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東北新聞網9月18日報道，因涉嫌從事對華間諜情報活動被大連市國家安全局審查的日籍人員樋口健，將於2017年9月18日被檢察機關批准逮捕。

86年前的今天，「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悍然發動侵華戰爭，中國國土大片淪陷，中國人民十幾年都活在戰火中，日本鐵蹄下。86年後的今天，日本籍商人涉嫌從事間諜活動的新聞告訴我們，除了不忘國恥，吾輩自強，還要時刻警惕日本對中國的情報竊取窺探。

日本間諜群平均年齡19歲，受天皇接見，有人還被稱為「大元帥」

關於日本間諜在中國竊取情報的現象早在19世紀6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隨著日本幕府第一次派代表團到中國來考察，就不斷有日本人在中國從事搜集情報的工作。歷史上有個在中國的日本間諜群，這個間諜群平均年齡只有19歲，甲午戰爭前平均在中國都待了三年左右。這個間諜群的總部是一個叫樂善堂的藥房兼出版社。美國著名女星凱瑟琳·赫本的爺爺曾在日本傳教，是一個著名的醫生。他發明了一種眼藥水，將配方贈給一位日本朋友岸田吟香。岸田吟香是一個傳奇人物，他早年是日本的著名記者，拿到眼藥水的配方後，成了巨富，到上海和漢口開設了「樂善堂」，這既是藥房，也是出版社。最早有關西方的政治、哲學、倫理等方面的書籍，幾乎都是樂善堂翻譯印刷成中文，並在中國以極便宜的價格售賣，以便普通人都能消費得起。樂善堂成為甲午戰爭之前日本間諜的總部。當時日本政府非常窮，根本沒錢為間諜們提供任何經費，所有的經費幾乎全是岸田吟香贊助的。

日本與中國一衣帶水，為其派遣大量間諜來華提供了極佳的地理便利。然而，這樣的行為畢竟違反國際法，偽裝成中國人便成了很好的幌子。 由於中國人的辮子很長，日本間諜要假裝成中國人的話需要留很久的頭髮，於是這些日本間諜多把頭髮剃光，說自己是和尚；國話官話說不利落，就說自己是福建人。為了配合征服中國，他們到全國各地偵查，包括四川、雲南、西藏等邊地，有的打扮成乞丐，沿途乞討，一是節省經費，二是近距離觀察民情，很多人九死一生。他們的工作也做得極為詳盡：從渤海一直到山東下來的海岸線，他們撐著小漁船，打扮成中國漁民，硬是用鉛垂線測量個遍，畫了海圖。他們的情報，詳細到每個村莊有多少人、幾口水井，都清清楚楚。後來日本軍隊打進來時，參謀人員手上都拿著間諜們提供的精密情報。甲午戰爭，日本如果沒有間諜，是不可能成功的。有三名間諜還受到明治天皇的親自接見，這在世界間諜史上都很罕見，之前從未有如此公開的表彰間諜的行為，日本開創了先例。甲午戰爭爆發後，中國官方將這個日本間諜網全部破獲，絕大多數間諜都被處決。

被稱為「大陸阿菊」的日本妓女間諜

中國的大部分地區都遭到日軍的盜測

近代日本諜報史研究專家許金生指出，明治維新以後，近代日本對華諜報活動極其猖獗，不僅組織嚴密、計劃周全，且參與的主體形態眾多。除了軍人，還有身份隱匿或半隱匿的留學生、商人、醫生、船員等。這些諜報主體組合在一起，共同構成了龐大而嚴密的實施系統。以新納時亮為例，他1886年來華刺探東南沿岸兵要地理。為掩人耳目，他化名邦山順，扮成賣燒餅的，調查沿海和長江兵要地誌長達5年，著有《支那沿岸紀要》二卷，為日後吉田增次郎(1912年任海軍省中國諜報科長)完成《中國沿岸紀要全卷》奠定了基礎。

今井兼昌是最早受命調查長江的日本專業人員之一。為了完成任務，1888年今井假扮日本船員住進上海聯合海員宿舍，通過長江水手考試取得合格證後，在來往於長江的英國商船上當了約一年水手，利用此身份詳細測量航道，研究十八灘的所在，回國後提交了《揚子江水路圖》。

許金生透露，近代以來，日軍為獲得中國軍事地理情報，不斷派員來華進行諜報活動，並設立「土地調查班」盜測中國兵要地圖，為全面侵華鋪平道路。據統計，1913年至1925年間，除了西北、西南地區外，中國的大部分地區都遭到日軍的盜測。

測繪，細緻到村裡有幾頭豬

「兵要地誌」是將對部隊軍事行動有影響的地形地物要點、相關情況，用符號和文字，標繪在地形圖上並加以說明的特殊文件。日軍在侵華戰爭中所用兵要地誌大多為粉色封皮，內容相近，圖文並茂，極具實用價值。例如，1937年平型關戰役中，八路軍繳獲的日軍兵要地誌內，便有這樣的記載：「胡家堡—太平庄道礫石多，大雨時交通斷絕。夏家屯以南沙地、濕地解冰期道路特別泥濘。」這顯然便是日軍間諜人員通過實地測繪和考察所得到的信息。

有時，這些日方考察人員收集的情報顯得十分瑣碎乃至讓人覺得莫名其妙。例如，在日軍兵要地誌中甚至包含有某一個村莊有多少頭豬，多少只雞的內容，讓人覺得似乎在畫蛇添足。而實際上在作戰之中，這都是對日軍十分有價值的信息。了解一個村莊有多少牲畜的目的，是向日軍提供信息，使其知道這個村莊的經濟實力，以便計算該地可以為多少日軍提供多長時間的補給。

日方在這樣的考察測繪中投入了大量精力，其成果十分豐碩。根據曾在早稻田大學開設《日本兵要地誌圖》講座的沈克尼大校考察，日本針對中國編製的兵要地誌歷史悠久，內容豐富。早在1888年，日本陸軍參謀本部便曾為滿足侵略需要刊行《支那地誌》十六卷；1893年，刊行所謂《蒙古地誌》，1906年，印行了由步兵中佐守田利遠編寫的《滿洲地誌》，遼東兵站監部編纂的《滿洲要覽》； 1917年，由日軍青島守備軍陸軍參謀部刊發《青島現狀》；1919年由長嶺大尉製成《伊犁道兵要地誌》；1925年之後，這種資料更加詳盡，包括《直隸省兵要地誌》。《長江下流地方兵要地誌拔萃》，《湖北省兵要地誌概說》《浙江省兵要地誌》《北滿洲東部兵要地誌概說》《鄱陽湖周邊敵情兵要地誌綴》《福建省兵要地誌》等紛紛出爐。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日軍參謀本部根據戰爭需要，繼續對我國部分省份的兵要地誌進行不斷地修訂補充。這些兵要地誌，無一例外都是參謀本部為侵華作戰計劃所做的戰場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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