閭丘露薇：面對公眾的寫作

《學問的冒險》

嚴飛 著

中信出版集團

2017年8月

面對公眾的寫作

文 | 閭丘露薇

（媒體人）

《學問的冒險》是一本面對大眾的書，講述的是一個青年學者的求知心路。

用現在中國內地流行的一個詞，作者嚴飛算是「青椒」，一位大學青年教師。我是在他還在香港的時候認識他的，因為都畢業於復旦，我是理所當然的師姐。我還記得最後一次見面，他告訴我要去斯坦福讀博士了，後來斷斷續續聯繫，知道他中間因為導師的原因又去了英國，再後來，他已經結束了博士後，回到了清華。而這，已經是差不多八年的時光，而我，正好開始了自己在美國的博士生生涯。

嚴飛離開香港前，正在寫一本關於香港的書。其實當時我有些擔憂，因為總覺得，香港這個地方，如果只是呆上一年半載，很難準確展現這個城市的真實狀態。但是很快這種擔憂就被自己化解：其實，很多時候，有各種的角度，不同的視野，透過文字來展現，本身就是一件好事。而我自己，不也是透過新聞報道，專欄寫作，來向觀眾和讀者介紹那些本身我自己也是陌生的事件和地方，並且堅信這是自己的職責和回饋社會的方式嗎？

只是，這樣的面對大眾的寫作，常常被學者們視為浮淺。至於如何才能夠具有深度，但又能夠用普羅大眾都能夠接受的語言和敘述方式來展現，很多的學者卻並不屑於做這樣的嘗試。也因為這樣，看到嚴飛在經歷了這麼多年嚴格的學術訓練之後，依然願意花費時間和精力從事大眾寫作，覺得這是一件太值得鼓勵的事情。因為在很多學者看來，針對大眾的寫作，缺乏深奧的學術語言或者概念，無法凸顯作者的學術水平，甚至拉低作者在學術界的地位。但在我看來，只有真正水平高超的學者，才能揮灑自如的用平實的語言，把深奧的學術術語和概念解構出來。

在這本《學問的冒險》中，一篇題為「想像的優越感」的文章，詳細描述了作者作為一個學者去從事公共寫作的出發點。「想像的優越感的另一種反向表現，就是關起門來只做學問，不問世事，保持知識分子的清高，或美其名曰，保持知識分子的中立學術立場。當然，一門心思做學問，已經遠遠好於哪些將學問當作敲門磚的功利主義者，更何況在動蕩的政治運動年代，最先遭受批評的，總是批評聲音最大的。在今天，社會大環境的浮躁氣之下，我們看到更多的，是那麼多『知識分子』一心依附於威權，而拋棄了學術的良知，所以肯花心思做學問的學院人，已屬十分難能可貴。」

一門心思做學問，已經遠遠好於哪些將學問當作敲門磚的功利主義者

這裡面提出了幾個層面的問題。

首先，做學問是否應該關起門來，不問世事？在我看來，這是相當自欺欺人的說法，正如美國總統肯尼迪最喜歡引用義大利詩人但丁作品《神曲》中的一句話：「The hottest places in Hell are reserved for those who in time of moral crisis preserve their neutrality.」 （地獄中最炙熱的地方，是留給那些在出現重大道德危機時，保持中立的人）。雖然事實上《神曲》中沒有這段文字，但有相同含義的一段對白。但丁指出，在善與惡、正與邪面前，並沒有中立的餘地。做學問的人，是不可能獨立於世事之外的，身處於動蕩時代，所謂不問世事，其實就是助紂為虐。

同樣，這回應了文中談到的第二個問題，知識分子是否應該保持中立的學術立場？答案就是，要看身處的時代和環境。至於那些將做學問當作敲門磚的功利主義者，因為對於所處的體制有所求，已經是連保持中立的姿態都顧不上了。依附於威權，本質上就成為威權的護航者，學問不再是研究的目標，而是被使用的工具。

作者在這裡談及的最後一個問題是，在糟糕的大環境下，如能夠拋棄功利主義，那已經是非常難得的學者了。這又涉及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知識分子是不是應該在現實生活中承擔起道義和責任？

知識分子是不是應該在現實生活中承擔起道義和責任？

撇開道德上的要求，純粹從學術的角度看，不問世事的結果，就是研究的課題和現實的脫離，尤其是從事社會科學研究。雖然學者在學術圈中的地位，一定不是依靠公共寫作，而是發表論文的數量和質量，但這並不能夠保證，這些研究成果，能夠對社會變革或人們對社會發展進程的認知帶來幫助，甚至並不一定產生任何社會意義。當然，對有些學者來說，這並不重要，因為這對一個人在學術界的發展，不會產生絲毫影響。有時候我會覺得，學術圈很像一個自給自足的生產系統，或者說，有時候，有點自娛自樂。

回到公共寫作，學者與沒有經過系統學術訓練的作者的不同，在於有能力系統地、不流於表面地向公眾描述和分析社會現象，展現有助於提升人的智識的思考方式。對學者來說，公共寫作可能更難，因為更容易暴露出學者學術水平的高低和思維的局限性，也挑戰學者能否用平易的語言，更清晰的邏輯，來面對受眾。

在這本書中，讀者們可以跟隨作者一起思考，為何要做學問，如何做學問，以及在做學問的過程中遭遇的各種挑戰，也可以分享作為學者看同樣的社會問題或觀念的切入角度。尤其是後者，我一直認為，是學者的責任。透過準確的論據，用理論化的框架論事，得出自己的結論，這樣可以免去社會為一些其實已經論述了無數次的議題浪費時間，甚至倒退到重新談論基本常識。

刊於財新網文化頻道。

特別聲明財新文化由財新傳媒出品。財新文化所刊載內容之知識產權為財新傳媒及/或相關權利人專屬所有或持有。歡迎在朋友圈分享，未經許可，禁止進行轉載、摘編、複製及建立鏡像等任何使用。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