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才大略的漢武帝一生自負，那為什麼晚年的漢武帝臨終前下了罪己詔？

用雄才大略來評價漢武帝，應該沒有人會表示異議。但是，雄才大略一定就能實現其抱負嗎？這就未必了！

漢武帝十六歲即位，在其祖母竇太后去世後，漢武帝徹底掌握政權。漢武帝親政後，立即表現出和其父祖不同的執政風格。這一方面是其父祖已經給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經歷了文景之治後的大漢王朝，綜合國力有了巨大的提升，這是漢武帝能夠有所作為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也是其漢武帝個人的抱負使然。無論是歷史時機，還是其個人才能，都支持他有所作為。而他也的確想有所作為。

漢武帝認為自己有責任將大漢王朝推向鼎盛，為此，他在內政外交各個方面都採取了積極有為的態度。在內政方面，他極力加強中央集權，使得秦始皇所確立的中央專制集權的體制有了進一步鞏固，確立了此後兩千年中國基本的政治制度。在對外方面，他一改過去的保守退讓，轉而積極進攻。尤其是對匈奴問題，從馬邑之謀開始，拉開了漢匈之間持續三十多年戰爭的序幕。為了實現天下太平，匈奴問題必須解決，而為了解決匈奴問題，漢武帝則是把整個國家轉向了戰時狀態。

應該來講漢武帝無論是內政和外交等許多當面的措施，都是有其價值和意義的。但是，他把所有有價值有意義的事情都集中起來去做，就不一定是好事了。畢竟中國古代是農耕社會，農耕社會所能承受的動員能力是有限的。而漢武帝顯然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他在持續三四十年里，始終保持了社會處於一種動員狀態。他不僅挑起了對匈奴的戰爭，而且還征服西域，消滅了大宛。他向東吞併了朝鮮。向南消滅了割據嶺南的南越國。在西南方向則是向西南夷動手。任何一個國家恐怕都不能承受如此之大規模的全面戰爭，何況是兩千多年前的農業社會。

在國內，他不僅制禮作樂，改革朝廷的禮制，而且還大規模封禪、巡遊，而這些都會對社會造成巨大的衝擊。尤其是他的求仙，他渴望能夠長生不老，為此花費了大量的民力物力。

於是，到了漢武誒晚年，社會矛盾處於極端尖銳的狀態之中。對此，他是有著清醒的認識的。早在衛青還活著的時候，漢武帝就曾經對衛青說過：「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漢武帝也的確準備在適當的時候，對內外政策進行轉變。但是，由於匈奴問題沒有解決，他始終沒有轉變。

到了漢武帝晚年，不僅社會矛盾尖銳，漢武帝和太子劉據之間也發生了矛盾。他們父子不僅在執政理念上有所不同，而且漢武帝晚年猜忌多疑，太子為了自保發動兵變。兵變失敗後，太子自殺。這件事情對漢武帝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漢武帝並沒有放棄徹底解決匈奴問題的努力。但是，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漢武帝最後一次派出二十八萬大軍出征匈奴，卻遭受到空前的失敗。這使得漢武帝認識到自己生前徹底解決匈奴問題是不可能了。這就為漢武帝轉變長期的進取政策提供了可能。尤其是漢武帝的太子劉據去世後，他不得不立年幼的劉弗陵為太子，劉弗陵年僅八歲。劉弗陵將來也不可能執行一條積極進取的政策。這也決定了漢武帝必須轉變國家的內外政策。

恰在此時，桑弘羊等人提出建議要在西域輪台進行屯田。漢武帝拒絕了這一建議，並且下詔說道：「今請遠田輪台，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這就是著名的輪台罪己詔。通過這個詔書，漢武帝對國家的內外政策做出調整，國家從積極進取轉變為守成。後人曾經評價漢武帝，說他的所作所為和秦始皇類似。之所以沒有像秦始皇那樣導致亡國，就是因為他在晚年認識到了危機，實現了國家政策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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