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與媒介化的「他者」

摘要： 新媒介技術侵入 「日常生活」，破壞了「日常與非常」、 「公共與私人」、 「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邊界。這一現象要求徹底修改 「日常生活」的理論。媒介化的 「日常生活」成為建構自我與他者之間關係的道德的與社會的空間。

關鍵詞：生活世界; 日常生活; 媒介; 他者

在信息機器與現代傳媒廣泛地滲透進街道、社區與家庭的時代，新媒介已經成為個體理解 「日常生活」的核心方式與手段，也為個體理解 「日常生活」的複雜性提供了象徵性的資源。 「日常生活」的界限已經變得不再清晰。這對 「日常生活」以及 「生活世界」的早期觀念構成了嚴峻的挑戰，但也為重構「日常生活」的概念展示了新的可能性。

一、「日常生活」的理論

在人文科學領域， 「日常生活 ( Everyday life) 」被當作一種抵制抽象思維與深奧知識的手段，它誘惑我們走向「純粹的真實 ( really real) 」，批判現代社會的國家政治及大型經濟組織，相信 「自由」 不可能在機構化的框架中實現，只能轉而求之於「日常生活」。

對於 「日常生活」 概念的界定總是因人而異，但是，不同的定義中卻共同包括如下一些內容: 比如吃飯、睡覺、穿衣、工作、做家務、遊玩等;也包括複雜的儀式，禁忌、禮儀、表演以及其他種種象徵性的活動。總之，它是那些反覆呈現的、不那麼重要但又必不可少的事件。與此同時，「日常生活」還被等同於習慣性的認知模式，即阿爾弗雷德·舒茨所謂在自然態度的指導下，我們行動著卻並沒有完全意識到我們正在做什麼，像在夢遊一般的認知狀態。總而言之，「日常生活」指的是我們行為中那些沒有有意識地意識到的、世俗的事件，它們在我們預料的範圍之內悄無聲息地展開。在西方哲學的主流傳統中， 「日常生活」 向來都是被忽視的，直到亨利·勒菲弗爾提出 「日常生活」的理論:

「我們需要一種對日常生活的哲學盤點與分析，需要揭示其模糊性———其卑微與豐富，貧乏與繁複———通過這些非正統的手段，釋放其創造性的能量，這是其整體的一部分。」

在之後的 「日常生活」理論中，一方面， 「日常生活」 被貶低為 「本真生活」的敵人，它單調而乏味，平凡沉悶而麻木不仁，是藝術家通過 「陌生化」的手段予以救贖的對象。另一方面， 「日常生活」又被認為包含了混亂的衝動與無意識的慾望，蘊藏著革命的消息與非凡的潛力。正如加里·德波所說， 「習慣以種種形式把現實掩蓋在特權化的慣例之後，為了充分理解潛伏於日常之裂縫與皺褶中的奇觀，需要一種被提高的意識 ( 它與對日常生活的日常態度對立) 。」這樣一來，因為過度熟悉而變得不可見的事物被重新賦予新奇的光環，日常生活的日常性因其潛力的被發現而變得不再平常。

總之，「日常生活」的批判性理論的基本目標之一是質疑 「日常生活」，揭示它的矛盾，挖掘它的潛力，把我們平淡的理解提高到批判性知識的層面，即在 「日常生活」平凡的領域中看到其潛在的不平凡。然而，「日常生活」理論的潛在邏輯是，大眾對於自己的日常生活一無所知，而只有一少部分知識精英才可以充當救世主的角色，只有他們才能救贖 「日常生活」。於是，一種徹底的懷疑主義的精英的自我意識與一種不加反思的普通大眾的普遍意識被對立起來了。可問題是: 為什麼作為慣例與習慣的 「日常生活」一定要成為質疑的對象? 事實上， 「日常生活」可能包含著來自下層社會對秩序的穩定感的企盼，對儀式的安全感的期待。

「日常生活」的理論與 「生活世界」的概念密切相關，在德國哲學家的知識傳統中，經過史蒂芬·懷特、艾德蒙·胡塞爾、阿爾弗雷德·舒茨、于爾根·哈貝馬斯等人不斷的理論調整， 「生活世界」最終被界定為 「特定社會成員預先假定的闡釋性圖式與意義模式的總體」。

顯然，「生活世界」的話語本質上是一種描述性的理論，它僅僅強調慣例與想當然的方面，而不解釋日常生活中即時性的問題; 它假設了日常生活知識的共同性與普遍性，卻忽視了特定文化與社會內部的差異性。但是，與 「日常生活」 的理論相比，它更強調 「生活世界」 的 「不可超越( Unsurpassable) 」 的特點: 認為我們思維中不被思維的部分仍然是模糊的、未知的，超出了我們理解與批判的範圍。換言之，我們不可能跳出身體之外並對使我們的思想與行為成為可能的前意識或者前假定產生認識。在這個意義上，人類對 「生活世界」 ( 或者 「日常生活」) 的理解只能是部分的， 「生活世界」 ( 或者 「日常生活」) 本身就是對 「闡釋與征服」的一種抵制。

綜上所述，關於 「生活世界」 ( 或者 「日常生活」) 的共識是: 第一， 「日常生活」 既包括個體的行為方式，我們可以稱之為 「知道如何做 ( Know－how)」 的知識;也包括集體的風俗、儀式、德范乃至群 體 的 性 格，我 們 稱 之 為 「認 知 的 ( Knowing-ness) 」 知識。第二，「日常生活」 中包含有一代代人經過反思沉澱下來的信仰與實踐。第三，任何社會群體與個人都有 「日常生活」，都在 「日常」 與 「非常」之間移動與轉換。「日常生活」理論的批判性立場與 「生活世界」思想對理解能力的反思為理解媒介化的 「日常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二、媒介化的 「日常生活」

如上所述，亨利·勒菲弗爾之所以提出 「日常生活」 的理論，是因為他堅持認為 「自由」 不可能在機構化的框架中實現，而只能在外在於官方政治與大型經濟組織的 「日常生活」中去尋找。因此， 「日常生活」既是現代政治經濟之外的 「剩餘物」，同時又是一個包容了 「對抗」 的對抗之所，還是一個矛盾性地無所不包的總體。但是，勒菲弗爾幾乎完全忽視了 「媒介」對於 「日常生活」的意義。

對於 「媒介」，人們習慣於以 「主體 － 客體」的二元論來看待，即把媒介當作一種為主體所操縱的客體，但是，對於人類與信息媒介之間的複雜關係而言，這種觀點顯然太過簡單化。事實上，各種類型的電子媒介都在以其特殊的方式建構著主體的位置。僅從概括的層面來說，信息機器把來自世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信息彙集在一起，有力地強化了都市人口的異質性，極大地拓展了現代主體的眼界。然而，把各種異質的文化並置起來經常又是危險的，充滿了隨意性，它解構了都市原有的族群聚居模式，破壞了這些族群的地方性習俗，增加了社會化進程的複雜性。

對於個體而言，新媒介提供了全新的、異質的文化形式，激發了個體的興趣，塑造了個體的性格。沒有新媒介的傳播，這些文化形式對於特定個體也許完全是未知的; 反過來，正是由於這些個體的積极參与，他們又為這種文化形式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在這個意義上，新媒介克服了空間的與社會的距離，為個體提供了豐富的、可選擇的文化手段。

當然，各種新媒介對於主體建構的意義各不相同。收音機大多是個體獨立性使用的，而電視機大多是在家庭環境中被觀看的。電視取代了大多數傳統的家庭活動，把一種集體性的大眾文化引入家庭。雖然成年人與未成年人、男性與女性對待電視及相關節目的態度不同，但是，新媒體的技術性特徵以及它們傳播的文本、形象及聲音都深深地影響了每個個體的日常生活。然而，在這兩種媒介普及的時代，個體的「日常生活」 節奏似乎仍然沒有以這些新媒體為中心，個體之間的日常活動仍然比接觸媒體的經驗更重要。然而不可否認，收音機與電視機已經進入了個體的日常生活，嚴重地改變了日常生活經驗的輪廓。此外，從油墨印刷技術到電腦打字技術的轉變也深深地轉變了個體工作的模式，在傳統的油墨印刷階段，一種 「主體 － 客體」 之間相互獨立的關係受到強調;而電腦打字技術則涉及了個體、鍵盤、資料庫以及程序的運算能力，這些因素之間的相互關聯都具備認知的能力，一種全新的象徵性的人機關係被建構起來了。電腦寫作已經不再是一種獨立的個體活動，而是同時需要與他者溝通 ( 通過聊天室、電子郵箱、微博技等) 的活動。

在新媒介技術未來的發展中，通過縮微技術，計算機與身體的結合將會更加緊密。隨身聽、個人數碼設備、具有在線功能的手機、電子定位系統等與日常生活中的個體如影隨形。視聽設備已經廣泛地分布於日常生活的各種空間中，不攜帶上述電子產品的個體已經非常少見了。而且，未來的新媒介技術將變得更加不可見，它們可能成為我們眼鏡、衣服甚至身體的一部分。「隨著電子媒介變得越來越日常化，人們將漸漸地不會再意識到它們的存在，最後，它們會完全消失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背景當中。

無所不在的電子媒介既意味著多種可能與便利，同時也意味著嚴重的危險。比如全球定位技術可能被用於跟蹤，個體的隱私會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公開等等。在這個意義上，媒介化的日常生活將成為個體建構身份認同的 「戰場」。而身體認同的建構離不開「交流」，離不開 「媒介」，現代社會的主體漸漸依賴於媒介提供的關於世界與 「他者」 的意義與解釋，並需要以此來理解他們自己身處其中的世界的意義。媒介化的呈現為現代主體理解、建構自我與世界、自我與 「他者」之間的關係提供了一個闡釋性的框架。媒介化的 「日常生活」使得 「日常與非常」、 「公共與私人」、 「自我與他者」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了。

三、媒介化的 「他者」

媒介化的日常生活是一個社會的、道德的空間，正是在這一空間中，理性、價值、意義、責任、義務等日常生活的倫理被維持與創造。日常生活意味著個體與 「他者」 之間的交流，沒有交流，日常生活的倫理是無法被實踐的。因此，日常生活的倫理學必需考察自我與 「他者」 之間的關係，必需認識到自我與 「他者」之間差異的不可抹殺性。交流從來都不可能完全把 「他者」 結合進來，自我與 「他者」 之間 「非一非異」。 「日常生活」的理論告訴我們，在一個不可避免地令人不快的世界中，我 們 需 要 對「他者」負責。 「他者」的世界是一個我們從來都不可能完全知道與理解的世界，它需要我們持有某種謙遜的態度。「他者」總是一個大麻煩，但是，對 「他者」負責是人之為人的先決條件，「他者」不能被抹殺掉。

關於媒介化的日常生活的倫理學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對媒介化的 「他者」的考察。媒介在表徵 「他者」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媒介是超越空間距離、創造在場的幻覺的重要手段，這種 「幻覺」 深深地影響了現代主體理解 「他者」的方式。

僅以電視新聞類節目為例，比如電視讓觀眾看到了侵略戰爭、自然災難、政治醜聞、恐怖主義等令人震驚的現實，但卻不需要觀眾真正投入責任與義務;電視把觀眾帶進一種媒介景觀，卻不需要觀眾參與到現實的複雜性當中。比如對以本·拉登為首的基地組織的表徵，在空間上既十分遙遠又似乎近在咫尺，正因為我們無法接近他們，所以這些被媒介化的 「他者」創造了焦慮，這種焦慮感反過來又合法化了對他們的壓制。這種關於他們的形象的主導性———缺乏其他性質的形象與語境———有力地支撐了對他們持懷疑與惡意的文化，道德的判斷 ( 對他者的敏感與負責) 變得幾乎不可能。

與這種把 「他者」妖魔化，消滅我們與 「他者」之間共同性的做法不同，另一種媒介化的表徵策略是完全否認差異性，「他者」的形象被想當然地納入完全熟悉的、想當然的敘事策略與話語框架中，「新聞聯播」式的套語正是這樣一種 「程式」，它把千差萬別的事件納入到一個整齊劃一的敘事格式當中。被媒介化的 「他者」 正是在上述兩個極端之間搖擺著的，媒介化的情境不僅使觀眾與 「他者」 疏遠了，也使觀眾與呈現這些 「他者」的主體疏遠了，觀眾既無法了解 「他者」 的語境，也無法了解呈現「他者」的主體的意圖。在媒介化的日常生活中，對於 「媒介化」的 「他者」的責任意識需要我們反思、挑戰 「媒介」 的意識形態性，對媒介的敘事結構、敘事藝術與類型程式保持警惕。 「日常活」的理論提醒我們要對媒介的表徵策略保持批判性的態度，對於媒介表徵受其自身規則與類型的限制保持清醒的認識，牢記媒介表徵本身的局限性與不可能性。

四、「日常生活」的秩序化訴求

文化研究者們認為，電視觀眾是積極的參與者。積极參与意味著擔負責任，意味著對電視表徵持批判性的態度，否則就會成為媒介的 「同謀」，作為 「幫凶」，參與 「污名化」 「他者」的行動: 一方面相信我們可以充分地了解 「他者」，相信媒介關於 「他者」的表徵的事實性與權威性; 另一方面認為媒介本身是必不可少的，對於我們了解世界與 「他者」至關重要，而且認為媒介本身可以完成這一任務。總之，作為媒介的 「同謀」，就是既相信媒介報道的內容，又信任媒介具有報道的能力。

儘管 「日常生活」的理論家們強調 「批判性的立場」，但是，在現實生活中，許多觀眾並不願意挑戰現實，並不願意對他者負責，並不願意挑戰媒介的可信性，他們有意無意間會與媒介達成 「共謀」。觀眾一般願意接受媒介對 「他者」 程式化的、熟悉的描述，願意在一個熟悉的話語結構中理解眾多陌生的、雜亂無章的 「他者」，願意 「化複雜為簡單」。

也正如 「日常生活」的理論家們所批判的那樣，「日常生活」希望簡單、舒服與秩序，媒介正好投其所好。但是，觀眾與媒體 「共謀」 的深層邏輯是:日常生活安然地處於媒介對現實的媒介化及表徵性的實踐當中。媒介化的表徵並非強加於主體，而是主體在日常生活基礎之上選擇了媒介。主體無法逃離充斥媒介的 「日常生活」。仍以 「新聞聯播」為例，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每天晚七點準時收看 「新聞聯播」至少可以滿足兩個方面的需要: 第一， 「新聞聯播」定時定點播放，具有 「通過儀式」 的功能。許多人習慣化地收看 「新聞聯播」，儀式性地從之前的工作中解放出來，沉浸於儀式性的觀看活動當中，「新聞聯播」的結束，標誌著一天工作的結束以及休閑時光的開始。大多數人不會選擇在 「新聞聯播」的播出時段給別人打電話，在這個意義上， 」新聞聯播」充當了 「工作」與 「休閑」之間的儀式性界標。第二，「新聞聯播」程式化的結構模式與敘事策略可以給予觀眾某種熟悉感，帶給觀眾安全、穩定、 「一切正常」的感覺。 「電視新聞基本上是一種敘事。它是相同情節的無盡的故事，只是相同故事的新版本。人們根本不會去記憶新聞中的事實、人物與姓名; 這些內容總是不斷變化著的。然而，敘事的框架，象徵性的體系卻是一貫的、傳統的。」在這個意義上，新聞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新聞的敘事程式的 「重複與為人所熟悉」。

事實上，模糊與不確定在日常生活中意味著危險，對於大部分人來說，日常生活都十分艱難，都得持續地與不確定性做鬥爭。換言之，日常生活本身具有秩序化的訴求。

五、結語

現代世界目睹了現代化媒介技術大舉進入日常生活的行為，現代媒介使得 「日常生活」 的模糊性與矛盾性更趨複雜。一方面 「日常生活」 意味著非現代的政治與經濟的 「剩餘物」，其中充滿了創造性、超越性、遊戲性與可能性; 另一方面它又無不受到技術理性、秩序、科層化的管理模式、商品化、資本化的影響，總之， 「日常生活」 的異質性、不可預期性、目標指向性需要更新 「日常生活」的理論。

現代媒介以其秩序化的形式( 播出日程與敘事結構) 提供了一種解決不確定性與矛盾性的框架，減少了不安全感，滿足了觀眾日常生活中對秩序與安全的需要與渴望。日常生活的世界植根於個體的身體經驗與感知當中，這同時表現在物質的層面與象徵的層面。日常生活的反覆、熟悉與可預測性可以帶來安全感，但是，現代媒介技術嚴重地影響了個體的身體感知，我們與 「他者」的身體都被 「去物質化」了。媒介創造了一種虛擬的空間，直接聯繫的缺乏損害了身體之間的差別感，極端化了個體性，建構了一種與「他者」發生聯繫的幻覺。極端化的 「以自我為中心」的媒介化的日常生活把私人的偽裝成公共的，把獨有的偽裝成共享的，把不同的偽裝成相同的，把遙遠的偽裝成近前的，把不平等的偽裝成平等的。

現代媒介讓我們在特定的媒介化框架中觀看與理解 「他者」，但是其距離化的表徵模式拒絕我們介入「他者」的日常生活，無法接受 「他者」的挑戰，其結果是，媒介只是為我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處聖地，一個安全的、整齊劃一的空間，但是，這只是一個在媒介與觀眾的 「共謀」 之下建構起來的隔離的、孤立的 「幻境」。媒介化的 「他者」成為現代社會個體 「日常生活」 中的重要內容，是個體建構自我身份認同，建立人際交流模式的重要資源。「日常生活」的批判性理論提示我們可以選擇去理解它，對它負責，挑戰它並嘗試改變它，而且，這種對於 「他者」的理解是我們得以存在的前提，儘管這種 「理解」永遠都不可能是完全的理解。

參考文獻詳見原文。

文章來源：《現代傳播》 2011年 第8期

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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