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北美華裔移民政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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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dfwchinatown.com)
華裔最早有記載的移民北美可以追溯到清末19世紀20年代。 從1820到1840年，華裔第一次成規模地移民北美大陸，人數達到4千餘人。到了19世紀50年代， 美國西岸淘金熱和修建鐵路需要大量勞工， 而中國鴉片戰爭戰敗清廷衰落，之後又逢太平天國內亂，不少生活困苦的民眾到北美尋求勞工機會，甚至簽訂類似賣身契的長期勞工合同，猶如賣豬仔似的來到美國打拚。到1860年，移居美國的華裔翻了近九倍，達到3萬5千人。1868年美國和清朝簽訂《天津條約增續條約》，《The Burlingame Treaty》又稱《蒲安臣條約》。兩國建立了正式的友好關係，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不少史學家認為此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基本對等的條約。
這裡簡要介紹一下Anson Burlingame，蒲安臣。1820年11月14日，蒲安臣出生在紐約州。1846年從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後，浦安臣在波士頓擔任律師，開始投身政治。1853年，他成為馬薩諸塞州的參議員，1855年到1861年，當選國會眾議院議員。蒲安臣是一名堅定的廢奴主義者，是美國共和黨的創始人之一。 1861年至1867年，被時任總統林肯任命為第十三任駐華公使，任期六年。在駐華公使任上，蒲安臣積極執行時任美國國務卿William Henry Seward （威廉-亨利-西華德）提出的對華友好合作政策，與清政府結下深厚友誼。
(Source: unc.edu)
在蒲安臣任期結束之時，清朝政府正在準備第一次派團出使外國，但是苦於缺乏合適的外交人才，並對出訪各國禮節問題感到十分陌生和困惑。恭親王奕?上了一道特別奏摺，建議委任蒲安臣這個友好外籍人士擔任中國首任全權使節（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代表中國政府出使美、英、法、普、俄諸國，進行中國首次近代外交活動。奕?的意見隨即被採納。1867年7月28日，蒲安臣帶領清朝首個外交使團與西華德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首個對等條約《中美續增條約》，史稱《蒲安臣條約》。條約承認中國是一個平等的國家，反對一切割讓中國領土的要求。規定：「大清國與大美國切念人民互相來往，或遊歷，或貿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美國在條約中聲明不干涉中國內政，中國何時開通電報、修築鐵路，何時進行改革，完全由中國人自己來決定。美國則通過這一條約得到廉價的華工，解決了內戰後和修建太平洋鐵路勞動力緊缺的問題。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帶領使團出訪俄國，因肺炎在聖彼得堡突然逝世，終年50歲。
回顧華人移民北美的歷史，《蒲安臣條約》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其第五條款規定華人願常住美國或入籍，皆須聽其自由不得禁阻。此條約也為美國來華招攬大量華工打開方便之門。移民北美的華人突破十萬大關，大部分旅居加州。非常遺憾的是， 加州在19世紀70年代末發生經濟危機，開始出現排華浪潮。 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排華法案》正式以法律形式禁止中國移民，華人移民美國完全停滯。華裔在北美進入最苦難的時期，華裔人口逐年下降，減少了40%。直到二戰爆發，中華民國成為美國盟國，華裔人口才恢復增長。《排華法案》被1943年通過的《馬格努森法案》取代， 但是後者只允許每年105名華人的移民限額，大規模的華人移民並沒有隨之到來。到1950年，華裔移民只恢復到1890年的十萬，而歷史已經翻過了整整六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來自台灣和香港的移民大量增加， 到1960年，華裔人口翻了一倍，突破20萬大關。特別是《1965年入境移民與國籍服務法案》通過後，美國華裔人口每十年翻一倍。到1970達到40多萬， 到1980年，突破八十萬。中國改革開放後，大陸移民在北美成為主力，到1990年，華裔人口又翻了一倍，達到一百六十萬。 根據2015年人口普查，華裔人口包括港台來的華裔，已經接近5百萬。
華裔有著吃苦耐勞，遵紀守法的傳統，並且聰慧上進，重視教育。雖然只佔美國人口1%多一點的比例，但是在《排華法案》廢除幾十年後，在美華人已經精英輩出。政界比較突出的人士有鄺友良，趙小蘭，駱家輝，朱棣文，法官黃錦紹等 ；科技界有李政道，楊振寧，朱棣文等；體育界有關穎珊，張德培，Nathan Chen（陳巍）等；演藝界有李小龍等；商業界有黃馨祥等，還有科技創業奇才楊致遠等。華人日益獲得美國社會的尊敬，被稱為模範少數族裔。
2013年11月9日達拉斯地區華人抗議「ABC辱華事件」遊行
然而自民權運動和民權法案後，種族歧視的遺毒仍局部時有體現。1982年，美國出生的華人陳果仁被誤認為是日本人，當街遭毆打致死。1999年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文和， 被錯誤地指控為間諜。而真正引發美國華裔群體性維權活動的是2013年美國廣播公司辱華事件。2013年10月16日，在美國政府因年度預算案獲通過而即將重新「開張」之際，脫口秀主持人Jimmy Kimmel以「議員賭氣就像小孩子」為主題，請來四個小朋友一起召開討論國家大事的「兒童圓桌會議」。當吉米問道到「美國政府欠了中國1.3萬億美元該怎麼辦」時，一位小朋友稱：「我們應該繞到地球那邊去，把中國人都殺光！」 吉米笑著說：「把中國人殺光？這倒是個很有趣的主意。」此項言論引發公眾尤其是華裔的不滿，自播出後有1萬5千網友在白宮「我們人民」請願網頁上留言表示憤怒和抗議。隨後11月9日華裔在三十個城市同時舉行遊行抗議廣播公司主持人辱華言論，並要求ABC電視台道歉。吉米秀事件是華裔第一次大規模、有組織的群體性政治活動。2014年末華裔警官Peter Liang（彼得·梁）因手槍意外走火，子彈在經過牆壁反彈後射入了黑人格里的胸部，導致格里死亡。2016年2月11日，梁警官被認定誤殺和瀆職兩項罪名成立，將可能面臨15年的監禁。華人社區普遍認為梁案之前也有白人警察誤殺卻被免於起訴，梁警官因為其種族和膚色成了緩和黑人社區對警察粗暴執法的憤怒的替罪羊。在美華人舉行了聲勢更加浩大的遊行抗議。這兩次大規模標誌性的反歧視事件中，大陸華裔移民逐漸成為政治性遊行的主角，開始初涉美國政治。特別是加州作為歷史上華裔政治的策源地，2014年爆發了反州議會SCA5立法活動，其衍生出來的教育資源分配和亞裔細分也成為近年來的熱門時政話題。
2016年2月20日達拉斯地區華人挺梁遊行
經歷兩次全國性示威遊行，藉助社交軟體作為群體性交流工具，華裔的政治覺悟迅速提高。歷來重視教育的華裔，認定近幾年來甚囂塵上的大學錄取按膚色搞配額會危害限制華裔下一代的學習、就業的公平發展機會，同時每次為反歧視而維權的滯後被動感，深深刺痛華裔作為少數族裔的政治神經，在北美安逸生活中的華裔開始思考族裔參與政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016年極具爭議性的總統大選， 華裔首次大規模投入資金和人力，自發地、或者有組織、有目地的進行有效的宣傳、助選活動。
歷次標誌性的政治活動，都催生各地維權組織的誕生。 這類組織普遍以社團，501C3社區公益形式存在於各地， 成為群體性活動的組織者參與者，並對維權和當地政治參與進行了一些有益的嘗試。由於自身組織性質的限制，此類組織無法公開參與政治，特別是無法直接了當地籌集政治資金、背書立法、行政、執法等公職候選人。美國政治主流運作和操盤，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PAC）是最直接的辦法。 各族裔，甚至大公司，利益集團都有PAC，而華裔在這方面無疑是比較薄弱的。最早華裔為主的PAC組織是80-20，其組織主要目標是總統大選，其創始宗旨是集中80%的族裔力量，來影響大選。80-20連續多次背書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而越來越多的華裔意識到，華裔政治必須從Local從本地政治搞起， 必須從最基本的學區，市政議員起步。立足於Local的政治性組織開始出現，比如活躍於南加州的橙縣俱樂部，北加州的聖地亞哥亞裔平權基金會下設的PAC，德州的達拉斯華政會（DFWPAC），田納西的AA4TN-PAC。另外伊利諾伊州的AAGC，和螢火蟲PAC也正開始註冊運轉。各地PAC的具體實踐思路也有差異，但都是非常積極有益的嘗試，宗旨也都沒有偏離提高華裔政治地位的大方向。比如有的PAC組織的目標和定位是在民權、歧視和平等三方面為華人爭取利益，有的以支持現有政治人物為主，有的PAC積極推進自己族裔的政治代言人。其實大部分政府、立法和執法公職人員都是從Local基礎政治起步，一步步往上走。比如從市議員，競選州一級的議員，從州參眾議員，邁向聯邦一級的議員。行政方面從學區，市議員，競選郡一級的專員書記，再競選州一級行政官員。大陸新移民要想走政治之路，也只有從基礎開始發展。在華裔人口不足以單獨支撐勝選的時候，能做的就是培養出眾的候選人，儘可能多的參與主流黨政方面的基礎工作，贏得主流選民的選票。地方性PAC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就在於集中組織力量，為華裔在所在的當地基礎政治參與，提供重要的人力物力支撐，在社區可以沉澱積累必要的資源。符合社區利益的PAC，是整個族裔長期良性直接參与地方政治的必由之路。
2017年6月12日DFWPAC首次大會
積极參与政治，成為華裔移民歷史的一部分，哪怕只是歷史的一粒塵沙，也是晶瑩剔透，值得回憶的人生記憶。歷史也讓我們看到不光華裔自身，若能有如蒲安臣這樣對華裔包容，友好，切實為華裔爭取利益的美國政治家，也是保障和拓展華裔在北美生存發展空間的重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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