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再造一個蒙古帝國

作者：傑克·威澤弗德

來源：節選自《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

1219年，花拉子模殺害了成吉思汗派去商議貿易協議的特使，以此為導火索，蒙古人開始了征服世界之旅。征服是血腥的，但同時也是一種促進轉化的力量，打破了此疆彼界的阻隔，重新勾畫了世界版圖，把原來相互隔絕的文明緊密的聯繫在一起。

蒙古帝國將歷史上已經存在的東西方之間直接或間接、斷續的聯繫，變成了持續不斷的直接交往。這樣東西暢通無阻的時代，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

歷史以游牧人與農夫之間的殘酷戰爭為開端，卻以蒙古人融合各種文化為結局。

忽必烈和新蒙古帝國

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中國擁有高度發達的文明，但內部並不統一。當受教育的精英分享著同一種書面語、經典課本、藝術風格和其他文化形式時，平民卻說著各種完全不同的語言。

忽必烈汗意識到他面臨的主要問題，與祖父最初統一草原部落時遇到的情形一樣，即如何把大量不同民族的人民組合成一個有內聚力的單一政治實體。

元世祖出獵圖

忽必烈汗開始了圍繞核心種族特徵去建設國家的艱難歷程，但對他而言，這個核心文化特徵是漢族的，而不是蒙古的。他必須贏得漢地人民的衷心擁護，而且在許多方面，他必須重建或另創各種制度，將不同民族的人民統一為一個具有生命力和強大創造力的整體。

忽必烈的智慧源於他對時局的把握：不管他的軍隊如何強大，武器怎樣精良，單憑武力是無法征服整個中國的。最後的事實證明，以慣用的政治手腕，忽必烈取得了他祖父通過暴力所無法取得的成就——征服並統一了全中國。

漢式皇帝：新王朝的開端

1260年，在與阿里不哥爭奪最高權力時，忽必烈採用了傳統中國年號，它是相應蒙古語的漢譯，但是1264年他又改年號為「至元」，意為「全部的開始」。

1271年，他以此年號為基礎，建國號為「大元」，意為「偉大的起源」或「偉大的開始」，這樣，這個蒙古王朝就名正言順地納入了中國的歷史。這個國號不僅對漢地百姓意味著一個新的開始，而且對蒙古臣民來說也標誌著一個新的開端。忽必烈不再是成吉思汗，而是中國式的皇帝。

作為新王朝的開國皇帝，忽必烈努力使自己的形象漢化，不僅要讓自己被漢地人民接受，而且要使自己對他們更具吸引力。1263年，忽必烈下令為自己的家族修建宗廟。他委託大臣負責主持崇敬祖先時的傳統中國禮儀，接下來他又為自己的祖先樹立傳統中國式的碑銘。

元代·橫琴高士圖

1277年，在宣告新蒙古王朝建立後，他以中國式名號追封死去的祖先，建造了一座有八個房間的大廟並命令以漢人形象來描摹這些人物的肖像，以至於他們看上去更像漢地的聖賢，而不像蒙古的武士。

忽必烈努力創設一套有效率的政府制度，能幫他贏得廣泛的支持，並淡化其統治的外族色彩。他任命宣慰使，去恢復與新征服領土內漢人的友好關係，這些宣慰使開始醫治戰爭創傷，修建以前被忽視的公共建築，如廟宇、神祠，還有許多寄託人們感情和具有象徵意義的建築物。

新都城：真正的國際大都會

為了表現得更像一個權威的中國領袖，忽必烈需要一個給人以深刻印象的宮廷——它要在一座真正的城市中，不是一個帳中宮廷，也不是建在上都的臨時建築物。

1272年，忽必烈命令建造新都城，並通過運河將它與黃河相連，蒙古人稱此城為「汗八里」，意為「大汗之城」，漢人稱之為「大都」，即「偉大的都城」。

忽必烈使用伊斯蘭建築師和中亞工匠，以一種新的設計風格，更多地調和了草原游牧民和定居文明之間的關係。

忽必烈汗在都城為中東人和蒙古人指定居住區，同時也為漢人安排居住區。義大利、印度和北非的商人被當作主人一般，在都城受到招待。中東的學者和醫生也在這裡重新開始他們的事業。羅馬天主教、聶思脫里派和佛教的傳教士們，與中國的道家和儒家同行們一起生活。伊斯蘭的阿訇、印度的神秘主義者和一些地區的猶太法師也加入了這個混合共同體。

在這個帝國之中，各種各樣的人聚集在一起，各種各樣的思想到處傳播，大都存在著許多國際法準則，它是一個真正的國際大都會。

最後，在都城的中心地區，忽必烈卻建造了一處蒙古人的休息所，皇室家族繼續以蒙古人的方式生活於其中。在城市中划出一塊寬大開闊的場地飼養牲畜，這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沒有先例的。

元代·吉祥喜金剛畫軸

忽必烈和他的繼任者們在公開場合堅持像中國皇帝那樣生活，而一旦處於高牆之內，他們就繼續以草原蒙古人的方式生活。

新法典：爭取蒙古與漢地的擁護

與祖父一樣，忽必烈認識到，制定一部明確而強制性的法典作為管理民政的依據是很重要的。創立和執行新法律，是草原部落首領、也是中國統治者，在臣民心目中樹立自己正統地位的傳統手段。

在制定法典的過程中，忽必烈沒有用蒙古法律取代漢地法律，甚至也沒有修改漢地法律使之與成吉思汗的法令一致，這樣他就同時贏得了蒙古人民和漢地追隨者的擁護。

忽必烈的政府確保地主的財產所有權，降低賦稅，修建道路、改善交通。為了進一步收攬民心，蒙古人減少了宋朝嚴酷的刑律。他們減少了宋朝近一半的罪名數量。在忽必烈三十多年的統治中，共有不到兩千五百名罪犯被處死，每年的死刑數大大少於現代的許多國家。

蒙古法律的溫和性和草原文化的習俗以一些奇特的方式表現出來。忽必烈全面建立了一套比宋朝更穩定的刑法體系，但要比宋律更溫和、更人道。傳統中國官府經常將罪行刺在罪犯的前額，以至於使犯人永遠地帶著罪行的標記。由於蒙古人認為前額是靈魂之所在，所以他們堅持認為，即使是罪犯的頭也不能這樣被隨意傷害。

蒙古當局允許在已經實行的地區繼續刺字，但絕不允許刺在前額，也不允許將這種刑罰擴展到新的地區或那些還沒有實行過的少數民族身上。

不拘一格的官僚選拔

以少數的蒙古人統治中國境內這麼多的人，忽必烈好像不得不接受通過傳統官僚選拔制度——它需要一個學習和考試的漫長過程，但是實際上他拒絕了。

他廢除了考試，為了能有助於行政管理，他把目光轉向大量的外國人，特別是當時可以隨時調遣的伊斯蘭人，當然還有歐洲人，如馬可?波羅。

蒙古人沒有用古典詩歌和書法藝術來教育官員，他們注重通過各種方式來提高官員的實際行政能力。對於從媒人、商人到醫生、律師的各行各業，他們都設置了最低的學問標準。

1615 年刻本：元曲選圖像二幅

然而，忽必烈也注意到防止對個別民族或種族集團的過分依賴，於是他傾向於使不同人們之間互相制約。他經常將漢人和外族人混合起來組成一套行政班子。

蒙古人在每個部門中規定了種族的名額，主要是三部分人：中國北方人、中國南方人和外國人（分別稱「漢人」「南人」和「色目人」），這樣，每位官員的周圍都有不同文化或信仰的同事。

政府部門也經常從最低級的職業如廚師、看門人、抄寫員和譯員之中搜羅人才。低層人員得到提升，進入新的部門，這增強了他們對蒙古最高統治者的依賴和忠誠，削弱了他們與被統治人民的聯繫。

忽必烈不是以權宜之計去贏得人們一時的支持，他一直有系統地貫徹著一個近二十年的長期政策，以贏得整個大陸文明世界的效忠。正如日本學者岡田英弘所寫的那樣，「蒙古帝國留給中國的最大遺產恰恰是中華民族本身」。

蒙古人不僅統一了所有說不同漢語方言的地區，而且他們還將毗連的西藏、東北、畏兀兒及許多小王國、部落民族與漢地合為一體。這個在蒙古人治下的新國家，已形成的中國主流文化當然不單是蒙古的，但它也不全是漢族的。忽必烈製造了一個融合物，通過他的努力，這種文化將產生世界性的影響，其廣度和深度使人難以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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