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人覺得山高水長

小時候大人們在窯洞前的土墻邊乘夜涼，我就窩在奶奶的懷裡看星空，大人們說了些什麼，都沒聽進去，或許壓根聽不懂，滿眼和滿腦盡是無垠廣闊的星空和無底黢黑的深夜，偶有流星滑過，奶奶就繼續搖著蒲扇說，又有人不在了。如此聽著看著，加之夜風漸涼，會有一種莫名的恐懼和不安襲來。就會把腦袋使勁往奶奶的懷裡鑽，直至熟睡後被奶奶費力抱回家。

這星空的足夠遠、足夠大，這黑夜的無邊際、無光亮，在當時小小的我看來，都是一樣的遙不可及和無可奈何，並且會因此而產生無窮無盡、無解無屆、無奈無謂的巨大迷惑。這種獨特的人與天體之間的對比感受終生難忘。

自然界中自然物的多維範疇，包括大小、距離、輕重等等到了某種無以復加的極致程度，會讓人因對比之下的渺小而自卑，以致於產生無法駕馭和控制的恐懼和不安。人與人如此，人與物如此，人與自然、與宇宙均如此。譬如曾經所謂的人定勝天不過是人類給自己打氣加油的可笑口號罷了。而人類竟把這樣的笑話演繹的如此逼真，並成為一個時代不二的榮光。

太陽發熱可以孕育生命，頭腦發熱只能產生荒誕。任何一種極端的形成，都需要等量齊觀的代價作為平衡的籌碼。我們缺乏一種年輕或不年輕的憂慮，來闡釋責任和真理的本源意義。千年一瞬，我們實在不需要做作扭捏的風情萬種，來彰顯我們一無是處的空洞內涵和一文不值的有效面子。

由此，自古以來，人類便努力展開自己的想像並臻以無可想像之極，把自我與自然、宇宙的關係，用文化藝術、宗教信仰、民俗衍繼等方式，在試圖駕馭和控制中拿捏的自以為是，像模像樣。思想以及表達的相對自由，倒因此也產生了不少先哲，在類如春秋戰國那些個適宜的時代，放浪形骸，恣意江湖，把思想的自由和極度放縱演繹到哲學的境界和層面。就奠定了諸多領域東方哲學的基因和基礎。當然，這的確需要一個時代寬廣、博大的胸懷來容納齊放和爭鳴的「狂熱」和「聒噪」。故，無論是北冥魚，莊周蝶，還是天上天，道無極，儒釋道三位甚至多位一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合既相異，相融又相悖，滾滾而成歷史長流。這其中，萬法歸一，思想總是馳騁外張的趨向，這或許正是思想自身所獨有的生存條件、意義和活力所在。被禁錮而萎縮的思想無疑是涸轍之鮒的無力殘喘。而沒有了思想，人還能稱之為人嗎？

儘管「人生下來不是為了抱著鎖鏈，而是為了展開雙翼。」但事實是人一生下來就被以愛的名義開始一層層戴上枷鎖和罩上藩籬，但凡延續的傳承、「道統」的教化、脆弱的「真理」、片面的主觀，以及洪大的謊言、扭曲的世俗，直至被徹底遁化成某個體或者某集團所臆想且期然的樣子，這時候，人就成了一往無前的忠實工具，且在已然形成的固有意識、思維中終其一生而堅定不移。應該說，大多數者都是這樣抱著鎖鏈當金鏈而終生歡舞的凡常大眾。庸庸相因，如此而已。這是上蒼設定好的一例遊戲規則，無可挑剔，不可更改。

歷史上只有少數、極少數的文化、科技反思者、叛逆者才能懷疑並打破和擺脫這些羈絆和謬論，試圖謀求真相，追索真理，從而能夠真正丟棄鎖鏈，展開雙翼自由翱翔。當然，這樣的一種翱翔只是精神層面的自我勝利而已，這一點，只有追索者自己心裡明白，而謀求和追索的過程，卻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乃至於生命。一個人的自由翱翔能夠換來的只是庸常同類的無端嫉妒和冒煙的槍口。因此，耶穌被釘、蘇格拉底被毒、布魯諾被燒，這是以一抗萬的必然下場。雖然改變世界的往往是一，而非萬。正如孤獨是一，沉默是一，他們能擊破世間一切無意義的高聲喧鬧。他們也才是這個世界真正的護衛者和溫情者。

我常常企圖揣測他們被釘、被毒、被燒時的心境和想法，痛苦嗎？後悔嗎？如果說真理是他們最大的信仰，也由此讓我無休止的思考他們的人生價值。或許他們所做的才是佈道者般的生死朝覲。

我亦常常感念清貧如蔡元培先生者，其死後無片瓦寸土，且欠下醫院千餘元醫藥費，入殮所用之衣衾棺木，均系商務印書館的王雲五先生代籌。雖不至於終歲不知肉味，身後卻惟清風習習。

由此，我們是否可以斷定人生不可以用陽壽之短長來衡量價值，更不能用金錢和權力來判斷成敗，它們都不是人生的真實表達，而它們卻是我們眼下活生生的現實表達和孜孜所求。甚至我們可以熱情擁抱人生之無奈和缺憾，也不能如當下沉溺在壽命、金錢、權力，以及所謂的快樂追求中，而忘卻甚至排斥除此之外的一切追求和態度。倘使我們能有時光之眼，可以看到百年後的子民們對於我們這一代的評價，除了悲哀，還有什麼可以替代個中滋味呢？閱指尖《最後的照相簿》之首篇《隱形人》，慨歎我們其實都是別樣的隱形人，並且隱到假、到裝、到偽、到騙的程度，甚至以假作假，以裝成裝，以騙園騙，以偽證偽，如何撕掉面具，唯恐才是正事。

1962年5月19日，梅貽琦病逝於台大醫院。其生前隨身攜帶一個手提皮包，住院後一直放在床下一個較為隱秘的地方。兩星期後，在各方人士監督下，秘書將皮包啟封。裡面所裝竟是清華基金賬目，筆筆清楚。據說在場者無不落淚。對於賬目而言，不隱為大，做人，亦如此。須知身物之自由與思想之自由究竟是不同的境界。

又據統計，至1937年，燕京大學收到的捐款高達二百五十萬美金，但創始者司徒雷登本人卻過著清苦的生活，辭世之時與梅貽琦一樣身無長物。

儘管任何鎖鏈終其實都是為了把思想作為桎梏而存在。但依附於物而超於物的思想，因其自然而具的不可見性和隱匿性，「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從這個角度講，思想又最是無形之致和自由之極的。我們所刻意追求和強調生活的快樂，恰恰是因為我們已經失去了真正的快樂罷了。

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年齡，不同的遭遇，難免產生對人生的懷疑和悲意，即使殘月淒風之時，卻也總因某些少數人的思想和風骨，而又時時讓人覺得山高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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