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遙知水遠天長外——追憶金開誠先生

一

在《文史知識》剛剛創刊時，金開誠先生就吩咐我給這個雖為普及規格卻高的刊物寫文章。1980年代初，我在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讀本科，稍後又成為這個專業「文革」後的第一批研究生。照理說，在那個刊物還不多的時代，大學本科生或者碩士研究生給《文史知識》這樣多少有些「傳道解惑」的雜誌寫文章，恐怕還嫌稚嫩，特別是，當時《文史知識》提倡「大學者寫小文章」，翻開當年的目錄就知道，作者大都是今天所謂的大牌教授。好在金先生一貫主張「不拘一格降人才」，而且總是讓學生先「看」再「想」還得「寫」，所以，總是鼓勵我出手。他曾說，古文獻專業的人讀文獻，當然是首要的事情，不過看得多了，得要有思想把文獻勒出脈絡理出頭緒，而最終還是要把它寫成文字，否則讀書滿腹卻兩手空空，他很不贊成所謂「五十歲後再寫文章」的老教條，倒總是鼓勵學生「把想法寫出來」。因此，我可能是文革後最早在《北京大學學報》發表論文的本科生，那篇《晉代史學淺論》就是金先生推薦給周一良先生的。

由於金先生的鼓動，我成了當時楊牧之先生說的《文史知識》「救火隊」。所謂「救火隊」，就是刊物臨時缺什麼稿子，便讓我立即趕寫，如果某期哪一類文字少了，也會給我命題作文。所以，我不僅在創刊之初就以化名寫過幾篇小文章，到了1982年和1983年，更開始發表較長的文章。

不過，說到金先生，還得提及我們初入大學的時代。

二

高考恢復，我成為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七七級新生。從住了十七年的貴州回到闊別的北京，我絲毫沒有毛主席回到韶山沖那種「紅旗捲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的豪情，相反，倒是經歷「文革」十年突然換了天地，有些暗室久住乍見陽光的暈眩感，用現在流行話說就是有些「找不到北」，原來隨心所欲亂翻書的愛好，加上信手塗鴉的習慣，似乎和學院訓練格格不入，對於所謂「古典文獻」，除了知道要鑽故紙堆外一無知曉，對未來從事的職業，除了知道可以不再修理地球之外，也全然是懵懂渾噩。幸好進入北大之後，很快就有很多老師來關心，引導我們開始學習生涯，專業的那些老師，現在想來都是鼎鼎大名的教授，像僅僅見過一次的魏建功先生、游國恩先生，後來常常能夠見到的周祖謨先生、陰法魯先生，當然最熟悉的還是中年一代的老師，後來成為著名教授的金開誠、裘錫圭、安平秋、嚴紹等先生，那時都還是中青年教師。

那個時候，老師稀罕學生，大學十年沒招生了，老師對這些大大小小年齡懸殊的大學生既覺得陌生，又覺得好奇，更有些超出一般師生關係的重視，都覺得這下子可以甩掉「文革」陰影，「而今邁步從頭越」，所以，學生心裡揣了很多希望，老師心裡也帶了很多溫情。

這些老師對學生恨不得傾囊相授，好多老師居然課餘會跑到學生宿舍來，盤腿坐在學生的床上和學生談天說地。這種古人所謂「親炙」，比起在教室里分坐上下照本宣科要親切得多，其中，金先生就是跑得最勤的一個，那個時候，金先生的夫人屈育德教授還沒有從寧夏調到北京，他一個人蝸居在筒子樓的小房間里，所以，常常到32樓三樓上我們的宿舍，一聊就是幾小時。

三

金先生會講課，這在北大是出了名的，當時中文系講課有幾大「鐵口」，金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上課很吸引學生。原因很簡單，一是他字寫得好，板書忒漂亮；二是他節奏感好，常常在學生聽得疲倦時來一兩個笑料或故事，讓你能精神一振；三是極其清楚，所謂條分縷析，頭頭是道。但是，和他在一起的時間長了，我就知道老師這種講課，看上去舉重若輕，其實處處艱辛。看他的講義，不僅字跡清晰秀麗，而且往往是天頭地腳補滿了種種「插曲」、「噱頭」和「典故」，所謂口才好會講課，其實是用心用力備課，絕不像現在很多教師，憑著三寸不爛之舌信口雌黃，用無聊而無用的段子嘩眾取寵。

我至今還保存著他在碩士課程中講《楚辭》時的記錄。這大概是一學期的課，金先生從「屈原的生平」、「屈原的辭作」一直講到「楚辭的流傳及注本」，真是原原本本，清清楚楚，即使在我略為簡單的課堂筆記中，也可以看出，他講課實在不僅是很清晰，而且相當深入，比如第一部分有關屈原的生平，一開始就討論《離騷》開頭「惟庚寅吾以降」一句，他不僅要討論鄒漢勛、劉師培、郭沫若、浦江清、胡念貽對屈原生年的種種考證，還要討論古曆法知識，包括十七年九閏、超辰、太歲紀年的傳統。到了講解《楚辭》的各種注本時，他更是從現存的王逸、洪興祖、朱熹、汪瑗、王夫之、戴震、蔣驥諸家注釋，講到亡逸或殘缺的賈逵、馬融、郭璞、釋道騫、陸善經的注釋等。

就是在這樣的課程中，我們漸漸地體會到了一種學風。那個時候的北大也許是中國一個最特殊的大學，在它的傳統中，除了有對中國前途懷抱的那份責任和抱負，讓人生出激揚文字指點江山的情懷之外，還有一種絕不等同流俗的學術風氣，人多注意到這種學術風氣的自由和開放，但也應當留意這裡也有嚴謹和規範。記得我曾經給《文史》投寄過一篇關於晉代學者干寶生平的考證文章，被他看到後，便指出好幾處文獻引證卻缺少注釋的地方，讓我修改補充後重新投寄，這讓我從此記住了文獻注釋清晰和準確的重要性。

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說：「古典文獻專業現在好像已經面臨危機，也許現在的學生會覺得古典文獻專業很枯燥乏味，但是，當年的古典文獻專業卻很有魅力。特別是，它的訓練很像武俠小說裡面寫的那種打通任督二脈的練『內功』，雖然沒有花拳繡腿可以炫耀，也不能現炒現賣包管實用，但是，這些知識訓練卻讓學生長久消受不盡。」

四

做到規範和嚴謹，也許不那麼容易，按照金先生的說法，我們這些年齡不一的學生，有的很「嫩」，有的很「野」，還有的人會寫一些隨筆、散文、詩歌，甚至還有人寫過戲劇小說，特別是在那個激蕩年代，誰耐煩青燈枯坐點讀校讎、一板一眼守著故紙如蠹魚？誰耐煩讀了幾大卷書卻來寫形式一律的提要或說明？可是，記得金先生為七七級上寫作課，卻用命題作文、互相批改、當堂點評的方法，讓學生從天馬行空回到準確整飭，大學畢竟是一個「研究學問」的場所，古文獻畢竟是一個「整理國故」的專業，在那幾年中，為了要養成既規範又嚴謹的學院研究之路，我們經歷了重新給知識「洗牌」，用時尚的話說就是重新「整合」的過程。

記得那幾年時間裡，他常常和我一道在課餘走到中關村大街那個朝鮮冷麵館去大吃冷麵，我一直很奇怪，出生江南的他，為什麼那麼喜歡這種酸不酸甜不甜的冷麵？不過，在陪他一起吃冷麵的時候，我常常能夠聽到他天南地北地亂聊學術界各種往事，也聊到他在王瑤先生和游國恩先生門下的所見所聞。聽了這些見聞，知道了學界深淺，讀了一些專業的文獻和論著，才覺得漸漸進入學術之門。有人常說，要看第一流的論著、做第一流的題目，可這還不夠，只有知識並不能成為一流學者，第一流的學者需要有視野、境界和氣度。當年讀書北大的好處是，因為這裡聚集了這些好學者，而這些好的學者，不僅在課堂上講授知識，而且課餘常常與學生閑談，而閑談中不經意傳授的那些見聞、經驗和體會，常常讓人在不知不覺中提升了學問的格局和境界。

五

在北大七年，也和金先生相處七年。有時偶爾聽他講他自己的故事，現在想來也很有感觸。

他是1951年考進北大中文系的，第二年就是全國院系大調整，清華、燕京和北大的中文系合併於新的北大，他那一班的同學，有先於金先生去世的沈玉成先生和裴斐先生，還有健在的白化文、程毅中、傅璇琮、劉世德等先生，在古典文學這一領域，說起這些人來真是大名鼎鼎，讓人感慨有時候天才一個也不來，可是有時候天才往往成群地來，不知道是風雲際會，還是時運鍾於一代。可是，他們中的大多數卻在「反右」時被一網打盡，好在他們都熬過了那折磨人的歲月，在「文革」之後都成了那一代的名學者。他們彼此並不相同，有的思路敏捷如沈玉成先生，有的知識淵博如白化文先生，有的激揚如裴斐先生，有的沉穩如程毅中先生，正是因為老師輩中有這些出色的學者，能讓我們七七級學生受益不淺。記得金先生不僅常常請白、沈二先生來講課，也讓我們到中華書局去聽程、傅二先生講「唐代文史研究史料」及「唐代小說史料」。

在學問上我不算是守規矩的學生，正因為跟著金先生認識了這些不同的老師，便恰好有了「轉益多師」的機緣，因此反而離金先生的領域越來越遠，而在人生上我是一個親歷「文革」年紀稍大的人，常常走在學術邊緣去關懷社會，因此選擇的課題也和金先生從事的文學專業不同。好在金先生的政策，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無為而治」，我可以「信馬由韁」。可就是這種「無為而治」，反讓我有更大的學術空間，也正是這種「信馬由韁」，讓我不再受學科和專業的約束。所以，在我和金先生那麼些年的交談中，內容涉及專業知識的少之又少，可是，在學問精神和風氣上，卻在這種不言中，得到了很多很多。

和金先生相處，前後差不多七年，七年中我也看到了他的多面人生。一個愛貓的長者，一個天真的文人，一個極其認真的教師，一個容易受傷的好人。現在，他雖然離我們而去，可是卻給我留下了很多有關過去的溫馨記憶。「遙知水遠天長外，更有《離騷》極目秋」(朱熹詩)，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想起他來，最清晰地浮現在我腦海的圖景，卻是他坐在蔚秀園宿舍那間狹小書房的椅子上，撫摸著那隻白貓，在黑框眼鏡後面，他睜大充滿好奇的眼睛，和我有一句沒一句聊天，講了些什麼，已經記不清了，印象中反覆出現的，卻是秋天陽光照射下在窗外搖曳的斑駁樹影，那好像是在1988年。

（摘自《遠去的先生》，中華書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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