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風

今人對民國學術的憧憬，很大程度反映了自身對學界現狀的不滿和失望。反之，以為今日學術總體上已經超越民國時期學術發展的標高，則多少有些託大。無限嚮往與盲目自信這兩種觀念看似相反而其實相同，都緣於對民國學人及其學術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

平心而論，民國學術的總體狀況未必良好，而形形色色的亂象卻並不罕見。除了當局力所不及、管控不到之外，今日所有的各種問題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國立者派系爭鬥不已，私立者大行妾婦之道，教會學校則有食洋不化之嫌，否則民國的大學就不會有層出不窮的風潮。而主政期間相對平靜的如梅貽琦之於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羅家倫之於中央大學，並不是因為教育理念有何過人之處，只不過把准了校方、教授、學生三者之間的變數關係，利用教授控制學生，防止師生聯合對付校方，從而立於不敗之地。這點秘訣，說到底不過校園政治的權謀而已。

蔡元培執掌北京大學時，確立了教授治校的規則，最大化保障了教授的利益。後來蔣夢麟相繼主持教育部和北大，改為校長治校，教授治學，以新舊為名，排除異己，看似收效顯著，其實至少在人文學科方面與所預期及宣言並不相符。而當時各地各校紛紛力爭國立化，加上條件有限，環境不佳，人數不多，若是平均而言，水準的確未可樂觀。不過，民國學人仍然身處千載不遇的大變局之中，又受到古今中外賢哲的熏染浸淫，代表體現時代標高的幾位大家，無論功力、見識、意境，能夠望其項背者也為數不多，遑論超越。

認識近代中國學術的重要一環，是了解把握學人之間言行的關聯性。記錄學人言行的，除了直接材料外，還有間接材料，即使從類型上被歸為直接材料的，也包含大量間接性的記述，未必都能作為直接證據。而作為證據時，無論直接還是間接，都應當比勘互證，不能輕易取捨。

學人言行的關聯性如何認定，更是一大難題。近代以來，雖然引入西式的學術批評，學人可以指名道姓地點評人物著述，可是好用此法者多為後進新銳，高明者一般不願公開臧否人物及其文字。除了在日記、書信等私密文字中的坦白以及私下言談的直率之外，學人公開發表的文字里更多的是古典、今典之類的隱喻曲筆甚至故弄玄虛的文字遊戲。如果不能解今典通語境，虛實互證，一味望文生義地猜來猜去，很容易流於牽強附會。

學術要不要影響社會時勢以及如何影響社會時勢，是近代中國知識人相當糾結的兩難之事。近代以來，受為學術而學術的新觀念影響，以及四民社會解體之後社會分工細化的制約，一些學人在不同層面提出學術與社會保持距離的主張。與之相關且同樣令不少人感到困惑的，是學術著述能否以及如何被社會普遍接受的問題。學術為二三素心人的志業，往往曲高和寡。所謂雅俗共賞，可遇而不可求。受眾喜聞樂見與否，不應作為學術標準。學人不必在意現世知音的多少，真正的考驗，在於面對古今中外賢哲的慧眼。

如今各方都說好大學是培養人才之地，其實人才的標準有多種，按照今日大學通行的各種評價體系，衡量不出人才大概是常態。坦白地說，各種評估的硬指標，主要源於相關職能部門以及各級學術機構沒有評價的能力，或是缺少評價的權威，擔心沒有參照，不能服眾，或是不相信學人能夠出以公心，秉公評判，不得已，只能將標準授予更加沒有評價能力的第三方來掌控，不僅落得清靜，還可以貌似公正。

本來教師很重要的本事之一，就是不拘一格，發現學生各自不同的天賦異稟，並由學校提供適合其生長的環境條件。各式各樣的科學化標準，說到底是不相信教師具有評判的能力和人品，強化了權力的槓桿。而按照標準化的指標所取得的優才，大都並非治學所需的真才，多數不過人云亦云、亦步亦趨的凡夫俗子。

時下指責大學不重視培養人才，重要依據之一，是說大學片面強調科研，忽視教學。以為大學老師主要應該講課，甚至只考察講課的效果如何，作為教師是否盡心本職的硬指標。這樣的說法做法不僅有違教育原理，也有異於中國大學教育發展的實際。蔡元培當年執掌北京大學，實施多項重要改革，其中之一，就是教師不能一味照章講授，必須有專門研究。教員必須做研究，並且不斷將研究所得帶入教學，尤其要言傳身教，用自己的研究引發學生自動研究的興趣，進而加以引導。

即使學生喜歡聽，也不等於就不是灌輸固定知識。近代中國學人，高明者大都不善言辭，準確地說是不善於用一般聽眾喜聞樂見的言辭去迎合其心理。學問是小眾事業，越是高深，懂得人越少，希望學問之事都能老少咸宜，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奢望。

更有進者，課講得好聽與講得好往往是兩回事。好聽與否全在受眾的現場感覺，聽眾層次有別，反應自然不一。能夠激起現場聽眾普遍共鳴的，大體是感官刺激的結果，絕不可能是須經理性判斷的高深學問。大學的教學，應當重在提升學生的能力，使之能夠聽懂講得好並且逐漸覺得好聽。若是直接以學生的反應作為尺度標準，等於認定學生已經具備相應的鑒賞力和判斷力，可以檢驗講授效果的良否。如此乾坤顛倒，大學教育豈非沒有必要？

本文作者桑兵教授

學術風氣的轉移與聽授有幾分類似，在教育日益脫離精英化的同時，治學也不得不為力不從心的職業人準備可以讓他們保有飯碗的生存之道。如果學問的確為二三素心人的事業，則致眾從與傳久遠的相輔相成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境界。

在中國傳統社會，師與天地君親並列，地位之高，今日公私學校的教師難以望其項背。民國時期，教會大學、私立大學各有弊端，國立大學略好，只是派系紛爭嚴重，令人視為畏途。即使如此，也還不至於斯文掃地。師生之間，應當各守本分。近代思想學問大家，往往桃李滿園，長才輩出，弟子大都是慕名而來，問學受教。若有叛離或被逐出，則是天大的事，弄得身敗名裂。

研究學人與學風，弟子對於老師學行的記述，無疑是至關重要的資料，一般學術史甚至認定為直接材料。這樣的看法大體不錯，只是倘若將記述等同於事實，則難免偏蔽。誠然，時下不無盲目高估民國學人學問水準的現象，彷彿大師滿地走，實則一些如今被尊為大師者，當時的地位並不高。准此，如何運用弟子的記述領悟呈現老師的學行，應當有所講究。盡信書不如無書，無論使用直接材料還是間接材料，都不能簡單採信，否則很容易導致偏聽偏信。融會貫通所有資料，才能夠不斷近真且得其頭緒，使得研究對象安放到適得其所的位置。

教不嚴，師之墮。學風不僅關乎先生，也體現在學生身上。研究民國時期的教育學術，專註於學生學習及師生關係的成果相對較少。王學典的《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是這方面不多見的代表作。

顧頡剛的眾多弟子之中，成名的固然為數不少，惹是生非徒增煩惱的也不止一例。《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一書論及的何定生之外，最令其頭痛不已的當屬孫次舟。抗戰初期，孫次舟申請中英庚款委員會的研究項目，需要聯繫指導教授，陰差陽錯，居然說動傅斯年、顧頡剛等人具名。可是，事情的發展卻使傅、顧二人大為困擾。1939年年底，孫次舟以中英庚款補助，派至華西大學，「而該校無屋可居，遂遷怒及於校長，寫信大罵。」華西大學校長張凌高將孫次舟來函分別寄給擔任指導之責的顧頡剛和傅斯年。顧頡剛在日記中記到：「孫次舟君才氣甚旺，亦肯用功，而負才兀傲，目空一切，徒成其為狂生而已。英款補助，派至華大，而該校無屋可居，遂遷怒及於校長，寫信大罵，張校長將此信給我看，以我負有彼指導之責也。此等人叫我如何去指導！」

孫次舟治學好為駁論，尤其是針對名家手筆，總喜歡雞蛋裡面挑骨頭，卻往往不得要領。民國學界的罵人意在出名，而孫次舟敢於罵人，又不僅僅是為了出名，這很可能是自認為他與社會進行抗爭的表現形式。在他看來，這是天才所共通具有的特質。除了罵人之外，孫次舟還喜歡翻案和出奇，論學尤好語不驚人誓不休。後來他寫了不少論文，最引人注目同時也引起不小爭議的，一是否認張獻忠在四川曾經濫殺，一是論證屈原死於同性戀。這樣以天才自命的憤青之於社會學界，究竟是幸與不幸，未敢斷言，但是讓這樣的天才有了再去教育其他潛在天才的機會，必定是無比的悲哀。

有才氣又肯用功的孫次舟，得到傅斯年和顧頡剛的眷顧，機緣運會也算不差。可惜孫次舟非但不受教，而且不自量，全然不守弟子之規。自大與能力不成正比，人生之路越走越窄，學問也每況愈下。此一顯例，師生都應當引以為戒。心存敬畏，潛心虛懷，治學才能循其正規。如果不能講究操守，甘做小人，固然可能得逞於一時，但天下人不可盡欺，反而自己迷失本性，做了妄人，終將害人害己，落得個身敗名裂，豈不悲哉。

本文載於《歷史與社會文摘》2017年第2期，摘自《學術研究》2017年第1期，原文約18000字。作者為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關於《史學月刊》網站的公開聲明

據反映和編輯部發現：近期互聯網上有假冒的《史學月刊》網站，並以本刊編輯部名義組約稿件、收取費用等。對此非法破壞我刊網站、涉嫌詐騙的犯罪行為，我刊已向公安機關報警立案。

《史學月刊》官方網站（http://sxyk.henu.edu.cn）由於遭到黑客攻擊，目前暫時無法使用，修復啟用時，將登刊告知。作者來稿，請採用列印稿和電子文本同時寄送的辦法。列印稿請寄至「河南省開封市河南大學明倫校區《史學月刊》編輯部」，郵編：475001。聯繫電話：0371-22869623。來稿請勿寄至個人，以免誤時。

在此鄭重聲明：本刊嚴格按照國家有關政策法規進行出版，發表文章不收取任何費用，凡以我刊名義收費者，均系毀壞我刊聲譽之假冒詐騙行為，我刊有追究其法律責任的權利。再次提醒作者，謹防上當受騙。

敬請廣大讀者和作者相互轉告周知，感謝您的支持和厚愛。

《史學月刊》編輯部

2015年9月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