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真正的导火线是754年的南诏国之战-唐玄宗负罪历史的

文史 09-18

上一次张麻子聊到，（749年）石堡城之战，唐玄宗损陇右朔方4镇精锐5万人；（751年），怛罗斯之战-损安西都护府精锐2万人，而750年开始最悲催的连续4年--南诏之战，才是大唐安史之乱祸的起点；

美丽的南诏风光

奸佞起而害忠良

南诏，风景美丽（蒙舍诏原属东汉汉益州管辖，位于云南巍山，诏就是首领的意思，因为周边共有6个部落，合称六诏，因蒙舍位置最南，也称南诏），从653年开始就是大唐属国，且属于是死忠的唐粉，并统一其他5诏，是吐蕃的劲敌；而香花夫人事件则发生于748年，当时新继位的首领阁逻凤，因还未得到中央的册封，仅恭敬的以“巍州刺史身份，去拜见当时的云南太守张虔陀，旧唐书是这么记载的：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七年，归义卒，诏立子阁罗凤袭云南王。无何，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张虔陀为云南太守。仲通褊急寡谋，虔陀矫诈，待之不以礼。旧事，南诏常与其妻子谒见都督，虔陀皆私之。有所征求，阁罗凤多不应，虔陀遣人骂辱之，仍密奏其罪恶。阁罗凤忿怨，因发兵反攻，围虔陀，杀之，时天宝九年也。

云南太守张虔陀多次索贿，未成便派人辱骂“阁罗凤”，另外秘密的向上级鲜于仲通打小报告，欲置之于死地，最夸张的是乘着阁罗凤携夫人来访之际，竟偷睡了阁罗凤的夫人（南诏香花夫人，乃是南疆首屈一指的大美人，以美艳闻名各部），这种羞辱无论于公于私，对阁罗凤而言，都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

阁罗凤多次写信举报，没有下文，于是派人到四川告状，但依然不公正处理，他心想当地举报不成干脆跨省上访吧，于是秘派部将“杨罗颠“”为专使，远赴京城长安找司法部门，控诉张虔陀的罪行。案子到了唐玄宗这里，但他对此事完全不予理会；阁罗凤闻讯，愤慨道：“九重天子难承咫尺之颜，万里忠臣岂受奸邪之害”！

于是南诏秋天起兵攻城，冬天攻陷整个姚州三十余个县，张虔陀战败，怕被俘，于是饮鸩自杀了！南诏此时并不想造反，只是制造了群体事件，明显是要引起领导重视，希望中央有专人下来巡查，结果没有等到巡视组，等来的是“剑南道”鲜于仲通的武装镇压！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列传第一百四十七》：明年，仲通率兵出戎、巂州。阁罗凤遣使谢罪，仍与云南录事参军姜如芝俱来，请还其所虏掠，且言："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当归命吐蕃，云南之地，非唐所有也。"仲通不许，囚其使，进兵逼大和城，为南诏所败。

750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带了8万军队来攻，阁罗凤派人来谢罪，；其不仅要求“自新”，态度也还算好，找了当时在场知情人（云南录事参军-姜如芝）为其作证；并主动退出了姚州，请求归还掳掠的财物！

如果把这次事件定位在私人恩怨上，是给大唐台阶下了；但他同时也留了一手自保，向鲜于仲通讲清楚了云南，大唐，吐蕃的厉害关系！他的逻辑清晰，如果唐军一定要进攻，南诏从此就投降吐蕃；但鲜于仲通没有同意，”不许讲和，唯言屠戮”；

8万唐军兵分三路，一路由鲜于仲通，一路由大将军李晖，另一路由安南都督王知进率领，进军南诏。

唐军行至白崖时，阁罗凤再遣使者请和，鲜于仲通不仅不见，还囚禁了南诏的使臣。

南诏太和城下大战一触即发。

南诏东临洱海，西依苍山建太和城。从战略地势上看，洱海茫茫，只能水路进攻，苍山海拔超过3000多米，终年积雪，要翻越苍山，需出奇制胜之能。

不过大唐当时确实有这样的牛人，他就是比高仙芝更早成功远征帕米尔高原勃律国的大将--王天运，

王天云率领剑南道唐军最精锐的1500步兵，西越苍山担任奇袭任务，但由于鲜于仲通指挥失误，王天运孤军到达回合地点，其他三路兵马却没能准时集结，只能于敌后重围中奋战，寡不敌众，力战而亡，其他三路陆续到达后，也被阁罗凤逐一击败，唐军一共损失6万人，鲜于仲通的部队更是全军覆没，仅自己跑出来：战后南诏担心唐军报复，正式投靠吐蕃，获赠“”赞普钟南国大诏”金印一枚，并赐为兄弟之国；

《新唐书本纪第五》四月壬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及云南蛮战于西洱河，大败绩，大将王天运死之，陷云南都护府。

唐兵四路皆大败，死者六万人，大将王天运战殁，鲜于仲通仅以身免。

南诏占领云南都护府，并自立年号称帝，并投靠吐蕃，对抗大唐；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南诏被逼反了，杨国忠以宰相身份在李隆基面前为死党鲜于仲通谎奏捷报；

唐玄宗还亲自为鲜于仲通设宴庆功，攫升他为长安“京兆尹”，高适等马屁精还写诗歌颂！

这真是“西洱全军败没时，捷音犹自报京师。归来设宴甘泉殿，高适分明为赋诗。”

实在觉得这个皇帝当时是脑坏了；

751年唐玄宗派兵再置姚州，以贾颧为都督，发兵三万攻南诏，南诏兵大破姚州，贾灌被擒，唐军三万败溃。

由于自武则天开始，中原子弟恶战厌兵，均不爱从军，因此到了唐玄宗天宝初年，唐朝基本已经废除了府兵制；中原承平日久，男丁不习武艺，都非常害怕打仗；但此时剑南道的云南已经无边防军可调了，杨国忠就建议李隆基，从中原的陕西、河南、河北强制征兵7万，调发云南前线！

诗人杜甫亲历此时，写下了《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这些新兵既不熟悉战术，更加不服当地水土，到了云南，已经士气低落，未战先乱了！

天宝十三年（754年），唐派剑南留后李宓、广府节度何履光，中使萨道悬逊分三路大军，集结中原新兵7万，再征南诏；其中李宓为剑南道宿将，也是此战最受瞩目的大将，他行前叹道：“南诏受圣朝册封，称臣纳贡，不违不悖，岂有风云突变之理？虽不愿参战，但终于还是出征，与南诏战于洱海，激战正酣，就在此时，吐蕃履约，派出大批援军准时赶到；两面夹击之下，唐军三路溃败，李宓在船上指挥，见唐军被屠杀，回天无力，于是沉江自尽，全军随之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