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歐美收藏家弗利爾的收藏傳奇！附館藏精品！

最新 09-17

你也想幾百年後有人記起嗎？有一個選擇，做一個牛逼的收藏家！當頂級拍行圖錄上印有你的齋號後面加上舊藏兩個字，那是一種榮耀，更是圈內大家對你的認可。

我認為一個牛逼的收藏家，可以簡單理解為，生前藏品能撐的起頂級拍賣公司的個人專場，生後藏品印在圖錄上被稱為其舊藏。當然更牛逼的收藏家會有一座自己的博物館，比如弗里爾，比如洛克菲勒三世，比如賽可勒。。。。。。。

話又說回來成為一個偉大的收藏家怎麼能缺的了古董商的參謀推薦呢，期待與閣下的合作。

弗利爾美術館坐落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國家大草坪南側，是史密森尼學會下屬以收藏亞洲藝術為主要特色的國立博物館。該館一九二三年建成之初的九千餘件文物全部來自美國「車皮大王」、底特律已故工業家弗利爾的個人遺贈。早在一九〇五年，弗利爾就向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提議，把自己畢生收藏的重要藝術品全部捐贈給國家。

在1905年，通常不會毫無理由的稱讚別人的著名鑒賞家伯納德·伯任森寫信給伊莎貝拉·斯圖爾特·伽德勒：「親愛的弗里爾是我心中一直追尋的那種收藏家，美國欠他的比欠我們其他所有收藏家的還多！他生活的目標非常純粹，也沒有任何特別的個人動機！」

致力於歐洲尤其是義大利藝術的任伯森是在弗里爾家中首次見到大量中國藝術品的，隨後他寫道「如果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涯，他將把自己獻給中國藝術。」

對於當時方興未艾的美國博物館業來說，這是史無前例的大事，在美國國內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有人誇讚弗利爾的慷慨，也有人嘲笑他是個傻瓜。而史密森尼學會雖然歡迎捐贈，但學會的理事們對弗利爾提出的一些附加條件卻感到難以接受。

弗利爾要求建立一座國立藝術博物館，用於永久保存、展示他的捐贈。另外，博物館須建在國會山附近的首都核心區，並以弗利爾的姓氏命名。對博物館的建築式樣、內部空間、展廳布置、展品組合，弗利爾也有許多具體的要求。他的理想是為首都的參觀者們提供一個適宜的環境，讓他們心無旁騖地享受一場精心準備的藝術盛宴。博物館還必須免費開放參觀，無論是專業學者還是普通觀眾，任何人想來博物館內研究館藏，其要求都應該被得到滿足。

弗利爾是一個感性的完美主義者。他固執地認為，在自己所涉及的全部藝術領域，他都功德圓滿，獲得了最棒的作品。他相信自己的收藏已經臻於完美，形成了一個統一的有機體，任何細微的改變都會損害其內在的和諧與美感。因此，博物館的藏品不得增減、不得對外借展，甚至外館的藏品也不得在本館內展出。

對於這座博物館的未來，弗利爾有著太多的個人設想，他似乎想打造一座自己親手設計和建造的藝術豐碑。史密森尼學會的理事們覺得難以接受，致使後續的協商充滿了曲折和坎坷。好在有羅斯福總統以及第一夫人羅斯的大力支持和斡旋，雙方最終達成協議。按照計劃，弗利爾去世以後他的收藏會被整體移交給史密森尼學會，待館舍建成後交由弗利爾美術館保管。

終於，弗利爾如釋重負。於是他又開始為進一步拓展、完善自己的收藏而殫精竭慮。沉重的使命感讓他不顧年老體衰而加倍努力。在其最後的人生歲月中，他特別專註於中國的古代藝術，到一九一九年去世時，弗利爾的中國藏品已經出類拔萃，成為其全部收藏中最為精彩的部分，這為以後弗利爾美術館成為中國藝術的海外收藏和研究重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查爾斯·蘭·弗利爾一八五四年出生於哈得遜河畔、紐約上州山區的一個貧困家庭，在六個孩子中排行第三。因為父親體弱多病，母親去世後，年僅十四歲的他不得不輟學，先去水泥廠打工，後在小鎮的百貨店做職員。數年後，勤奮、好學的弗利爾被內戰退伍老兵弗蘭克·黑格爾上校招至麾下，成為他的公司會計。黑格爾比弗利爾年長十歲，在以後的人生歲月里，倆人亦師亦友，共同創業，結下了深厚情誼。一八八〇年，弗利爾跟隨上校去往底特律，成立「半島車廂公司」，從事火車車廂的製造。弗利爾充分發揮了其管理和經營的才能，利用一八九三年大蕭條的機會成功兼并了十三家公司，成為美國火車車廂製造業的托拉斯。一八九九年，年方四十五歲的弗利爾正式退休，專註於藝術品收藏和鑒賞。和美國某些富豪收藏家為了展示財富或者投資增值的目的不同，弗利爾只是為了走進藝術的聖殿，去追逐那些自己欣賞的美。

出身卑微，也未接受過正規的學院訓練，弗利爾對藝術的熱愛來自於天生的稟賦。他氣質獨特，有著超越平凡的審美能力。一八八〇年移居底特律以後，弗利爾開始購買藝術類的圖書，從書籍中汲取營養。和當時許多美國中產階級一樣，他的藝術品收藏從歐洲當代的木刻版畫以及銅版畫起步，買了許多價廉物美的精品。他迅速地喜歡上了惠斯勒。隨著事業的進步，從一八九二年起他開始購買油畫，平生買入的第一幅油畫就是惠斯勒的作品。弗利爾立下志向，要將惠斯勒的精品盡數收入囊中。惠斯勒是一位長年在倫敦和巴黎進行創作的美國畫家，深受一八七〇年代歐洲新藝術運動的影響，並有著很深的東方情結，擅長在自己的作品中糅合進許多日本藝術的元素，體現出東西方文化融合的別樣風情。也許是惠斯勒激發了弗利爾對東方藝術的興趣，抑或是弗利爾自己的東方情結使他更加理解和欣賞惠斯勒，總之，弗利爾從此踏上了自己的亞洲藝術收藏之旅。

明治維新以後力圖脫亞入歐的日本，一方面銳意學習現代科技，一方面不遺餘力地在西方世界提升本國的形象。日本積极參与了一八七三年在維也納以及一八七六年在費城舉辦的世界博覽會。費城博覽會恰逢美國建國百年大慶，規模盛大，弗利爾就是在這次博覽會上第一次接觸到日本的傳統藝術。和西方人慣常的獵奇不同，他感到日本文化非常別緻，而且有著高深的內涵。

一八九〇年前後，弗利爾經常光顧曼哈頓第五大道上日本人高柳藤藏經營的東方古玩店。當時買的幾件小巧精緻的清玩，例如江戶時代日本薩摩窯青花山水六棱瓷瓶和明代佚名繪《白鷺圖》軸，至今還保存在弗利爾美術館內，兩者都是清新淡雅，簡約質樸的寫意作品，其美學趣味和當時飽受美國富人歡迎的裝飾繁縟、色彩濃艷的外銷瓷器相比，有著本質的不同，從中也可以看出弗利爾敏銳獨特的審美喜好。一八九四年，弗利爾去往巴黎，和惠斯勒熱烈地討論日本藝術。惠斯勒認為，目前西方世界所熟知的木刻版畫還有陶瓷都是比較晚近的作品，並不能代表日本藝術的最高成就，他鼓勵弗利爾去東亞實地考察，去探索和發現那些不為西方人所了解的古代藝術寶庫。弗利爾深以為然，回到美國後立刻開始籌備自己的第一次東亞之行。

一八九五年，弗利爾在櫻花盛開的時節抵達了日本，三個月的島國旅行讓他初窺門徑。一九〇七年冬天再次訪問日本時，他已經是國際知名的東亞藝術收藏家和鑒賞家，日本的藏家們紛紛向弗利爾敞開了大門。他得到了大藏家孝田益的熱情接待，還被邀請到銀行家原富太郎在橫濱的「三之谷」別墅小住。弗利爾可以自由地出入原家的收藏庫房，對自己喜愛的藝術品進行仔細的研究。

其實，弗利爾的兩次訪日之行，中途都經過了香港和上海。和大部分二十世紀初的西方人一樣，弗利爾認為日本是東亞的文化和藝術中心，所以他每次只在上海做短暫的停留，然後就都直接趕去日本。

但即便抱有成見，一旦成為真正具有深度的日本藝術鑒賞家，弗利爾就無法迴避中國藝術對日本的深遠影響。一九〇七年的日本之行對弗利爾的觸動尤大，他接觸到日本人收藏的大量中國古代藝術珍品，和日本藏家的交流中，他也了解到吳道子、李公麟、米芾、夏圭這些幾乎被奉為神聖的唐宋藝術家的名字。登上返回美國的郵輪時，弗利爾的心中已經在憧憬著未來的中國之行。

在同時代的許多美國人眼裡，弗利爾是一位比較另類的藝術品收藏家。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外銷瓷風行歐美收藏市場，一件清代單色釉天球瓶售價可達五萬美元。美國頂級富豪如J. P. 摩根、海維梅爾等都是中國外銷瓷的大藏家。然而弗利爾對這些色彩濃艷，紋飾繁縟的清代瓷器並不以為然。在中國藝術的所有門類中，他關注最多的還是古代繪畫。一九〇二年，前波士頓美術館日本部主任費諾羅薩因為經濟窘迫，向弗利爾出售了一幅南宋林庭珪繪《羅漢洗濯圖》軸，這是宋代明州籍畫師周季常、林庭珪應僧人之請特別繪製的《五百羅漢圖》之一。這批五位一組，分繪於一百幅立軸之上的南宋羅漢像本由京都大德寺珍藏，一八九四年費諾羅薩曾借來其中的四十四幅，在波士頓舉辦了一場名為「中國佛教繪畫」的特展。這是中國古代繪畫在美國的第一次公開展出，引起了不小的關注。展覽結束後，其中十幅羅漢像被出售給波士頓美術館和某私人收藏家，其餘將被送回日本。不料就在啟運前夕，帶有畫家及年號題款的《羅漢洗濯圖軸》和《天台山石橋羅漢圖軸》不翼而飛。前者被費諾羅薩「找回」，作為「李公麟真跡」出售給弗利爾，後者在費去世前的一九〇七年也神秘地出現在市場，由弗利爾買下，賣家的身份並未公開。值得注意的是，費諾羅薩和弗利爾是有著十餘年交往的密友，他是弗利爾了解東亞藝術的導師和收藏顧問。

一九〇九年春，他從紐約啟程，先去倫敦拜訪了大英博物館的兩位專家霍布森和賓雍，前者精通東亞瓷器，後者是研究中國和日本繪畫的權威。他還拜訪了斯坦因以了解敦煌的情況，因而在第一時間內看到許多唐代的經卷和文書，從而大飽眼福。在柏林的人類學博物館內，弗利爾與勒柯克會面，目睹了德國探險隊在新疆盜劫的珍貴佛教文物。由海路來華，弗利爾的第一站是香港。在德國駐港總領事沃列則茲博士的陪同下，與當地的古董商會面，大肆採購了一番。抵達北京以後，弗利爾自己住在六國飯店，卻在內城中租了一個四合院專門用於接待蜂擁而至的古董商人。因為買得太多，以至於許多中國人以為他是美國某拍賣公司的代理商。

弗利爾以為自己在日本有過看畫的經驗，所以信心十足，想儘可能的搜羅唐、宋、元三代的畫作。原本以為能買到五六幅就是萬幸，結果在短短兩個月內入手六十餘幅。回到美國後他才知道，買的大多是明代的贗品。他立刻處理了偽作，未將它們列入向史密森尼學會饋贈的清單之內。

其時，滿清王朝還在苟延殘喘，我們現在所知的絕大部分中國古代繪畫精品還被集中保存在宮廷之中。因為缺乏可供參考的真品，無論是西方人還是日本人，其繪畫的鑒識能力都受到很大的局限。不過一九一〇年再次來到中國時，弗利爾交了好運，在福開森(加拿大傳教士和教育家)介紹下，他從滬上最大的藏畫名家龐元濟手中買到一批古畫，其中不乏精品。

清朝覆滅以後，大量文物從皇宮內府以及王公貴胄的府邸中流出。就連遠在美國的弗利爾也收穫頗豐。一九一四年端午節前，福開森發來急電，告知端方的家人急於出售《洛神賦圖》卷，如有意購買必須於當日電匯十萬美元畫款。此《洛神賦圖》是宋人摹本，也是弗利爾在端方生前，於「匋齋」中親手展玩過的傳世名畫，所以聽聞此訊後毫不猶豫地付款買下。它成為弗利爾本人收藏的最為重要的中國古代畫作，也是今天弗利爾美術館的一件鎮館之寶。

兩年後，弗利爾又得到了端方舊藏的(傳)郭熙《溪山秋霽圖》卷和(傳)李公麟《蜀江圖》卷。今天，《溪山秋霽圖》是學界公認的具有郭熙風格的北宋山水畫傑作，《蜀江圖》雖然並非宋畫，卻因為曾得到乾隆皇帝的喜愛而聲名顯赫。乾隆將宋摹《女史箴圖》卷，以及三件傳為李公麟作品的《蜀江圖》卷、《九歌圖》卷和《瀟湘臥遊圖》卷定為「四美」，珍藏於靜怡軒中時時把玩。現在，除《九歌圖卷》仍保存在故宮博物院內，其餘「三美」都已流失海外，為大英博物館、弗利爾美術館和東京國立博物館分別收藏。

對於以佛、道造像為主的中國古代雕塑，弗利爾起初並不重視，認為它們只有學術研究的價值，在藝術上造詣有限。一九〇九年，波士頓古董商、日本人松木文恭準備將一批中國佛道造像交給弗利爾，用以抵償他累年積欠下的上萬美元的債務。其中就有一尊出自西安寶慶寺的十一面觀音菩薩立像。菩薩面相豐圓，身體肌肉感明顯，衣飾雕刻得華麗而別緻。但因為不懂中國雕塑，弗利爾拒絕了松木文恭以造像抵債的請求。松木並未放棄，轉而向弗利爾詳細地介紹了十一面觀音像來源和出處(參見本刊二〇一四年三月號《東京國立博物館的中國文物》一文中對寶慶寺造像的介紹)。弗利爾果然被打動，答應了抵債的交易。

或許是這尊富有盛唐之風的觀音像給了弗利爾審美的靈感，從此他開始關注起中國古代的佛教雕刻，甚至於一九一〇年間專程去往河南，考察了北魏後期開鑿的鞏縣石窟寺。清末，洛陽城外土匪肆虐，他不顧當地官員的勸阻，執意前往龍門石窟，不僅請職業攝影師為石窟留下詳細的照片影像，自己還寫下了長達六十餘頁的調查記錄。弗利爾心中還惦念著雲岡石窟，卻因為身體日益衰弱再也不能承受長途旅行，最終未能如願。一九一三年後，弗利爾購入的中國雕刻的數量明顯增加，其中，從盧芹齋手中買來的六件大型石刻特別引人注意。現在已經證明，這六件石刻出自響堂山南、北石窟，是北朝晚期中國佛教雕刻中的精妙作品。

弗利爾和他的博物館

晚年的弗利爾改變了初衷，決定不待自己去世，提前啟動博物館的設計和建設。美國建築師查爾斯？普拉特為他設計了一座簡約、樸素的義大利文藝復興風格的建築。遺憾的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緣故，弗利爾美術館工程進展緩慢，弗利爾未能等到最後的建成開放。在弗利爾的腦海中，一座義大利風格的建築容納著中國佛像、日本瓷器、美國繪畫，這會是多麼美妙的陳列！弗利爾堅信，藝術的美是相通的，來自不同文化的藝術精品，雖然在質地、色彩、外觀上千差萬別，在視覺上卻具有美的共性，博物館就是要通過巧妙地安排，將這種共性展現出來。

建立之初，弗利爾美術館的藏品完全反映了弗利爾個人的審美趣味。弗利爾曾堅持認為，他收藏的藝術品已經完美到不能再行增添。不過在去世前不久，弗利爾終於做出了一個對博物館未來發展至關重要的決定。他修改了自己的遺囑，允許博物館繼續收藏和現有藏品相關聯的，具有重要美術價值的藏品，只美國繪畫部分不包括在內。弗利爾美術館終於獲得了自我發展的許可權和空間，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館藏文物擴充了三倍。

就弗利爾個人的中國收藏來說，繪畫、玉器、和佛教造像水平很高，美術館將其繼續擴充，使之成為海外收藏的頂級水平。對於弗利爾很少購買的陶瓷器，美術館也大量購藏形成規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青銅器。從一八九四年購入了第一件中國古彝器開始到他逝世時止，弗利爾自己買入了五十八件上古三代的青銅禮器。以後在歷任館長的主持下，陸續又有重器入藏，使美術館成為海外收藏和研究中國青銅器水平最高的博物館。

弗利爾和他的博物館

頂級的館藏還需要頂級的研究人員以及權威的出版物。因為弗利爾生前嚴格規定，文物一旦入藏就不得被移出博物館建築之外，所以美術館特別重視文物圖錄以及研究成果的發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羅治館長任內入藏的中國青銅器》，以圖版製作之精美至今為人稱道。而一九六七年出版的兩卷本《弗利爾青銅器》更是波普、巴納、高居翰等名家以多年心力合作完成的煌煌巨制。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弗利爾曾在底特律藝術中心舉辦了一場中國古代畫展。一位朋友向弗利爾彙報了展廳中清冷的實況：上午和下午的四個多小時之內，只有不到二十位觀眾，所有人只是匆匆走過。面對好友的憤憤，弗利爾自己泰然處之，相信一定會有觀眾從中國的繪畫中得到啟發，從而收益。

今天的人們回望弗利爾，感慨於他傳奇的人生，以及他親手奠定的那座偉大的博物館。或許，使西方人正確地了解和欣賞東方藝術，以及為此而進行的不懈努力才是弗利爾最重要的人生貢獻。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是西方優勢為主導的世界，西方中心論甚囂塵上。而處身其中的弗利爾是一個超越時代的人物，他的堅持和努力在今人看來，尤其令人感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