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撐待變」力爭外援，即使不被重視的法國，顧維鈞也要拼盡全力

文｜侯中軍

顧維鈞被譽為「民國外交第一人」。顧維鈞是抗日戰爭的親身經歷者，在中國抗戰外交中擔負著向國際社會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出任駐法公使，並充任駐國聯全權代表之一，負責通過國聯制裁日本的外交活動。中國政府爭取在全世界範圍內獲得對自身抗戰事業的同情與支持，顧維鈞等駐國聯代表制定出了從西方國家和蘇聯爭取援助的具體計劃，要求提供財政貸款、供應武器、彈藥及戰鬥機。為了達到上述目的，國聯成為一個便利的中心地點，顧維鈞等中國外交官可以在國聯與主要大國的代表接觸磋商。

1932年8月，顧維鈞（ 右二）出任駐法公使，圖為他與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總統阿爾貝·勒布倫（右三）

1932年3月10日，顧維鈞被國民政府任命為中華民國代表，參加國聯調查團。同年8月出任駐法公使。10月，任國聯中國代表。雖然出任駐法公使，但顧維鈞仍是李頓調查團的中國顧問，國聯行政院討論李頓報告書時，顧維鈞仍是中國政府指派的特別代表。顧維鈞曾回憶說：「並不是中國在歷史上這個異常困難的時刻對國聯抱有這樣大的期待。中國沒有這樣期待。但是中國希望藉助於國聯，將問題公之於世，引起全世界的同情和注意，並且，或者能得到物資或政治利益。」李頓報告書的公布，雖未能達到制裁日本的目的，但是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同情，對於中國抗戰給予輿論上的聲援。

李頓報告書並未起到警示日本的作用，日本隨後繼續策划了華北事變，將侵略目光盯上平津要地。此時法國自身政局不穩，在國際上並不能採取強硬立場，顧維鈞仍儘力爭取法國同情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力量。其中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從法國購買戰鬥機。1936年，中法之間的外交關係從公使級升級為大使級，顧維鈞擔任中國首任駐法大使。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全面侵華的盧溝橋事變，中國抗戰進入苦撐待變時期。七七事變爆發前的1個月，顧維鈞正籌劃在遠東太平洋地區締結一個地區和平協定，並與蘇聯駐法大使蘇利茨進行過多次磋商。顧維鈞認為：由於局勢普遍動蕩，世界性的和平難以維持，各國以按地區解決和平問題為好；日本帝國主義也許打算和蘇聯或中國開戰，甚至對兩國一起動手，但他們可不敢同時向蘇聯、中國和美國三國挑戰。但是尚未等到此類性質的協定有點眉目，日本發動了新的侵略戰爭。盧溝橋事變後，顧維鈞積極探詢各國駐法大使的意見，向他們表明：是日本蓄意挑起了事端。為了爭取國際輿論，顧維鈞還試探向國際聯盟發出呼籲的可行性。法國方面不建議此時中國向國聯提出呼籲，在法國看來，既然已經有衣索比亞事件失敗在先的前例，把目前的中日問題提交國聯將是白費力氣，根本談不上制裁。

1936 年4月，身著西式宮廷禮服的中國駐法大使顧維鈞

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再次決定向國聯申訴。時任外交部長的王寵惠致電顧維鈞，要其取得法國政府的支持，以便中國向國際聯盟提出訴訟。在與法國總理肖唐的會談中，顧維鈞提出，目前形勢較1個月前更為嚴重，中國政府認為必須向國際聯盟提出申訴。顧維鈞在陳述必須向國聯申訴的理由時說道：中國並非不知國聯軟弱無力，但是國聯至少可以宣布日本是個侵略者，而將是否制裁的問題作日後第二步處理。如果正式宣告日本為侵略者，將振奮世界輿論，並使世人注意到日本的行動對世界和平前景的破壞作用。經過磋商，國聯本身並未有所行動，仍建議召開華盛頓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

為了有效增強自身的軍事力量，國民政府曾要求中國駐法大使館為中國空軍招募法國志願飛行員，對中國而言這是一件急迫的事情，因為中國的空軍正在創建階段，遠未形成一支戰鬥力量。經過顧維鈞的努力，1937年9月，中國空軍終於聘到了3名法國飛行員，這3名法國飛行員在西班牙內戰中都積累了豐富的作戰經驗。顧維鈞回憶稱，招聘到3名法國飛行員使得他過了一天高興的日子。

顧維鈞（中）與美國國務卿小愛德華·斯特蒂紐斯（左二）、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右二）等人

在此時期，因印度支那運輸通道對中國抗戰至關重要，因此駐法大使的使命也變得極為重要。法國政府在日本的壓力下，逐步對此運輸通道設置種種障礙。顧維鈞曾說：「無數來自重慶政府的電報，不論是直接來自蔣委員長還是來自歷任行政院長、軍政部長、鐵道部長、後勤部長以及外交部長，都與運輸這個重要問題有關。」為爭取從印度支那過境運輸的便利，中國需要得到法國政府的明確保證，以便提前修築從廣西連接印度支那的道路。顧維鈞向法國方面指出，中國抵抗日本侵略不僅僅是保衛自己的領土與利益，而且具有保護外國在華利益的作用，日本的意圖是要阻止國外向中國提供一切武器與軍用物資，而這些物資對中國的抗戰是極端重要的。在顧維鈞的交涉下，法國方面表示並不准備拒絕向中國的過境運輸提供便利，而是正尋找某種辦法，既能按國聯決議的精神給中國以援助，又不致引起日本的反對。

但在日本的壓力下，法國還是逐漸設置了過境運輸的禁令。顧維鈞從國際法的角度指出：既然日本從未宣戰，也未承認日本和中國之間存在戰爭狀態，則從法律觀點看，情況沒有發生變化，中國從印度支那過境運輸的權利也不應受到損害。

對於爭取法國的援助，顧維鈞曾認為中國國內可能對法國不太重視，對法國的期望也較少，但他作為駐法大使必須竭盡全力勸說法國儘可能地多給予協助。此時法國是左派掌權，大多數成員是反對德、意、日軸心國的。在內閣成員中，好幾位閣員對遠東的看法與顧維鈞一致，如空軍部長科特。在談及法國人民對中國抗戰的同情時，顧維鈞認為，法國普通百姓都傾向中國一邊，認為日本是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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