授普遍尊重個性，欣賞才情；可對於中文系學生來說，要警惕「才子」情結。若不善積蓄，隨意揮灑才華，太可惜了。在日本學界，說你「天才」，那是嘲笑，意思是你訓練不好，或不夠用功。章太炎《菿漢閑話》稱：「學者雖聰慧絕人，其始必以愚自處」。舉的例子是大學者黃侃。世人皆知季剛先生狂傲，不知其讀書時如履薄冰，去世前一個月仍在點《唐駢文鈔》。在《與徐行可書》中，黃侃稱：「常人每自尊大，至於吾輩，見事略多，輒自謂比之古人，曾無其足垢之一屑。前路遙遠，我勞如何乎？」關鍵在於「見事略多」且「前路遙遠」，故多有敬畏之心，無暇自尊自大。

清人章學誠著意分辨學問與功力，針對的是乾嘉學人之誤以「功力」為「學問」。今天倒過來，國內很多著名大學，尤其是自以為是的北大學生，看不起基本訓練，故往往才氣逼人但根基不穩。老師們不敢嚴格要求，講課時更多考慮學生的興趣，因為只有這樣，教學評估時才能得高分。另外，若真的因材施教，需要花很多時間，老師們都忙著寫論文，不願在教學上多花工夫。這就造成我上面說的，北大學生普遍有才情但訓練不好。

對於學者來說，有靈氣、有才情、有好的想法，這很重要。但除此之外，還需要認真經營。這不僅僅是技巧問題，也包括心態。吟詩作文，可以發乎性情；撰寫長篇小說或學術著作，需要長時間的醞釀與摸索。五四時期曾有一場爭論，「小說」到底是「寫」還是「做」——前者強調靈性，後者注重經營。實踐證明，有才氣，必須配上善於經營，方才能出大成績。歷史上眾多有「匠心」而無「匠氣」的大書，全都是苦心經營出來的。

回到正在或即將撰寫博士論文的諸位，你才氣再大，也不可能一揮而就。從「資格考試」到「開題報告」到「預答辯」再到「答辯」，這種步步為營的操作方式，有其合理性。對於爆髮式的天才，此舉確實造成某種壓抑，但保證了絕大多數學生的利益——及早發現問題，少走彎路。有的學生追求完善，怕老師批評，想等一切都做好了再拿出來，於是蹉跎歲月；而且，拿出來時，木已成舟，很難再做大的改動。念研究院，本來就是進行學術訓練，不要怕出醜，不要怕失誤，正是在這種不斷修改中，完善自己。

做學問沒有才情不行，單靠才情也不行。我見識很多志存高遠的北大學生，不屑於從小事做起，看不上具體的專業訓練，整天想著如何橫空出世，石破天驚。在《假如沒有「文學史」……》（《讀書》2009年1期）中，我曾提及：成功的文學史研究，必須兼及技術含量、勞動強度、個人趣味、精神境界。為何連「勞動強度」也算在內？你用什麼資料，花多少力氣，下多大功夫，內行一眼就能看得出來。勞動量大的，不一定是好論文；但沒有一定的勞動強度，憑小聰明寫出來的，不會有大的貢獻。

關於「舞台」

說實話，以諸位的智商，念個博士、當個教授並不難；但真要做好學問，則沒那麼容易。這需要訓練，需要才情，此外，還需要表演的舞台。目前中國的狀態是，教授們機會很多，大學生、研究生登台表演的機會則少得可憐。我們的任務是，搭建比較像樣的表演舞台，讓年輕一代早日脫穎而出。這包括想方設法籌集經費，讓研究生走出去，到國內外參加各種學術會議，也包括去年聯合十多所著名大學，創辦「兩岸三地博士生中文論壇」等。諸位千萬不要將目光局限在這小小的燕園，要走出去，參與各種學術上的合作與競爭。一方面是增長學識，另一方面也是表現自己，讓學界了解你這壇「酒」的存在。過去說，「酒香不怕窖子深」，現在不行了，你沒在學術會議及刊物上亮相，不會有人三顧茅廬的。

缺乏「舞台」，那是學校及長輩的責任；有了「舞台」而表現欠佳，那是你們的遺憾。好大學的學生，往往不太懂得「惜福」，有了機會，不擅長馬上抓住，以為過了這個村，還有那個店。其實，決定命運的關鍵時刻，一輩子也就那麼幾步。考上什麼樣的大學、博士論文是否優秀、重要學術會議上有無上乘表現、能否找到合適的工作崗位，對於學者來說，這都是決定性的。十年寒窗苦讀，要將自家學問心得在十分鐘的發言中體現出來，你敢輕慢待之？目前國內學術會議太多太濫，與會者大都不認真；作為剛入行的研究生，你們還有學術理想，不說反潮流，起碼應該知道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壞的。然後，抓住每一次表演機會，用獅子搏兔的架勢，力求完勝。

對於學者來說，參加學術會議，除了交朋友，談合作，游名勝，最重要的，是在學術對話中「表現自己」。具體說來，包含以下三個任務：發言、傾聽、提問。

先說如何學會傾聽。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把人家還沒正式刊行的論點或材料「拿來」，那是違規；口頭髮表也是發表，必須給予尊重。我想說的是另一個問題。當下中國學界，會「說」的人多，會「聽」的人少。有位從美國回來的教授告訴我，北大不是一流大學，理由是，教授們不聽別人演講，來的都是學生。將「參加學術會議」誤解為上台念論文，發表完了，走人。名教授或自以為有名的教授，像走馬燈一樣，到處登台，只說不聽，這是很不好的習慣。作為學者，不能滿足於「獨白」，還得學會「傾聽」。但凡精心組織的會議或論壇，總有精彩的發言值得你欣賞；不怎麼精彩但有一得之見的，也應該仔細傾聽。在眾多學術報告中，能否敏銳地發現前沿話題，並意識到學術突破的可能性，那是判斷一個學者能力的重要指標。很可惜，當下中國，因參加學術會議而「獲益匪淺」的學者，越來越少。

學術會議上，除了懂得傾聽，還要學會提問。說到「提問」，我不喜歡以下三種風格：一是不懂裝懂，有機會就舉手，誤解對方，胡亂髮言，自曝其短；二是逞才使氣，東拉西扯，盡說些自己擅長而跟對方發言沒有關係的話題；三是刻薄為文，不看對方論文大體，抓住一兩個小瑕疵窮追猛打。所謂「提問」，可以挑剔，可以商議，也可以請教，但都要有分寸感，讓對方感覺到你的善意與真誠。學術會議不是拳擊館，追求真理之外，可以表現自我，但不以打倒對方為目標。真正的高手，與人為善，一出口就讓人明白你的實力，而提出的問題又是可以討論的；至於某些可笑的失誤，或點到為止，或私下告知，沒必要拿出來熱諷冷嘲。

既然參加學術會議，自家發言當然最重要。作為學者，除沉潛把玩、著書立說外，還得學會在規定時間內向聽眾闡述自己的想法。有時候，一輩子的道路，就因這十分鐘二十分鐘的發言或面試決定，因此，不能輕視。中國大學沒有開設演講課程，很多學者缺乏這方面的訓練。學術會議上的發言，不同於朋友聊天，不同於師徒講學，也不同於公眾場合的演說。表演性與學術性互相制衡，既不能夸夸其談，也不能過分靦腆，目標是讓同道聽懂你的關鍵思路，以便展開有效的對話。如何做到既啟發別人也表現自己，有幾個小技巧，供大家參考。

首先，即便已提交完整的論文，你也不能假想大家都認真拜讀過，還是得提綱挈領，將自家論文的精彩處凸顯出來。其次，傾聽與閱讀差異很大，發言時必須步步為營，切忌天女散花，讓人摸不著頭腦。第三，不常見的關鍵性史料，尤其是古文或外文，讀一遍根本無法知曉，或使用PPT，或印發給聽眾。第四，提要太短，論文太長，建議另外準備發言稿。臨場組織或借題發揮，需要很好的心理素質，更適合於作家而不是嚴謹的學者。第五，越是正式場合，越需要念講稿，千萬別逞才使氣。因為，聽眾期待的，不是你的機智或幽默——那東西有更好，沒有也無所謂；關鍵是你的發言有沒有真東西，能不能讓人眼前一亮。比如我，能欣賞技巧生疏但認真準備的論文，但無法忍受花里胡哨但沒有真才實學的表演。請記得，學者發言或演講，與歌星演出不一樣。

關於「課堂」

前幾天接受採訪，我老話重提——既然北大、清華的學生，是十三億人中選出來，這大學怎麼辦都不會太差。某種意義上，我們在北大教書，是沾了學生很大的光——北大教授的影響力，遠遠超出其實際水平。作為北大研究生，你們也得珍惜這個可能是目前中國最好的學術環境。北大博士生的獎學金，比國內其他大學多一倍，那是學校自己籌款得來的，加上住宿基本免費，食堂吃飯有補貼，將來走上工作崗位，待遇說不定沒現在好。還有一點，中文系的博士生，不必幫老師做實驗，也不怎麼為系裡打雜。之所以這麼安排，是希望大家心無旁騖，全力以赴地讀書做學問。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生的獎學金確實比我們多，但人家規定很嚴格：每周干多少小時的雜活，一年只有十幾天假期，其餘時間不得擅自離開香港。

說這些，是因為主管學生工作的老師告訴我，最近幾年，中文系研究生的學習熱情下降，不少人經常逃課。選修課都是開卷考試，而人文學本來就沒有標準答案，北大教師又標榜兼容並包，你只要表達一點不同意見，管他對錯，沒有人敢給你不及格。看準了這一點，不少研究生學期初報個名，學期末交篇作業，不求高分，只要及格。畢業班的同學，更是以實習、找工作、寫論文、談戀愛為由，理直氣壯地「翹課」。開始我不相信，教室里不是坐得滿滿的嗎？結果一點名，十分之一沒來；填補空白的，是外校來的旁聽生。據說這已經是很好的了，有的課堂上，出席率只有一半。學生們交流經驗，不是談哪門課更重要，對自己的學業有幫助，而是哪門課好修，老師給分高，且不用做作業。

那天走在未名湖邊，聽導遊給中學生介紹北大：在這裡讀書很自由，想上課就上，不上課就逃，沒人管你。看中學生歡呼雀躍的樣子，我心裡很悲哀，感嘆自己落伍了。

老北大的傳統，確實是特立獨行，自學為主；可曾經的「佳話」，怎麼七轉八折，變成了「假話」。張中行撰《紅樓點滴》（收入《負暄瑣話》），確實提及：「不應該來上課的卻可以每課必到，應該來上課的卻可以經常不到。」可張文還有一句：「其實，至少就我親身所體驗，是進門以後，並沒有很多混混過去的自由，因為有無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轄著，這就是學術空氣。」這無聲無臭無形無文的「學術大法」，如同自然規律一樣，保證著大學的運行。若忽略「學術空氣」，放棄自我約束，只談翹課的自由，那大學還能成為大學嗎？

如此「悠閑」的校園生活，跟我上面談及的北大學生才氣有餘而訓練不好，有直接的關係。為了中文系的長遠發展，也為了對學生負責，系辦公會議討論了好幾次，決定從下學期起，要求選課的學生課堂簽到。你們有足夠的自由選擇空間，除了中文系每學期為研究生開設50門左右選修課，你們還可以修外系的課。但一旦選了課，希望積极參与，養成「誠實做學問」的習慣。有事可以請假，但不能太離譜；按照學校規定，四次無故缺席，取消考試資格。去年辦百年系慶，希望賡續傳統，激發學術熱情；今年則突出教學管理，強化必要的學術訓練。

做出這個決定，對我本人來說，是很痛苦的。作為《北大舊事》的編者及《老北大的故事》的作者，我深知北大人對於「自由」的渴望。不過，當年我就提醒，「軼事」見精神，但不能過分當真，「好玩」只是校園生活的一小部分。作為學生，絕大部分時間還是進課堂、圖書館與實驗室。這些艱辛的「日常生活」，因為太普通了，時過境遷，不太被當事人「追憶」，但不等於不重要。

最後，我想說一句：請不要過分誇大燕園生活的特殊性，在這裡念書，同樣需要「一步一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腳印」。

《 中華讀書報 》（ 2011年08月03日 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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