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司馬懿是如何操盤才能顛覆曹魏政權？

陳寅恪先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魏、晉的興亡遞嬗，不是司馬、曹兩姓的勝敗問題，而是儒家豪族與非儒家的寒族的勝敗問題。」

此前的文章我們已經解釋過這層關係，但改朝換代其實是個「技術活」，曹魏政權到底有哪些弱點？司馬氏如何摁住曹魏的脈門？才最終實現取而代之這一逆天之舉的？

一、 司馬氏代魏的時代背景：曹操與豪族的生死戰

在討論司馬氏代魏之前，我們需要對東漢以來的時代背景有一個比較充分的認識，這個時代的主基調便是豪族勢力的興起。

什麼是豪族？簡單來說就是「豪強地主」、「有錢人家」，依照川本芳昭教授的看法，豪族階層的出現是秦漢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然產物，隨著生產力的不斷增長，經濟持續繁榮，財富的累積達到空前的規模，廣泛的貧富差距必然出現，產生了階層分化的新局面，而豪族正是上述階層分化的結果。

常言道「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一個社會裡有一批相當有錢的人看上去不該是件壞事，但我們應當意識到秦漢時代的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在這個「一君萬民」的體制下，國家需要依賴數量龐大的農業人口收取稅賦、徵用勞役，而豪族的出現恰恰成為了此一穩定體制的破壞力量。

豪族依靠其巨大的財富，在地方上四處兼并土地，導致大量平民破產，這些喪失了土地的平民不得不依附於豪族門下，成為其佃戶、徒附，乃至奴婢，上述被豪族隱匿了的人口也就此脫離了國家的掌控，不再向中央政府繳納稅賦了。隨著國家掌握的人口不斷減少，財政必然陷入紊亂，西漢的覆亡便是源於失控的土地兼并問題。

東漢的建立在某種程度上是地方豪族的勝利，光武帝劉秀正是倚仗南陽地區的一批豪強勢力的支持實現全國統一的。因而，與西漢相比，東漢豪族的力量更加強大，並且具有了新的特點。

楊聯陞先生在《東漢的豪族》一文中，將東漢時期的豪族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憑藉中央勢力而突然得意的，即宗室、外戚與宦官。一類是自己漸漸發展起來的，即一般高官及地方豪族。」這其中，前者是「皇親國戚」，大富大貴，自無可說；而後者的所謂「漸漸發展」就大有玄機在內了。

這裡所說的玄機指的是東漢的地方豪族藉由控制選舉制度來鞏固自身力量。

眾所周知，東漢施行的是徵辟察舉制：一方面，朝廷每年會要求州郡官以「鄉舉里選」的方式舉薦若干人才（多為「舉孝廉」）以備中央選拔，另一方面，州郡亦可自行「辟除」，登用「掾屬」，處理地方事務。隨著地方豪族介入選舉，大量豪族成員被輸送至各級官府，他們開始逐漸左右仕進門路，只推薦和選拔自己的親信擔任官職。如此一來，被選舉者自然對選舉之人感恩戴德，全心全意地團結在幾個強有力的豪族周圍，形成「門生故吏遍天下」的局面。

更有甚者，東漢在選官制度上「任子」的規定又給予地方豪族擴充其政治影響的機會。「任子」是一種蔭襲的特權，漢安帝時便曾下詔「以公卿校尉尚書子弟一人為郎舍人」，在如此「特別優惠」之下，到了東漢後期，朝廷中累世為官的豪族已不罕見。

比方說，《軍師聯盟》中與司馬懿「針尖對麥芒」的楊修，其家族——弘農楊氏，自太尉楊震以來，「四世三公」（即家族四代中皆有人擔任司徒、司空、太尉三項官職者），是名副其實的顯宦大族；無獨有偶，袁紹的家族——汝南袁氏，自司徒袁安以來，也同樣是「四世三公」，政治力量大得驚人。

《三國志》卷六稱袁家是「勢傾天下」，裴松之注復引《魏書》，說袁氏「自安以下，皆博愛容眾，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為天下所歸。」

像袁氏這樣的豪族，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有辦法，一旦在軍事上又掌握了自己的武裝，很容易就轉變成強大的割據勢力。東漢自黃巾起義之後，朝廷統治分崩離析，各地豪強擁兵自重，互相殺伐，這其中，幾支主要的割據力量無一不脫胎於舊有的豪族集團，如河北的袁紹、淮南的袁術、荊州的劉表等等。

但一個人的出現徹底打碎了豪族領袖們稱王稱霸的美夢，此人便是曹操。曹操並不是豪族中人，他的父親太尉曹嵩雖位居三公，卻是靠給宦官中常侍曹騰做養子得到的官職，鄙夷曹操的人說他是「贅閹遺丑」。微賤的出身讓曹操一直很自卑，建安十五年（210年），他在有名的《己亥令》里還念叨著：「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

不過，自從曹操打定主意要一統中原之後，他便義無反顧地站在豪族的對立面上。官渡一戰，他以少勝多，擊敗袁紹；廟堂之上，「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他也不手軟，孔融、楊修等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都做了他的刀下鬼。

曹操視豪族勢力為阻礙其統一進程的最大敵手，他厲行法家的治理手段，去浮華、抑豪宗、清吏治，所謂「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傅玄語）、「魏之初霸，術兼名法」（《文心雕龍·論說》）。這種統治政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打壓得豪族階層喘不過氣來。

與政治上的「法術」相配，曹操在選舉制度上廢棄了察舉制中有關儒家「名教禮法」的一整套取士標準，鼓吹「唯才是舉」，他曾多次下令求賢，表示不管過去是多麼寡廉鮮恥、不仁不孝的傢伙，只要真有「治國用兵」的本事，都能在他麾下討碗飯吃。這樣的取士標準被作為正式的政府文告發布出來，對當時人心的影響，無疑是爆炸性的。

後世儒者多有痛責曹操的「唯才是舉」極大敗壞了社會風氣，像顧炎武在《日知錄》中就說：「夫以經書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

但應當看到，曹操的「唯才是舉」與政治上的打擊豪族是一體之兩面，「唯才是舉」削弱了東漢以來豪族人物藉由干預選舉，壟斷仕進門路的能力，用人行政的大權自此集結於他曹某人之手，無疑起到了鞏固曹魏政權的作用。

總之，曹操抑制豪族的一整套辦法，對於其最終削平群雄，統一中國北方，結束東漢以來中原戰亂的局面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二、司馬氏代魏的初章：「九品中正制」的出台與異化

《軍師聯盟》第25集，司馬懿對身旁的陳群說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我大魏可以馬上平天下，而不可以馬上治天下。」曹操的「唯才是舉」確實在一個時期內從平民寒士中拔擢了大量人才，但它只可能在戎馬倥傯的戰爭時期有效，到了魏國對中原地區的統治大體穩固，社會趨於安定，就難以再採取這種隨機的方式，而需要重新引入一定的選才標準。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套有章法可尋的選舉制度只能是對豪族成員入仕有利。因為，對於一個穩定的社會來說，選官用人的標準就不能不把德行、品行等要素納入考慮範圍，而這些衡量標準與過去東漢時代的察舉制已無甚顯著區別，最是符合豪族人物的「脾胃」。

曹操的「法家治術」儘管極大地壓制和打擊了豪族階層，但並不能從根本上消滅它。相反，曹操的成功同樣得益於一批豪族出身官員的支持與效忠，這些豪族就包括了司馬懿所在的河內司馬氏以及陳群所在的潁川陳氏。

魏文帝曹丕與這些世家大族的關係遠比其父密切，《軍師聯盟》里陳群、司馬懿等人在曹丕尚未被立為世子之前，就陪伴其左右，贊襄擘畫，曹丕最終能順利登基與上述豪族成員的鼎力相助是分不開的。

如此一來，一方面，初挑大樑的曹丕還需要繼續獲取豪族階層的支持，藉以維繫其統治，另一方面，豪族勢力又希望在一個標準化的選舉制度中恢復其久已淪落的政治影響力。兩者一拍即合的產物便是一種新的選舉制度——「九品中正制」或「九品官人法」。

什麼是「九品中正制」呢？簡單來說，中央政府會委派一些富有聲望的官員前往各郡縣擔任「中正官」，察訪各地士人，作出「品」、「狀」，供吏部選官參考。所謂「品」，是綜合士人德才、門第評出的等級。一共有九品，通常二至三品為上品，可以立即授予中央官職。所謂「狀」，則是對士人德行、才能的評語，一般都很簡短，只有一兩句話，類似「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清言明理，文義可觀」等等。

唐長孺先生已經指出，九品中正制並非什麼憑空創造出來的東西，而是東漢末年名士「清議」，品評人物風氣的制度化。這項制度在一開始是很有些兼顧曹魏統治者與地方豪族兩者利益的傾向的，因為儘管豪族人士有望獲得更為上乘的「品」、「狀」，可畢竟中正官是由中央委派的，理論上選拔之權還是操諸朝廷之手。

但是，隨著時間推移，一旦各級「中正官」亦皆由「著姓氏族」充任，勢必出現豪族人物「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中僅存的一絲「唯才是舉」的氣息也徹底消散。

自此，定「品」全憑門第，「狀」則成了可有可無的廢紙，九品中正制繼東漢察舉制後再度被異化為豪族階層實現政治壟斷的工具，豪族勢力在東漢時代的「舊日榮光」不僅得以全盤恢復，而且「在政治上的力量比以前更為雄厚。」（王仲犖先生語）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九品中正製為豪族最終顛覆曹魏政權打下堅實基礎，他們等待的只是一個最合適的人選來實現對曹魏的最後一擊。

三、曹魏政權的內在局限和司馬氏代魏的邏輯

偶然中蘊藏著必然，正是司馬懿成為了代表豪族勢力篡奪曹魏政權的不二人選。

《軍事聯盟》第25集中出現了一個有意思的情節，當曹魏宗室們圍聚在一起，為曹丕代漢以及可以預想的封王進爵彈冠相慶的時候，座中的一位年輕人卻對司馬懿執意在此時上表曹丕要求實施新政（其主要內容就是「九品中正制」）的行為感到狐疑和不解，這位年輕人正是夏侯淵之孫、夏侯尚之子夏侯玄。

作為曹魏宗親中罕見的有識之士，夏侯玄對九品中正制蘊藏的危險是有預見的，《三國志》卷九記載了他對九品中正制的負面看法：「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他擔憂中正官用人職權過重，會逐漸侵蝕朝廷權柄，導致「機權多門」的狀況。

然而，如同電視劇中夏侯玄的叔伯們痛罵他「小毛孩胡說八道」一樣，曹魏宗親貴胄對豪族勢力的復興和壯大缺乏憂患意識。尤為可怕的是，隨著時間流逝，宗室成員的才能素養都開始出現斷崖式下跌，像夏侯惇、夏侯淵、夏侯尚、曹仁、曹洪、曹休、曹真那樣文武兼資的幹才已難覓蹤影，代表宗室集團活躍在曹魏晚期政壇上的人物是曹爽、曹羲等眾多的紈絝子弟，要他們與司馬懿較量又怎麼能成功呢？

文帝曹丕、明帝曹叡父子兩代的統治則進一步加快了曹魏「自我毀滅」的速度。曹丕好大喜功，兩次征吳皆無功而返，徒耗國力；曹叡耽於逸樂，大興土木，導致民怨沸騰。兩代帝王尚有一個共通的致命弱點：享祚不永、盛年早逝。

曹丕統治魏國七載，終年四十歲，曹叡統治魏國十三載，終年三十六歲。當臨終前的曹叡有氣無力地將年僅八歲的齊王曹芳託付給司馬懿，讓他十分「榮幸」地當了第二回顧命大臣的時候，明眼人都意識到曹家氣數已盡了。

與曹魏王室的日薄西山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司馬氏家族的臻臻日上。通過聯姻的方式，司馬懿編織起一張豪族的巨網：他的妻母來自河內山氏，是「竹林七賢」中山濤的祖姑母；長子司馬師娶泰山羊氏，是西晉名臣羊祜的姊姊；次子司馬昭娶東海王氏；女婿則是京兆杜預。這些姻親戚屬無一不來自於世家大族，司馬懿也就名正言順地成為了地方豪族的代表和社會精英的領袖。

司馬懿崛起的另一至關重要的因素在於他掌握了相當的武力，身處三國這樣的亂世，軍事力量在多數情況下是奠定個人權位的唯一基石，司馬懿在曹真過世之後便開始全面負責針對蜀漢的戰事，長期統帥大量的部隊，漸漸確立起軍事實權。到了曹叡統治末期的景初二年（238年），司馬懿更是親統四萬大軍遠征遼東，一舉平定公孫淵之叛，足見此時司馬懿在軍中的威望已達到了首屈一指的程度。

就這樣，司馬懿成長為曹魏後期在政治、軍事領域皆舉足輕重、不可或缺的頭面人物，作為豪族領袖的他又得到世家大族們的全力支持，其於正始十年（249年）的「高平陵政變」中，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誅殺曹爽，輕鬆攫取魏國軍政大權，思之也就不足為奇了。

東吳的末代丞相張悌曾如此闡述他對司馬氏代魏的看法：

「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系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馳驅，無歲或安，彼之失民，為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盪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奸計立矣。 」（《三國志》卷四十八注引干寶《晉紀》）

張悌認為曹操祖孫三代的統治沒有獲得民心，相反司馬氏父子卻能爭取到民眾的支持。然而張悌或許只解答了問題的一半，因為「民心向背」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地方豪族操縱的。

正如陸威儀（Mark Edward Lewis）所看到的，曹魏的固有局限在於，像曹操這樣的開國者都富有領袖魅力（chrisma），憑藉軍事力量南征北討、開疆拓土，可他的繼承者卻難以維繫統治，只能尋求三種途徑來鞏固權力：整頓軍隊、建立官僚體系，或者尋求地方豪族的支持來穩定當地秩序。

顯而易見，魏文帝選擇了第三者，可他不會料想到，豪族的支持是有代價的，經由「九品中正制」，整個官僚隊伍實現了「換血」，而曹魏賴以起家的軍隊又旁落至司馬懿之手，上面提到的這三條路徑皆成為權力讓渡的「高速公路」。曹氏集團已慢慢被隔絕孤立，張悌的所謂「喪失民心」正源於此。魏國政局淪落到如此田地，即便沒有司馬懿，也一定會有豪族中人「取彼而代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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