慘死於「文革」的新中國教育奠基人柳湜
接下來講講幾位在安徽模範監獄，即安慶飲馬橋監獄坐過國民黨大牢的名人。
先說這位柳湜，沒死於國民黨的大牢，解放後擔任教育部副部長，卻慘死於文革的批鬥。
當然了，柳湜這個名字，肖定沒幾個人知道。但是毛澤東的「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里提到的柳直荀烈士，四十歲以上年紀的人就不會不知道了吧？
柳湜就是柳直荀烈士的胞弟。
柳湜，乳名克立，化名辰夫、乃夫、方直、羅斐、楚士，1903年出生於長沙一個貧寒家庭，幼年喪父，母親以刺繡、縫紉供其上學。
1916年，柳湜考入長沙縣立師範，受徐特立、朱劍凡等名師熏陶，又常與同窗好友曹伯韓、蔣長卿、黃彝等一起閱讀進步書刊，形成了樸素的愛國思想。
1921年畢業後，柳湜在毛澤東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附設補習學校教書，先後結識了毛澤東、李維漢，思想傾向革命。
1924年，柳湜赴北京半工半讀，1926年因病返湘。
1928年初，柳湜加入中國共產黨，旋即赴上海，化名毅夫，由中央派往安徽省委秘書處工作，任總交通員及省委秘書長，10月，由於叛徒告密而被捕關押於安慶飲馬橋監獄。在長達六年的牢獄生活中，他始終未露身份，堅持自學《資本論》和日語，還組織難友學習。
令人存疑的是，上海中央為何派一位人生地不熟、語言不通的湖南人到安徽擔任需要人地兩熟的總交通員？
1934年，柳湜獲釋後即前往上海，很快恢復了組織關係，擔任《申報》讀書指導部主任，後與李公朴等創辦《讀書生活》半月刊。
此後6年，柳湜先後在香港參加鄒韜奮主辦的《生活日報》的編輯工作，在漢口創辦《全民周刊》並任主編，在重慶將《全民周刊》與《抗戰三日刊》合併為《全民抗戰》三日刊，並與鄒同任主編，還任生活書店總編輯。著有《怎樣自學社會科學》、《街頭講話》、《社會相》、《為何生活》、《救亡的基本知識》、《困難與文化》等書，共一百餘萬字，受到廣泛歡迎，也受到知名人士的讚揚。
毛澤東讚揚《街頭講話》是真正通俗而有價值的讀物。
同時，柳湜與文化界進步人士沈鈞儒、李公朴、史良等廣泛交往，積極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參與救國會的建立，聲援一二九運動及抗議七君子被捕等重大活動。
1940年冬，柳湜前往延安，據有關回憶文章指，曾經還擔任過周恩來秘書（待考），以救國會中央執委身份出任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參議員，在隨後召開的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一次會議上，被選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委員，任教育廳廳長。
柳湜主持制定的《1942年教育工作計劃大綱》，確定了邊區教育工作的三項主要任務，一是建立正規的教育制度；二是提高各級學校的教育質量；三是繼續推行新文字、掃除文盲。在1942年的整風運動中，柳是邊區政府學委會的委員之一，同年3月31日還參加了《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
韋君宜1998年出版的長篇回憶錄《思痛錄》曾談到，在延安整風中，其丈夫楊述與柳湜、柯慶施都曾被懷疑是國民黨特務，受到審查。
1944年10月，柳湜主持召開邊區文教代表大會。毛澤東親臨大會，作了題為《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的講話，闡明了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工作方針。柳在大會總結中根據黨的文化工作方針，提出了培養知識分子，開展群眾教育運動的邊區教育方針。他特彆強調，群眾教育的最終目的是消滅邊區的文盲。
1945年7月13日，柳湜和范長江等代表解放區新聞記者協會，出席了在延安召開的中國解放區人民代表會籌備委員會，並被選為籌委會常務委員。
1946年1月，柳湜出席邊區教育廳召開的有邊區七個中學校長、教導主任及教員代表共三十五人參加的中等教育會議，指出：有計劃地培養邊區知識分子與提高現任區鄉幹部的文化，是今後中等學校的總任務。
1947年3月，在胡宗南大舉進犯延安之前，柳湜離開邊區東渡黃河前往晉察冀解放區，同年5月任冀中行署教育廳廳長。
北平解放後，柳湜任北平市教育局局長，負責教育界的接管工作，為恢復建立學校的教學管理秩序而操勞。
1949年3月，中共上海地下市委情報委員會書記吳克堅，經李維漢介紹，通過柳湜與國民黨中央航空公司副總經理查夷平的親戚關係(查為柳的姨父)，對中國、中央兩航空公司進行策反工作。柳湜向查作了說服動員，堅定了查策動「兩航」起義的決心和信心。
4月，中共地下組織通過查將國民黨首席和談代表張治中將軍的家屬秘密送往北平。又經五個月的策劃，國民黨中央兩航公司愛國員工終於在香港起義。
9月，柳湜作為中華全國教育工作者代表會籌委會代表，在北平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柳湜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其後還擔任教育部司長、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委員、《人民教育》總編輯、教育部副部長、黨組成員等職。
1950年8月1日，馮友蘭在《人民教育》第1卷第4期上發表題為《對於中國近五十年教育思想進展的體會》的文章，目的是歌頌新社會和新教育的偉大，但文章發表後，隨即受到時任教育部師範司司長、《人民教育》總編柳湜的批評。柳湜的矛頭直指馮文所說的「為學術而學術」。
1957年，柳湜被康生加上「莫須有」的罪名劃為「右派」，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接受勞動改造。
弔詭的是，反右運動中，柳湜被認定為「教育部反黨集團」的頭子，成了「右派」，並且在十年後的「文革」期間遭嚴刑逼供致死。而馮友蘭卻參加了批判右派的運動，在「文革」中成了「極左」的「梁效」寫作組的成員。
1961年6月之後，柳湜被安排在教育研究所當研究員，撰寫了各個歷史時期的教育史與教育專著多部。
「文化大革命」中，柳湜被誣為叛徒，1968年4月12日被捕，22日被嚴刑拷打得大腿折斷、腦漿迸裂而死。人們在他的棉被裡發現了一小頁紙，寫著他留在人間的最後幾個字：「政治迫害，毒打取供。我非叛徒，為我伸冤。」時年65歲。
1979年6月，柳湜被平反昭雪。
6月14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追悼會，方毅、王震、鄧穎超、聶榮臻、周建人、王任重等送了花圈。國務院、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統戰部、政協全國委員會、教育部、文化部、中共湖南省長沙縣委員會等單位也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方毅等參加追悼會，教育部長蔣南翔主持，教育部副部長劉仰嶠致悼詞。
柳湜的著作甚多，有專著《社會學常識》、《柳湜論文選》等書傳世。
公開資料中，柳湜有一女名叫柳延延，1945出生於延安，1969年畢業於復旦大學物理系。現任上海師範大學法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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