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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政府為何不敢向日本帝國宣戰?

「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關東軍於1931年底佔領滿洲全境,中國最重要的工業基地淪陷,一般史家認為,第二次中日戰爭由此爆發。國民政府雖然在其後發動了淞滬抗戰和長城抗戰,但不得不說這種抵抗是被動而戰術性的,只是暫時遏制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凶焰。1932年1月,蔣介石和汪精衛在杭州「煙霞洞會議」之後,由蔣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汪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從此,維持近7年之久的「蔣主軍、汪主政」的黨內團結正式形成。國民黨首先轉而採用「聯俄容共」的戰略,[1]在列強中謀求地緣政治的突破;其次秘密整軍經武,和德國達成一攬子軍事合作計劃,得以訓練出20支德械師;第三在全國推行「新生活運動」,將「禮義廉恥」的傳統倫理來激勵國人的勇氣和恥感;第四經略大西南,為今後的中國營造一個厚實的抗日根據地;最後於1935年11月的「五全大會」宣布結束訓政、厲行制憲,用民主政治來開創全新的政治格局。[2]

因此到了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時候,中國已經沒有6年前那麼手足無措、人心潰散,國軍堅韌勇猛的淞滬會戰也擊破了日本「三月亡華」的戰略計劃。12月首都南京淪陷,遷都重慶的中央政府號召國民長期抗戰、永不投降,「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3]而日本也聲稱「帝國政府爾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4]似乎雙方已經沒有任何轉圜談和的餘地,但是令很多後人大惑不解的是,中日兩國政府卻始終沒有互相宣戰,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之前,一直在進行著一場不符合國際法定義的血戰。對此很多近代史專家和民間學者做出了各個層面的剖析,試圖從國際政治、政略安排、軍事部署等各方面做出了獨到的論述,[5]也都有理有據、切中肯綮,曾給予我們很大的啟發。下面筆者試圖從中國政府的立場,就宣戰問題研究幾點被前人忽視的幾個角度,請諸位近史學方家批評指正。

中外學者大多將1937年7月-1941年12月之間的中日關係稱為中國「戰而不宣」、日本「不宣而戰」,這個「宣」字如果將其理解為國際法意義上的正式公文宣戰,那是對的,但如果將其理解為對國內的戰爭動員,那就錯了。一個國家如果面臨龐大複雜的軍事行動而不進行全國總動員,那麼至少從主觀上表現了該國政府的缺乏交戰意志和取勝決心,其客觀的武力行為想必也不能持久。作為侵略者的日本當然不會如此,1937年9月4日,日本天皇頒布了《致第72屆帝國議會開幕式詔書》,宣稱日本軍人「正排除萬難發揮忠勇,只為促使中華民國醒悟,迅速確立東亞之和平」,並號召他的臣民「配合今日之時局,忠誠奉公,同心協力,達到所期待之目的」。[6]有學者認為,「該詔書的意義在於,補救日本因暫時擱置對華布告宣戰而失去的好處,……是日本從國內法的角度行使的布告宣戰」。[7]

作為抵抗者的中國也採取了相同的政略,那就是暫緩向國際公告對日宣戰,卻利用領袖演講或政府文告的方式對全國軍民發出了戰爭總動員。全面抗戰開始以後的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演講,這是向國內民眾宣示國府抗戰到底的決心;7月30日和8月18日,蔣介石兩次發布「告全體抗戰將士書」,這是向全體國軍宣示國府抗戰到底的決心;8月14日,南京政府發布「自衛抗戰聲明書」,這是向世界人民宣示中國抗戰到底的決心;8月30日,南京政府向國聯遞交「日本侵華聲明書」,這是向國際列強宣示中國抗戰到底的決心。事實上,國軍抗戰中22次會戰,有14次是在1941年12月宣戰前完成的,[8]這已經說明中國政府、國民黨及其領袖蔣介石決死復仇的能力、行動和意志。

上述文告中最著名的當屬蔣氏於廬山的「最後關頭」演講,[9]其中的「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動人心弦,成為此後8年激勵每一位殊死抵抗的愛國軍民之座右銘。但是將其視為中國的「抗戰聲明」似乎還不夠確切,因為中國政府正式將局部抗戰提高到全面長期戰爭的國策作於8月7日的最高國防會議,[10]於是才有了「八一三」淞滬會戰將全盤戰略從「由北向南」轉向「由東向西」的逐次抵抗,中國對日「勝也罷,負也罷,就是不要同它講和」(蔣方震語)的最終決心由此底定。此後的8月14日發布的「自衛抗戰聲明書」開宗明義地宣告:「中國為日本無止境之侵略所逼迫,茲已不得不實行自衛,抵抗暴力」,在曆數中國種種和平努力和日軍種種軍事暴行後聲明:「中國之領土主權,已橫受日本之侵略,國際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以為日本所破壞無餘。……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最後國府豪邁而自信地向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世界人民宣告,中國的抗戰「非僅為中國,實為世界而奮鬥;非僅為領土與主權,實為公法與正義而奮鬥」。[11] 我們認為,該聲明與「最後關頭」演講相呼應,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從國內法的角度行使的布告宣戰」。

既然中國政府已經有決心、有耐心、有雄心面對一場長期而艱苦的戰爭,並且已經做了國內應戰總動員,那麼為何不對日本直截了當地發布宣戰布告呢?[12]首先我們必須知道的是,1930年代開始,國際法由限制戰爭逐漸發展到禁止戰爭,開始認為哪一國率先宣戰,此一國家就是發動戰爭的侵略者,[13]既然日本都不願意宣戰而承擔戰爭責任,中國就更沒有必要主動宣戰自承為「侵略者」了。但蔣介石還一直十分擔心日本對中國首先宣戰,使得中國不得不進入國際法意義的戰爭。1941年2月8日,他曾經命令軍委會從速研究日本對華「正式宣戰時之利害,與我國應有之對策及預防之處理」,[14]其中之原因,就應該分析國際規定中兩個交戰國和第三國之間互有什麼權利和義務了。睽諸國際公法,一旦中日在法律上進入戰爭狀態,兩個交戰國和任何不願參戰的第三國之間將暫停適用平時國際法而改為適用戰時中立法(War Neutrality Law)。具體而言,中立國必須對交戰國承擔以下義務(亦即交戰國的權利):

一、不作為的義務:戰時中立國不得對交戰任何一方給予援助(包括提供軍隊、供給武器彈藥和其他軍用物資,也包括貸款和承購公債),不得用軍艦和國有船舶為交戰任何一方進行軍事運輸,不得向任何一方提供情報;

二、 防止的義務:第三中立國應該阻止交戰國利用自己的領土、領空和領海進行作戰,或建立軍事基地以及運送軍隊和軍事物資;

三、容忍的義務:交戰國得以用軍機、軍艦阻擋中立國的飛機、艦船進入敵國境內,並得以制定中立國向敵國的禁運貨物清單,對於上述封鎖和禁運,第三中立國必須嚴格配合。[15]

我們應該了解一下中國在這方面的判斷。「七七事變」以後,參謀本部第二廳廳長徐祖貽向最高統帥部彙報了他和外交部次長徐謨就宣戰問題的研究結果,他認為,「如絕交後,雙方即具有交戰國資格,日本即可以以交戰國地位通告各國,禁止一切軍需品及軍需原料輸入中國,其範圍甚廣」,隨之他提出了自己的擔心:「現我國一切軍用品能否自給自足,大有問題」。[16]事後的局面證明的確「大有問題」——截至1938年12月,中國陸軍武器彈藥的損耗總量為:步槍311000枝,輕機關槍18500挺,重機關槍4000挺,迫擊炮1300門,山、野、重炮660門,步、機槍彈7.2億發,各式炮彈346萬發,手榴彈730萬顆;[17]而同時期國府總共只生產出了步槍123330枝,輕機關槍3600餘挺,重機關槍700挺,迫擊炮1700餘門,步、機槍彈2.9億發,各式炮彈55350發,手榴彈168萬顆,山、野炮則沒有出品。[18]兩者相較的巨大缺口,國軍的械彈「能否自給自足」已經不言自明了、

中國雖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但是作為一個貧困散漫、教育落後的農業國,既缺乏戰爭必須的鋼鐵、石油資源,更缺乏大規模的工業製造條件,軍隊指揮、軍事技術、軍政管理和軍工生產的人才也極度匱乏,這些致命的弱點在國軍防線逐漸從沿海向大西南收縮時,顯得尤為突出。親歷大戰的國軍高層在戰後曾總結道:「我國因科學落後,戰前輕工業雖略有規模,而軍需工業實甚幼稚,設備簡陋、技工缺乏,且限於國家財力,無法大事擴充,致重武器無法自造。……益以盟邦之租借援助,方勉強支持8年之艱苦抗戰。」[19]所幸蔣介石早就認識到這一困局,於是在1931年底就「在積極開展對蘇外交,爭取蘇聯援助的同時,也大力開展對德外交,並取得了德國的援助」。[20]因此在衛國戰爭爆發的前後,德國軍械是中國外援的主流,而1938-1940年,當屬蘇聯軍援最為卓著。

先來看德國。1937年8月13日中國淞滬會戰,國軍87師、88師均配備有德國軍事顧問,在總顧問法爾肯豪森的指揮下制定具體的戰術計劃,當時整個上海戰場總人數有71人之多。南京保衛戰開始以後,他們又跟隨軍事中樞轉進武漢,繼續幫助中國抗戰,直到1938年5月才因本國政府訓令而被迫回國。眾所周知,二戰前德日是緊密的戰略盟友,但就在希特勒於1938年2月承認滿洲國的前後3個月之內,尚有以下械彈運抵香港:

步槍:30萬枝,子彈1000發/枝;

自來的手槍:30000枝,子彈1000發/枝;

20響駁殼槍:20000枝,子彈2000發/枝

重機關槍:20000挺,子彈10000發/挺;

德制迫擊炮:800門,炮彈190萬發;

戰車防禦炮:500門,炮彈1000發/門;

單管高射炮:500門,炮彈2000發/門;

以上軍火總計1000餘萬美元。[21]總之,雖然德國基於和日本的友誼而於中國漸漸交惡,但還是在1938年5月之前經過公開渠道和民間渠道出售軍火給中國,合計金額大概為2500萬美元。中國抗戰全面爆發後,首批通過購料貸款而獲得的外國軍援就是來自於蘇聯,其中坦克85輛、45㎝反坦克炮200門和一營高射炮就是通過海運抵達香港,[22]時間是1937年10月。1938年11月初,蘇聯通過海運援華的第二批5000噸軍火由英輪從敖德薩運至仰光港上岸,再經鐵路和滇緬公路運往中國境內,詳單如下:

115㎜炮彈:50000發;76㎜炮彈:160000發;

反坦克炮:100門;附屬彈藥:90000發,彈藥附件:210000份

步兵炮:200門,附屬彈藥:400000發;

太平洋戰爭之前,中國接受外國的購料貸款除了蘇聯的2.5億美元以外,還有美國的1.2億美元、英國的800萬英鎊和法國的6.3億法郎;[23]那時美國執行《中立法》,對交戰國向美國購買包括武器在內的軍用物資採取「現購自運」的方針,因此自「維希達(Wichita)號事件」以後,中國在抗戰初期的確沒有得到美國的軍援。後來羅斯福修正了該法案,於是中國從1939年開始陸續通過桐油借款和滇錫借款,用商業貸款的方式得到美國軍援。中國大後方當時有21家兵工廠可以自主生產輕型武器,但需要原料,美國禁運的只是成型的武器和火藥,不包括銅、鋼等製造武器的重要戰略物資。另外,中國當時向歐洲採購的軍火就是用美國貸款支付的,比如1939年的仰光就有來自歐洲的3萬噸的槍支彈藥起卸運往中國。[24]

隨著1970年代開始台灣地區軍政檔案的逐漸解密,該地區的學者利用國民黨黨史會和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提供的原始文獻,對抗戰時期外國軍事援華的詳情已經做出了精核廣泛的梳理,不斷有相關的著作、論文面世,[25]在這裡筆者就不再多做贅述。正如當時在美經理對華軍援的金融家陳光甫所言,「抗戰成功,賴有軍火及借款之源源接濟」,[26]相信如果中斷外國援助的話,中國似乎無法支撐到武漢會戰,就更別提太平洋戰爭了。當然,從主觀動機而言,外國是否軍援中國是該國從地緣或經濟利益來慎重考量。但是從客觀現實而言,一旦對日宣戰,日本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根據戰時中立法攔截、臨檢和襲擊這些裝滿援華軍火的外國商船。這樣,無論第三國的主觀願望如何,都不再可能繼續軍援中國——除非他們願意加入戰團和中國結盟與日本血戰。而且一旦宣戰,按照中立法規定,國軍中的蘇、德、法軍事顧問團都只能撤離,這對缺乏軍事指揮人才和技術人員的中國也並無益處。

兩國宣戰之後,具體而言,日本就有權利用其龐大海軍攔截第三國運往中國的一切軍用物資,這樣中國會迅速崩潰。就說蘇聯吧,該國的援華軍用物質的運輸渠道主要有三:1、走海道,從海參崴或敖德薩裝運到香港、海防和仰光起卸,通過滇越鐵路和滇緬公路內運;2、由西伯利亞鐵路經庫倫運至包頭;3、經公路由阿拉木圖通過星星峽運至蘭州。一旦中日宣戰,那麼日軍就會截斷中蘇海上通道,並將通過內蒙遮斷蘇聯部分陸路運輸。[27]而美日開戰以後中國再向日本宣戰,南太平洋那些運送援華軍用物資的商船就有美國軍艦的保護,不怕日本海軍的臨檢和襲擊了。中國事變初期日本海軍的確還未能控制南洋,但是他們海軍作戰的最終戰略目標就是「切斷蔣政權的海上交通線」。當1938年10月大亞灣登陸、中國所有沿海港口失陷以後,日軍就將目光投向了河內和緬甸。當時海軍想利用航空兵來控制這兩個港口,由於台北和三灶島兩個基地不敷使用,於是日軍於1939年2月攻陷了海南島,將其作為攻略緬甸的作戰基地,以便戰機能夠巡航監控相關海域。[28]

中國的自有口岸自1938年10月日軍佔領廣州以後全部喪失,但是還有滇越鐵路和滇緬公路維繫著外國援華生命線。滇越路3年來一直負擔著中國接受外國海上軍援的任務,其後固然中斷於1940年9月,但是早於1938年3月通車的滇緬路承接了中國和印支半島海港之間不絕如縷的聯繫,[29]源源不斷地將海外軍援械彈和軍用物資運送至國內抗日戰場和兵工廠。中國為何需要這些運輸線?因為這正是維繫中國抗戰軍火的海外支援生命線。一旦中國向日本宣戰,那麼所有來自海上的軍火都會因為被日軍攔截而不能到達海防和仰光,即使到達緬越,也因為中立國必須履行「防止的義務」和「容忍的義務」而禁止這些軍火運向中國國內,中國的軍力也就會因為械彈枯竭而失血死去。事實上,日本在考慮宣戰問題的時候,總是將根據海戰法規「可禁絕第三國兵器彈藥及其他軍需品之對華輸出」,以「完備對華海上封鎖」作為對中國布告宣戰的有利之處,這也是外務省、海軍省和陸軍省的共識。[30]當然,最後因為戰略利益最大化,日本放棄了這一構想,轉而用天皇詔書和首相聲明的方式進行了實質宣戰,但是中國終究沒有陷入國際法意義上的正式戰爭,不得不說,這也是抗戰前期中國最大的幸運吧。

注釋:

1、筆者曾撰文《長征?抗日?蔣介石》刊佈於網路,論述蔣介石此一戰略的策劃、推行和結果,詳見「凱迪社區」;

2、當時的中共也承認:「在五全大會上,國民黨幾年來的基本政治口號,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是暗淡下去了,剿共反共的口號,在大會的宣言的基本綱領是不見了,訓政時期宣布了結束,準備召集國民大會,對於叛逆殷汝耕下了討伐令,這些都是明顯的變更」,《火線》第66期,天津,1936年11月;

3、 「蔣介石日記」,1938年1月2日;

4、 「第一次近衛聲明」,1938年1月16日;

5、比如民間學者繆人鳳刊布的網文就認為,「中國政府的對日戰而不宣的策略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緩兵之計,是進行持久作戰,以拖待變的正確之道」,詳見「凱迪社區」;

6、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中譯本,第1卷第1分冊,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著,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p.33.

7、 《准戰爭狀態研究》,李廣民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p.343.

8、 相關戰史詳見《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郭汝瑰編,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9、 《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4,秦孝儀編,台北:黨史會1984年版,pp.582-585.

10、此次會議參加者為國民黨和中央政府的所有最高決策者以及劉湘、閻錫山等地方實力派,其詳細記錄館藏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787-24431號;

11、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2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pp.25-27.

12、在太平洋戰爭之前日本同樣未對中國宣戰,其理由並非本文探討的主旨,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木戶幸一關係文書》,木戶日記研究會編,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6年版;

13、詳見1928年8月「非戰公約」具體條款,《國際條約集:1924-1931》,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亦可參考「關於侵略定義的公約」,1933年7月;

14、 《民國檔案》雜誌,南京,1998年第4期;

15、戰時中立法是指規定交戰國和戰時中立國之間權利、義務關係的原則、規則和制度的總稱;本文關於國際法具體條文參考和引用的主要來源是《國際公法學》,曹建明編,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6、 「盧溝橋事變後國民黨政府軍事機關長官會報?第7次會議記錄」,1937年7月17日,詳見《民國檔案》雜誌,南京,1987年第2期;

17、 《何上將抗戰期間軍事報告》,何應欽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影印版,附表12:「抗戰以來武器損耗及補充概況」;

18、 《抗戰勝利40周年論文集》上冊,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pp.1071-1079.

19、《八年抗戰經過概要》,陳誠著,南京:國防部印製廠1946年版,p.5.(本書實際編撰者為國防部史料局,然2005年中華民國國史館出版的《陳誠先生回憶錄》同樣有本段引文,只是細節字句略有異同);

20、 《中華民國史》第3編第2卷,社科院近史所編,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p.485.

21、 《使德回憶錄》,程天放著,台北:正中書局1978年版,p.204.

22、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編戰時外交(2),秦孝儀編,台北:國民黨黨史會1981年版,p.466.,

23、美國於太平洋戰爭之前的對華購料貸款總計1.2億美,明細如下:1939年2月8日:2500萬美元;1940年4月20日:2000萬美元;1940年10月22日:2500萬美元;1941年5月4日:5000萬美元;

24、 FRUS,1939,Vol.1,p.753.

25、研究戰時外國對華軍援最需要依賴的原始文檔輯錄是《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編之「戰時外交」全3冊,而關於此問題最好的學術專著當屬《抗戰時期外國對華軍事援助》,王正華著,台北:環球書局1987年版;本文相關數據大多來自上述兩種出版物,特此說明,不再一一作注;

26、 「駐美代表陳光甫自華盛頓致行政院長孔祥熙電」,1939年4月3日;

27、為了防止日軍可能的攻擊,蘇聯曾在新疆駐紮一個裝甲師和一個戰機中隊以作戒備;詳見《陳納德將軍與中國》中譯本,陳納德著,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p.68.

28、日本海軍詳細的封鎖戰略安排見《日本海軍在中國作戰》,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著,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版,pp.307-319.

29、 滇緬公路在1940年7月14日-10月17日曾被英國迫於日本壓力而封鎖;

30、根據外交檔案可知,日本政府對向中國宣戰問題的詳細討論一直延續到1941年11月14日;關於抗戰初期布告宣戰利弊的研判文獻,可見《木戶幸一關係文書》,木戶日記研究會編,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6年版,pp.3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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