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那晚張學良究竟在幹什麼？

1931年9月18日夜，日軍進攻瀋陽北大營，發動事變。當晚，國土淪喪，生靈塗炭，事後東北守將張學良亦成了眾矢之的。

有傳聞說，九一八當晚，張學良與影星胡蝶跳舞，斷送瀋陽，張氏遂被人罵為「風流將軍」。九一八事變當晚，張學良究竟在哪裡，在幹什麼？

傳聞：九一八事變後，詩人馬君武抨擊張學良與影星胡蝶共舞，斷送瀋陽

「九一八」一個多月後，天津《庸報》刊發《張學良的「九一八」之夜》一文披露說：「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關東軍發動大規模進攻，一路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東北三省之同胞陷入水深火熱之中，而東北軍之最高統帥張學良將軍彼時卻正與紅粉佳人胡蝶共舞於北平六國飯店……」

11月20日，馬君武根據此文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兩首詩《哀瀋陽》：「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人瀋陽。」「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

詩一見報後被傳誦四方，立即引起國人嘩然。馬君武的詩諷刺張學良不愛江山愛美人，把瀋陽給斷送了。此詩寫得活靈活現，繪聲繪色，似乎坐實了張學良與影星胡蝶共舞的傳聞。

張學良秘書回憶：馬君武寫這兩首詩或出於對張學良的怨恨

馬君武為何寫這兩首詩？或許是對蔣介石、張學良推行「不抵抗政策」的強烈不滿。不過，根據張學良當年的秘書惠德安的回憶，馬君武寫這兩首詩，還有他和張學良個人之間的恩怨因素，並非完全出自愛國的公心。惠德安說：

馬君武聽傳說張學良曾給天津張伯苓辦的南開大學，捐助不少辦學金。馬幾次求見張，請他拿出一筆款助學，由於東北情況緊張，又加張的身體不好，沒能邀見他，他很不滿意。……

據當時財政部冀晉察綏特派員荊有岩同志說，張見馬以後，張曾詢問荊能否設法給「民大」弄點錢？荊說他那特派員公署，每月支付班禪北平辦事處、蒙藏委員會駐平機構、外交部辦事處以及其他一些額外開支，數目就很可觀。現在東北出了問題，以後的軍餉能否發出去，都成疑問。馬校長在這時候，要那麼多錢，豈不是給我們出難題？張聽了以後，久久未作表示。幾個月後，馬君武從上海寄給張一封信，作最後的要求。張回信的大意是，現今的軍事費用，已窮於籌措，風起雲湧的東北義勇軍，且無力接濟，對於「民大」，實已愛莫能助。

惠德安以當事人的身份說的這個事情或許偏幫張學良一方，但是不能排除馬君武藉機發泄對張學良的怨氣的可能。如果是這樣，馬君武的《哀瀋陽》詩就包含有公私兼顧的含義。

胡蝶：從未沒見過張學良，「九一八」當夜根本沒在北平，還能和張跳舞?

胡蝶是30年代影壇上紅極一時的電影名星，在馬君武詩發表第二天，即在上海《申報》上刊登聲明：「蝶於上月為攝演影劇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適逢國難，明星同人乃開會集議公決，抵制日貨，並規定罰規，禁止男女演員私自出外遊戲及酬酢，所有私人宴會一概予以謝絕。留平五十餘日，未嘗一涉舞場。」她憤然強調：「蝶亦國民一份子也，雖尚未能以頸血濺仇人，豈能於國難當前之時，與負守土責者相與跳舞耶！」

30多年後，胡蝶在台灣說：「我已蒙了三十多年的冤枉了，因為從來我就沒見過張學良。在九一八前，我跟著到北平拍外景，但火車到了天津，就遇瀋陽退兵，客車就不通了。我根本沒到北平，還能和張跳舞嗎?」她苦笑著說：「當時馬君武那首詩，對我的事業是很有幫助的，使我因而紅了起來。現在我已老了，我要澄清事實，以免將來的歷史，永遠錯誤下去。」

胡蝶晚年在夏威夷寫回憶錄又說：「我是在事變之後到達北平的，在北平期間因為三部影片同時開拍，生活極其緊張。同時，張石川為防大家散漫，影響拍攝進度，訂下了嚴格的生活紀律，所以空閑時間不多，即或有些大的應酬，都是集體行動的。」…

真相：張正出席慈善義演，接急電後開會部署「不抵抗」

張學良副官何世禮：九一八當晚張學良在看戲，接到「事變」消息後就立刻離席

國難當頭，行歡樂之事，胡蝶或許礙於罵名有意說謊，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的。張學良與胡蝶到底有沒有共舞，不妨從側面考證，那就是，「九一八」當晚，張學良到底在哪裡，在幹什麼？

據李敖披露，早年任張學良副官何世禮寫了《為歷史作見證：「九一八」之夜張學良在何處?》一文：「九一八」事變之夜，東北軍政要舉行義演為水災籌募，張學良也出席，中途突然接到電報，張學良閱後，匆匆而去，未再露面。民國高層盛成也證實張學良在看戲，並稱親自將軍情告急的急件送到張學良手裡。

民國高層盛成在其回憶錄也證實變當晚張學良在看戲，並把東北軍情告急的急件送到張學良手裡。《盛成回憶錄》其中有一節「『九一八』當晚遇見張學良」有如下記載：

「這天，褚民誼唱的是《空城計》，演諸葛亮的是他的秘書。張學良也去了戲院，包廂就在我們旁邊。正看戲時，東北來了急電。因為張學良下令任何人不準進他(的)包廂，結果送電報的人找到了我們這兒。張繼讓我問一問情形，來人告訴我是東北來的緊急電報。我慢慢敲了敲張的門，門沒有開。戲散後，我對張學良說：『漢卿，有一個緊急電報給你。'張一看很著急，拿著電報就走了。」

盛成回憶的細節、人物、地點與何世禮的有高度契合。不同之處在於，盛成記述張學良在戲結束後拿到急電，何的回憶卻是戲中，但可以確定張學良當晚是在看戲。…

張學良聽到急報後立刻召開會議，下達「不抵抗」命令，電請南京出面要求國聯公裁

那麼張學良離席後，又做了什麼？1990年8月，張學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採訪時曾說：我那時在北京，在醫院養病。當時病剛好。那天我請英國大使去看梅蘭芳唱戲。我聽到這個報告。立刻回到家裡下命令。……」

至於命令內容，張學良在他的自傳體著作《雜憶隨感漫錄》中講得很具體：約在十點卅分許，來人報告瀋陽有長途電話，榮參謀長請我說話，有緊急事項，我立刻辭藍公使歸返。榮對我說：有日本鐵道守備隊約一中隊，向我北大營營團射擊，日本附屬地的日本駐軍亦集結活動。我囑切戒我軍勿亂動，速與日本顧問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級將領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總領事處接洽交涉……天曉之後，除報告政府請示外，我派員向日本北平使館矢野代辦交涉，彼答以不知其詳。

據當時隨同張學良在北平辦公的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行營秘書處機要室主任洪鈁追憶，九一八當晚張學良接到臧式毅、榮臻等人電話報告，凌晨一時即召集東北軍在平高級將領召開緊急會議。張學良在會上表示：「這次日本軍隊尋釁，又在柳河溝製造炸壞路軌事件，誣稱我方軍隊所為。我們避免衝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證明我軍對他們的進攻，都未予以還擊，更無由我方炸壞柳河溝路軌之理，以免兵連禍結，波及全國。」

洪鈁的記憶是否準確？

當時駐守瀋陽北大營的東北軍陸軍團長王鐵漢在《王鐵漢訪問錄》一文中說：「十九日上午一時四十分，日軍步兵二百餘，並有跟進的部隊，逐次向本國接近，炮兵也開始射擊本國營房。此刻適逢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軍事廳長榮臻電話，詢問情況，並嚴令「不抵抗」我答稱：敵人入侵吾國土，攻吾兵營，斯可以讓，則國格、人格全無維持。而且現在官兵憤慨，都願與北大營共存亡……」洪記述張學良在凌晨一時下達「不抵抗」命令，王鐵漢記載在一時四十分鐘接到上級「不抵抗」命令，可見洪的記述十分可信。

此後，又據顧維鈞回憶，十九日6點左右，張又急召顧維鈞、湯爾和、章士釗等人繼續會商，會上決定採用顧維鈞提出的主張——「立刻電告南京，要求國民政府向國際聯盟行政院提出抗議，請求行政院召開緊急會議處理這一局勢。」可見，張學良在當時的應急措施是一方面命令東北軍不要抵抗，「以免兵連禍結，波及全國」，一方面電請南京出面要求國聯公裁。

結語

可以確定，九一八當晚張學良正在慈善義演上看戲，接到「事變」消息後立刻召開會議部署，當晚下達了「不抵抗」命令，力求避免衝突，波及全國。

來源：華商晨報小記者團，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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