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為什麼不向中國人民懺悔？

日本人看待歷史，有一種奇特的自我中心的視角。把對自己有利的一面無限誇大，而把對自己不利的一面盡量縮小。他們堅持用顯微鏡去看待別人的缺點，卻在自己的錯誤前面固執地閉上了眼睛。

於是，作為戰爭挑動者和實施者的日本人突然消失了，他們似乎從來沒有到過異國的土地上去殺害和奴役平民，他們似乎從來沒有給他國的人民帶去過死亡和血淚。恰恰相反，他們僅僅是廣島和長崎的受害者，他們固守著自己是「受害者」的意識。

於是，作為侵略者的日本人不見了，只剩下作為被害者的日本人；作為殺人如麻的劊子手的日本士兵不見了，只剩下沉醉在美麗的牡丹中的種花老人；創造將強姦合法化和制度化的「慰安婦制度」的日本軍國主義者不見了，只剩下一個在天皇英明領導下的「經濟強國」。他們像頑童一樣，在肆意地破壞之後，卻不承認己做錯了事。

在日本，從甲級戰犯到普通士兵，大部分人自始至終都認為自己沒有任何的罪過。同樣是十惡不赦的戰爭罪犯，德國的漢斯·弗蘭克在紐倫堡就刑前說：「千年易過，德國的罪孽難消。」而日本的東條英機卻在就刑前狂叫：「天皇陛下萬歲！」為什麼會有這種根本性的差別呢？

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談到了罪感文化和恥感文化的差別。罪感文化依靠罪惡感在內心的反映來做善行，恥感文化則依靠外部的強制力來做善行。在以日本為代表的以恥為主要強制力的文化中，對犯罪行為，人們感到的僅僅是懊惱。而且，只要不良行為沒有暴露在社會上，就不必懊惱。他們認為坦白和懺悔只能是自尋煩惱。在恥感文化中，沒有坦白懺悔的習慣，甚至對上帝懺悔的習慣也沒有。他們有祈禱幸福的儀式，卻沒有祈禱贖罪的儀式。

同樣是犯下了嚴重的戰爭罪行，德國人不僅反省自己，更反省共同的人性。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歐美民眾，不僅深切懺悔，而且有著對人性的懷疑和擔當。但是日本人卻沒有懺悔和倫理責任。日本的科技在世界上數一數二，在精神層面卻依然空洞而單薄。

要日本人承認錯誤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們最擅長把錯誤推諉給別人。日本人為什麼如此喜愛使用「移魂大法」呢？一方面，他們很重視面子，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論述說：「日本人十分介意別人對自己的行為的觀感，但當別人對其劣跡毫無所知時，又會被罪惡所征服。」因此，他們寧願用一百個錯誤來遮蓋一個錯誤，而不願誠心誠意地承認和改正這個錯誤。

這種特有的「恥感文化」與武士道精神相結合，將「不懺悔主義」推向了極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與日本武士階層的形成互為表裡。日本武士視殺人為友誼，武士可以割下切腹自殺者的頭顱；日本武士視殺人為權力，如果自己受辱之後可以殺死對方而不受制裁；日本武士又視殺人為職業，武士拔刀之後必須殺人才能收回刀鞘。在日本，只有戰鬥到底或者自殺才能保全名譽。萬一被俘，就會名譽掃地，即使活著，他也是一個「死去的人」，甚至比死去還要糟糕。美軍攻佔塞班島時，四萬多日軍全軍覆沒，島上還有一萬多名平民，日軍強迫他們自殺，母親殺死嬰孩之後自殺，老人們互相他殺或者自殺。 　在《朝日新聞》關於「我記憶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徵文中，一位名叫熊井雅男的讀者寫了一篇《我們為什麼沒能反對戰爭》的文章。文章指出：「有人質問：你們為什麼沒有反對戰爭？我想，是因為國民並不懷疑國家的政策。國民已經被教育得對『上邊』做出的決定不抱懷疑。」

首先，政府不許給國民提供正確的信息。根據治安維持法等發令，對軍隊和政府不利的消息被秘而不宣，進而被修改成對軍隊和政府有利的消息加以宣傳。

其次，國民不能反對天皇的命令。天皇是神，是超越國家的存在。天皇說過，長官之命即朕之命。對於老百姓來說，軍隊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所以不能反對戰爭，直到天皇下令停戰為止。

第三，國民的優越感被煽動起來。戰爭領袖在開戰以前必須煽動人民。希特勒德國煽動德意志人民是血統優秀的國民，而日本則煽動自己是天皇萬世一統的世界第一的神國。

第四，領導人胡亂強調國家的危機。國家危機的說法不斷傳播，被煽動的國民信以為真，陷於偏狹的國家主義，成為推動戰爭的力量，還自以為是。

總之，日本國民固然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但不可否認日本國民也是軍國主義的支持者。他們不是「無辜者「和「無所事事的旁觀者」。軍國主義的土壤從何而來？如果整個民族不被一種拓展生存空間的觀念所激動，不被大和民族天生優越的幻覺所麻醉，軍國主義怎能如此迅速地開動戰爭機器呢？

點擊展開全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