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鍔為何支持袁世凱反對孫中山「二次革命」

說起蔡鍔和袁世凱二人的關係，可以說十分複雜。1916年12月14日，梁啟超在上海舉行的蔡鍔追悼會上說，戊戌變法之後，蔡鍔要到東京找他，「湖南長沙出來只借得二毛錢，到了漢口借親戚洋六元，由漢到京，袁項城借給他洋一千元，到東後以三百元為學費，其餘均為交友及公益之用，而自己出來則步行，未嘗坐過車子。」深知蔡鍔的梁啟超此言不會是無根據的，他也沒有必要為袁世凱說好話，可見少年蔡鍔之所以能順利到日本留學，的確曾得到袁世凱的慷慨資助。

不過蔡鍔以「士官三傑」的榮譽學成歸國後，一直在廣西、雲南等地從軍，與袁並沒有發生什麼直接關係。直到辛亥革命後，1912年1月12日，已經是雲南都督的蔡鍔在給黎元洪的電文中稱袁世凱「閎才偉略，實近代偉人，即孫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國大總統宜推項城之論。徒以清廷關係尚未脫離，故此次選舉不及項城者，非不願舉項城，實不能舉清廷之內閣總理大臣也。要之，中國有必為共和之時機，而項城亦自有被舉總統之資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但他同時又反對「株守議和」，主張「長驅北伐，直搗虜廷」，這固然是針對清王朝的，也流露出了對袁世凱的不滿。1912年1月20日，他致電孫中山等人：「我軍乘此朝憤，何敵不破？乃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戰，曠日持久，糜餉勞師[而]不問。」1月26日，他致電孫中山及各省都督，公開指責袁世凱想在北京召開所謂「國民會議」來決定君主、民主國體，「無非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充彼戰備，懈我軍心」，他認為這只是「袁之狡謀」，鮮明指出民國政府已成立、總統已選出，「民主君主問題無復有研究之價值」，「惟有簡率精兵，結連黔、蜀，長驅伊、洛，期共戮力中原。」他極力主張北伐，並組織了雲南北伐軍，發布《北伐誓師詞》，其中有「甘冒不韙，乃有袁賊」等句子，前鋒已從貴州進入湖南。2月12日，等到段祺瑞領銜的北洋軍將領敦促清帝退位的通電發表後，蔡鍔致電黎元洪還表示要提高警惕：

「段祺瑞率軍北上，促進共和，大局可望早定，甚為欣幸。惟聞段夙無種族思想，而與袁世凱關係甚深。此次忽然通款，自當推誠相與。然究竟有無別謀，亦宜密為籌備，免墮奸計，而誤事機。」

然而一旦清帝退位，南北和議成功，他對袁的態度就發生了變化。他曾幾次發表通電，堅決支持建都北京。3月6日，他在給孫中山、袁世凱等人的電文中主張建都北京，「若夫祛除私見，調和感情，袁公當優為之，似可無煩過計。」3月25日，他電賀袁世凱就任大總統，稱袁「閎才偉略，群望所歸」。4月11日他給上海各報館闢謠的電文中又有「況袁公一代偉人，中外欽仰」語。

前後幾個月，他對袁世凱的看法竟有這麼大的曲折變化。總體上看，只要袁擁護共和，他就堅定地站在袁的一邊，極力支持袁建立一個強固有力的政府，集中中央權力。事實上，加強國權、抵禦外患是他一貫的理想，從他未公開的遺囑里也可以看出這一點。

「同室操戈，兄弟鬩牆，相煎太急，隱恨良多」

1913年2月25日，當宋教仁遭暗殺後，蔡鍔也曾通電譴責「卑劣」的暗殺手段，「痛切陳詞，聲與淚並」。但他堅決反對用兵，主張「宋案」應組織特別法庭，由法律解決，「勿挾成見，勿尚意氣，勿憑勢力而壞法紀，勿造言詞而亂聽聞」，尤其「嚴禁軍人干預」，他說宋教仁「生前於南北意見極力調和，若令身後惹起南北惡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即使說袁世凱必須推倒，此時正式總統選舉在即，「則袁之將來當選與否，宜取決於全國人之同意，自有國會解決」，不能訴諸武力。當南北戰爭迫在眉睫時，5月17日，蔡鍔曾和四川、貴州、廣西四省都督聯名通電，反對戰爭，「萬一有人發難，當視為全國公敵」，並表示要堅決捍衛艱難締造的民國。6月7日，他又和浙江、四川兩省都督聯名致電袁世凱及各省都督，進行調停，主張以法律程序解決紛爭，力勸動兵。

到8月4日，戰事終於無可挽回地爆發了，江西、南京等地烽煙四起，他仍通電指出「討袁」理由不成立，依據《臨時約法》，總統如果有謀叛行為，應由參議院彈劾；政治上有過失，則由國務院負責。何況臨時政府已近尾聲，馬上就要選舉正式總統，如果袁沒有獲選，卻倚仗特別勢力不退職，屆時再以武力對付袁也不遲。他甚至天真地想組織雲、貴、川、桂四省聯合軍駐武漢，「勸令寧、贛罷兵」。

他後來雖然也曾派兵入川，但他一直把這次戰事看作「同室操戈，兄弟鬩牆，相煎太急，隱恨良多」。他是反對內戰的，認為「同種相殘，殺機大啟」，「非國家之福」，應該「為國家稍留元氣，並以免以暴易暴之譏」。所以他反對袁世凱為北洋軍將士授勛，認為那樣做無異是「獎勵殘殺同胞」。

「寄字遠從千里外，論交深在十年前。」黃興送蔡鍔這副對聯是在1913年6月，這時「二次革命」已箭在弦上，黃興派密使約蔡鍔一同舉兵，蔡鍔卻勸黃興不要輕動。據楊思義《蔡鍔軼事》回憶，「黃興派曾任寶靖招討使的譚心休至滇，約蔡松坡起兵，松坡答曰：『民國初建，國基尚未鞏固，當勸克強安靜。袁勢方張，此時未可輕動。』譚曰：『我等若再忍耐，袁賊必將做皇帝。』松坡冷笑曰：『他如膽敢稱帝，我將在西南也做起皇帝來。』譚訝其言，逼問此是何說？松坡正色曰：『國體共和，載在約法。有人敢違約法，國人必起而共擊之，我就是第一個不饒他的。現在袁賊逆跡未彰，師出無名，故我主張暫時忍耐，時機未到，勸公等萬勿輕動。』譚聞其言，拂袖返滬，面報黃興，並以此遍告同志。是時我亦在滬，曾親聞其語。」

蔡鍔之所以不同意「二次革命」，反對以武力來解決政治紛爭，這在他1913年7月24日給譚延闓的電文中說得比較清楚——「我國自改革以後，元氣大傷，至今瘡痍未復，斷不可有第二次之破壞。且某國幸災樂禍，正利用我有內亂，以遂其侵略野心，凡我邦人，正宜戮力同心，以御外侮，……克強、協和此舉，未免鋌而走險，急不能擇。」還有一個原因他自己沒有說，梁啟超一直有個看法，認為在民國以後他們所面對的主要是兩大勢力，一是「官僚社會之腐敗的勢力」，一是「莠民社會之亂暴的勢力」，這是蔡鍔所同意的。

孫中山等 發起「二次革命」，在他們看來就是後一種「亂暴勢力」，是他們所不能接受的。這一點蔡鍔在1913年10月5日離開雲南前夕進步黨雲南支部的歡送會上演說時說得比較清楚：「暴烈派以破壞為事，苟可以達其目的，即犧牲全國而不恤。然其進銳，則其退速，今已一落千丈矣……暴烈派之失敗，雖以兵力為之，而進步黨之鼓吹社會扶助政府者，其功亦誠不小。今後進步黨之所慮，惟在官僚派耳」。當然他也深知「根深蒂固」的官僚派「最難征伐」。梁啟超是進步黨的重要黨魁，曾公開倡議「軍人不黨」、退出統一共和黨的蔡鍔在老師的邀請下同意出任進步黨的名譽理事。毫無疑問，沒有進步黨的支持，袁世凱對「二次革命」的鎮壓就不會那麼順手。這是袁氏後來稱帝時萬萬沒有想到的。還有一點也是袁想不到的，那就是在「暴烈派」被逐出政治舞台後，梁啟超、蔡鍔所代表的力量所憂慮的就是袁代表的「官僚派」，他們最後的決裂幾乎也是必然的。

袁世凱以優勢武力把整個民國變成自己的囊中之物，幾乎只剩下遠在邊陲的雲、貴等省還沒有被北洋軍所控制，蔡鍔因而深為袁所忌，只有自請離滇。但這只是一種推測，蔡鍔辭職離開雲南其實並不是在袁的逼迫下，早在1913年6月中旬，他給梁啟超的電文里就說：「久欲來京與袁總統面商各政要，並與各方人士接洽。惟因滇事重要，未敢即行。」梁啟超在《護國之役回顧談》中回憶：「民國三年春天，蔡公把都督辭掉回到北京。他辭都督並非有人逼著他辭，雲南人苦苦挽留，中央也不放他走，但蔡公意思一來因為怕軍人攬政權，弄成藩鎮割據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則來矯正他，二來因為他對外有一種懷抱，想重新訓練一班軍官，對付我們理想的敵國，三來也因為在雲南兩年太勞苦了，身子有點衰弱，要稍為休息休息。他前後寫了十幾封信和我商量，要我幫他忙，把官辭掉，於是我們在北京常在一塊兒又一年。」還有一個人事關係複雜的原因，蔡鍔很難駕馭手下幾個雲南籍的部將，如李鴻祥等對他就不太服氣，使他去意更堅。

1913年10月袁世凱的大總統令說：「雲南都督蔡鍔疊電因病請假，著給假三個月，來京調養。」10月7日，蔡鍔辭去雲南都督，9日動身進京。不過他雖然離開了雲南，但他的舊部、他兩年來一手訓練的滇軍還在，在雲南依然有潛在的勢力。

「檻虎於柙」

蔡鍔在北京的兩年，袁世凱表面上對他優禮有加，先後給了他一連串的官銜，如政治會議委員、參政院參政、將軍府將軍、陸海軍統率處辦事員、全國經界局督辦等。還幾乎每天召見，說是磋商政要，其實是防他有變。袁曾對親信的曹汝霖說過蔡鍔「有才幹，但有陰謀」，其中就有「檻虎於柙」之意。

蔡鍔也是大智若愚，深恐招袁之忌。在京期間他幾乎沒有發表過什麼政見，留下的主要成果就是在經界局的文件，他深知袁氏讓他到經界局是敷衍他，但他認為正經界、清田賦也是治國要政，很想有所建樹。不過短短半年時間(從1915年1月22日任事到7月22日呈文給袁世凱)就主持編印了《中國歷代經界紀要》、《各國經界紀要》兩大本著作，可見他辦事的認真、踏實、細緻和嚴謹。大約也只有這個經界局和政治離得最遠，他可以無所顧忌地做點事。

1915年8月以後，要求袁世凱稱帝的輿論甚囂塵上，先有「籌安會」，後有「全國請願聯合會」，甚至還出現了妓女請願團、乞丐請願團等。蔡鍔韜光養晦，風花雪月，「終日沉湎於麴院，以示頹唐」。一方面卻與梁啟超，與雲、貴兩省軍界密電交加，密商大計。早在這年9月底，遠在美國的黃興有密函勸他設法脫離虎口，起兵討袁。蔡鍔也派專人送了一封長達17頁的密信給黃興，告訴他自己準備返回西南發難的計劃。一方面他卻在北京逢人就說：「我們先生[梁啟超]是書獃子，不識時務。」做出一副與梁啟超分道揚鑣的樣子。而且對帝制問題「虛於委蛇」、很快表態，留下了一份關於帝制問題的簽名書。由蔡鍔領銜，蔣尊簋、孫武、唐在禮、蔣作賓列名其後，還有蔣方震、張一爵、陳儀等一共12個將軍簽名。「主張中國國體宜用君主制者署名於後/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將軍蔡鍔」三行字是蔡鍔的親筆，原件至今還保存著。(為此，當蔡鍔舉義之初，袁氏的統率辦事處還責問他為什麼反覆無常，他的答覆是：「國體問題，在京能否拒絕署名，不言而喻。若問良心，則誓死不承。……若雲反覆，以總統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論要言！」)但袁對蔡鍔仍是不放心，所以才會暗中搜查他的家，目的是查電報密碼本。因蔡事先已有防備，已把幾十部密碼帶到天津梁啟超家的卧室里，才得以倖免。

關於蔡鍔離京，袁家普在《蔡公遺事》中說，1915年11月9日，蔡鍔曾與袁家普密商，告訴他自己已決定出京，要求袁家普在自己走後，「務宜不動聲色，力持鎮靜」。蔡鍔於1915年11月11日出京，19日袁家普追到天津，蔡鍔「已於先日乘山東丸赴日矣」。期間，蔡鍔有兩篇《呈袁世凱文》，先是1915年11月22日，他給袁世凱的呈文說「現在假期已滿，病仍未愈」，要求「准予續假三月，俾得遷地療養」。袁的批令是：「著給假兩月。」幾天後，蔡鍔又一次呈文給袁世凱說：「惟有移住氣候溫暖地方，從容調養，庶醫藥可望奏功。查日本天氣溫和，山水清曠，且醫治肺胃，設有專科，於養病甚屬相宜。茲航海東渡，赴日就醫，以期病體早痊，再圖報。」袁世凱批令：「一俟調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國，銷假任事，用副倚任。」這兩個呈文大概都是蔡鍔脫離袁掌握之後寄出的，老謀深算的袁氏表面上不好說什麼，只有啞巴吃黃連。從這兩個呈文和袁的批令來看，蔡鍔離京赴日還是比較從容的。在日本，蔡鍔還曾上書袁世凱，「切詞披布腹心，未蒙採納。」

袁世凱對財政總長周學熙說，從蔡鍔臨行時的深謀遠慮來看，「此人之精悍遠在黃興及諸民黨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現在遠走高飛必為心腹大患，並感嘆「縱虎出柙」，大有悔意。

1915年12月19日蔡鍔輾轉到昆明，21日、23日他在給舊部的電文中稱「袁氏詭詐陰險」、「袁氏叛逆」。但在宣布獨立前的一天(24日)他還給袁世凱一個「最後之忠告」，「痛哭陳詞」。此後的宣言、文告中則一律列數袁的罪狀，稱其為叛逆、「國賊」、「謀殺兇犯」。

當袁世凱被迫撤消帝制、企圖緩和舉世洶洶的人心，以繼續把持權柄，蔡鍔在1916年3月30日給唐等的電文中指出：「其狡猾無恥，實堪痛恨」。他堅決反對袁世凱在一片唾罵聲中脫下皇袍，還要繼續做大總統，他在4月18日給政事堂統率辦事處的複電中嚴正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人生幾何，六十老翁以退而安天下，尚復何求？」要求袁世凱必須退出政治舞台。但他也說，「鍔於項城多感知愛，惓惓忠言，蓋上為天下計，亦下以報其私」。此前，他曾表示袁世凱對他「禮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願其凶國害家之舉。」

「所爭者非勝利，乃中華民國四萬萬眾之人格也」

他之起義反袁，是為保衛民國，是「為時勢和良心所迫」，是為了公義，不能「兼顧私情」。他從不否認自己對袁世凱懷有一定的私人感情，但一旦袁氏背叛民國、背叛自己宣誓效忠的共和、帝制自為，蔡鍔就要起而反對，毫無迴旋餘地。對此他毫不後悔，1916年5月16日他在寫給潘蕙英的家書中說：「袁世凱已打算退位，不久即罷兵息戰矣。此次事業，較之辛亥一役，覺得更有光彩，而所歷之危險亦大，事後思之，殊壯快也。」當他出發時，曾抱定必死的決心，他在1月31日的家書中說：「余素抱以身許國之心，此次尤為決心，萬一為敵賊暗算，或戰死疆場，決無所悔。」好友石陶鈞也回憶他在誓師之時「早有必死之心，願大家同歸於盡」。陶菊隱說，蔡鍔在舉義前向滇軍將校沉痛致辭：「袁勢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無望，然與其屈膝而生，毋寧斷頭而死。此次舉義，所爭者非勝利，乃中華民國四萬萬眾之人格也。」其時，是否能打倒袁世凱毫無把握，護國之舉從力量對比上看，只能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所以護國軍入川之際，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之慨。

考蔡鍔與袁世凱的關係也不僅是袁曾有恩於他，「多感知愛」、「禮遇良厚」的私情，而且還可以在他自己的思想深處找到一些蛛絲馬跡。1902年，蔡鍔在《新民叢報》連載發表《軍國民篇》的長文，首次闡述他的軍國民主義思想。軍國民主義包含了他富國強兵的全部理想，他對袁世凱這樣的政治強人寄予厚望，並不是偶然的。因為這樣的軍國民主義只有假手雄才大略的權威才能有所作為。1915年5月，在「二十一條」交涉時，他寫給朋友曾廣軾的信中提及，袁世凱曾對他說過：「交涉完，須咬定牙根，思一雪此恥」。他說，這話如果當真，那是中國的「無疆之福」，自己「誓以血誠報之」，「如仍舊貫，則惟飄然遠引，打個人之窮算盤已耳。」

作為信奉軍國民主義的軍人，抵禦強敵、洗雪國恥乃是蔡鍔最大的心愿，他對袁世凱抱有一些幻想，在這裡可以找到解釋。當然，他還是保持著清醒、審慎的警惕，並沒有完全信賴袁氏的話。這在他未公開的遺囑中也可以看出來：

「本人少年時，羨東鄰強盛，恆抱持軍國主義。是項主義，非大有為之君，不足以鞭策而前，故政體孰善，尚乏絕端之證斷。後因袁氏強姦民意，帝制自為，逞個人篡竊之私，不惜以一手掩飾天下人耳目，爰伸正誼，以爭國民人格。」

袁世凱至死都不能理解蔡鍔之反對他稱帝，竟然不是為了一己的野心，而是「為四萬萬國民爭人格」，「人格」一詞在袁氏的辭典中是找不到的。蔡鍔自早年進長沙時務學堂受教以來，目光高遠，已不是傳統的軍人可比，他是一個具有知識分子氣質的近代職業軍人，他不願做軍閥這一點，在當時就是空前之舉。他在《軍國民篇》中說得明白：「國魂者，國家建立之大綱，國民自尊自立之種子。」他所理解的國民人格只有建立在自尊、自立的基礎上，這不是舊權威袁世凱所能認識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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