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笛長鳴，莫忘國恥，回憶9.18事變始末，心中仍憤懣不已

距離1931年9月18日那個晦暗日子已經過去了86年，現在的中國國泰民安高速發展，特別是這個9月陽光格外的明媚，可是在86年前歷史上的今天，整個國家確實一片晦暗，這個文明古國在風雨飄搖中恰似一葉扁舟。

就在86年前的今天，日本的裝甲車開入了瀋陽，發動了震驚世界的「9.18事件」，這件事情的借口是「柳條湖事件」，這個位於瀋陽內城2.5公里處，在瀋陽站與文官屯之間的地方，日本以此為發動事變的借口原因有二：其一這裡地處較為偏僻便於行事；其次這裡距離東北軍北大營比較近，可以誣陷東北軍尋找借口。

1931年9月18日22時20分，只聽一聲巨響聲震長空，一段鐵軌被炸向高空，早已經做好準備全副武裝的日本關東軍，對瀋陽城外的東北軍北大營進行了猛烈的炮轟。當日23時46分。花谷正以土肥原得的名義給旅順關東軍司令部發出一份電報，在電報中指出中國士兵在瀋陽北部北大營西側破壞了鐵路，襲擊了日本守備隊，所以造成了兩軍之間的衝突。

接到電報之後的日軍駐旅順關東軍司令部司令官本庄繁、參謀長三宅光治、參謀石原莞爾等人緊急研究對策，最後達成了共識，他們一致認為當時是訴諸武力的「絕好時機」，本庄繁噹噹即下令按照預定計劃，迅速將日本關東軍的主力集中進攻瀋陽，從而達到先發制人，「懲罰」中國軍隊，然後順勢佔領東三省。

1931年9月19日凌晨1點30分至2點之間，本庄繁當立即電令關東軍駐遼陽第二師、駐公主嶺獨立守備隊第一、第五營等迅速開往瀋陽，並且對駐守此地的中國軍隊進行攻擊；駐長春步兵第三旅準備進攻長春；還向駐朝鮮日軍求援。最後本庄繁將他的命令及戰況正式報告給軍部。為了方面自己進行指揮，本庄繁率領關東軍司令部立即趕往瀋陽。

在9月18日那天夜裡，日本在瀋陽的駐軍只有獨立守備隊第二營與第二師的第二十九團，人數最多不過幾千人。在柳條湖事件之後，日軍連夜向瀋陽增兵，19日凌晨4時駐鐵嶺日軍達到瀋陽，5時駐紮海城和遼陽等地的第二師所屬部隊及師長多門二郎抵達瀋陽，19日6時30分佔領瀋陽城。

日軍第二師所屬部隊與獨立守備隊採取聯合行動，在佔領瀋陽之後向10公里外的東北軍東大營進攻，在那裡的東北軍與講武堂學院不戰而退。19日中午12時許，日軍佔領了這個僅次於北大營的東大營。

由於蔣介石「不抵抗」政策，一夜之間日本關東軍輕而易舉的佔領了瀋陽城，其中包括東北邊防軍長官公署、遼寧省政府、兵工廠、飛機場以及一切重要軍政機關和東三省官銀號悉數被佔領，駐瀋陽城的軍警也全部被繳械。

據相關資料記載瀋陽兵工廠損失手槍6萬支，步槍15萬支，重炮、野戰炮250門，各種子彈300萬餘發，炮彈10萬發，還有東三省航空處的300多駕飛機，金庫現金7000萬元。

1931年9月18日夜，關東軍對南滿鐵路展開了全面攻勢，19日日軍攻佔南滿、安奉鐵路沿線的重要城鎮營口、田莊台、蓋平、復縣、大石橋、海城、遼陽、鞍山、鐵嶺、開原、昌圖、四平街、公主嶺、安東、鳳凰城、本溪、撫順、溝邦子等地。隨即在19日凌晨4時對長春發動總攻，中國守備軍奮起抵抗，後來吉林守備軍署參謀長熙洽接到「毋須抵抗」的命令含恨撤退，22時長春陷落。

日本之所以能夠如此順利的攻佔東三省，這跟張學良與蔣介石兩人分不開關係。在9.18事變之前，少帥張學良就電令駐瀋陽北大營旅長王以哲，中日關係現甚嚴重，我軍與日軍相處須格外謹慎。無論受如何挑釁，俱應忍耐，不準衝突，以免事端。」同日，又電臧式毅、榮臻稱：「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參謀長榮臻命令北大營駐軍：「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裡，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

其實早在1931年8月間，駐北大營東北軍第七旅就已經感到日軍要採取行動，為此師長王以哲專程奔赴北平請示少帥張學良，收到的指示是「蔣指示暫不抵抗，準備好了再干，一切事先從外交解決；……遇事要退讓，軍事上要避免衝突，外交上要採取拖延方針。」依然是不予以抵抗的政策。

9.18事變之奇恥大辱，為抵抗而拱手喪失河山，縱然有百般推辭，張學良與蔣介石難辭其咎，從這點上說兩人是民族罪人也不為過過，至今想來想，心中仍憤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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