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作品竟導致《燕然山銘》定位誤會千年？

近日，經中蒙兩國考古專家實地踏勘，此前在蒙古境內杭愛山發現的摩崖石刻初步確認為記錄東漢大破北匈奴的《燕然山銘》，為著名史學家班固所撰。燕然勒銘作為標誌軍事史、邊疆史、民族關係史重要事件的文化符號，長期為歷代提及稱頌，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現在，刻石實際遺存的發現及周邊相關歷史文化遺迹的綜合研究，對於了解漢朝與匈奴之間的戰爭以及這一時期的民族地理、軍事地理和交通地理諸方面都具有重要意義。

《燕然山銘》

漢和帝永元元年（89年），漢朝遠征軍與南匈奴合擊北匈奴，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後漢書》卷四《和帝紀》記載：「夏四月，車騎將軍竇憲出雞鹿塞，度遼將軍鄧鴻出稒陽塞，南單于出滿夷谷，與北匈奴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追至私渠比鞮海。竇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北單于遣弟右溫禺鞮王奉奏貢獻。」《後漢書》卷二三的記述更為具體：「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各部「皆會涿邪山」，於是以「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北匈奴軍「崩潰，單于遁走」。竇憲軍追擊其殘部，「遂臨私渠比鞮海。」這一戰役「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北匈奴「八十一部率眾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竇憲、耿秉於是「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燕然山「刻石勒功」的文字由班固起草。燕然勒銘成為標誌軍事史、邊疆史、民族關係史重要事件的文化符號，長久為歷代銘記。近期這處刻石實際遺存的發現，對於注意相關歷史文化進程的人們，無疑是好消息。

1、上古刻石紀功傳統

《宋書》卷六四《謝元傳》回顧竇憲、班固事迹，說到「銘功於燕然之阿」。「銘功」，是中國古代的一個重要政治文化傳統。起初有銘於青銅器的做法，後來則通行刻銘於石的方式。秦始皇、秦二世東巡刻石，既是政治宣言的發表，也有紀功的意義。漢代刻石「銘功」尤為普及。政績軍功，均習慣以此紀念。著名的《開通褒斜道摩崖》《石門頌》等，都是工程完成後的紀功石刻。《曹全碑》明確說，碑文的主題，在於「刊石紀功」。《郙閣頌》「勒石示後」，《石門頌》「勒石頌德」，《裴岑紀功碑》「以表萬世」，都表露刻石動機在於「今而紀功，垂流億載，世世嘆誦」（《石門頌》），力求實現永久追念的效應。

勒石燕然摩崖位置大致確定，是具有重要意義的考古收穫。不過，燕然山石刻是否為這種戰功紀念最早的實例，可能還難以斷言。《宋書》卷七〇《袁淑傳》：「俾高闕再勒，燕然後銘。」似乎在南北朝人的歷史認識中，高闕也曾經有勒石紀念的先例。

漢武帝像

明人張吉將兩漢進擊匈奴取得的勝利一併稱頌：「武帝、和帝始命衛、霍，耿、竇諸將，窮兵極討，登臨瀚海，勒功燕然。」（《古城集》卷三）胡應麟《從軍行》詩也寫道：「揚旌耀漢月，吹角飛邊霜。一戰摧月支，再戰款名王。彎弓月在手，鳴鏑星流光。勒功燕然石，傳檄瀚海傍。歸來拜驃騎，恩寵冠長楊。」《漢書》卷六《武帝紀》記錄元狩四年（前119年）出擊匈奴取得的重大勝利：「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人。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乃還。去病與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乃還。」所謂「封狼居胥山」，顏師古註：「登山祭天，築土為封，刻石紀事，以彰漢功。」可知雖然《漢書》沒有記載「刻石紀事」情節，但是唐代《漢書》學名家則理解為，在狼居胥山，霍去病曾經勒石紀功。「封」，是紀念性建築。著名的有關「封」的歷史記錄，見於《左傳·文公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渡，封殽屍而還。」杜預解釋說，「封，埋藏之。」而《史記》卷五《秦本紀》記載相同，裴駰《集解》引賈逵曰：「封識之。」秦穆公「封殽屍」，絕不僅僅是簡單地掩埋4年前陣亡士卒的屍骨，而是修建了高大的夯土建築，以作為國恥的永久性紀念。秦穆公「令後世以記」的用意，是期望通過這種「封」來實現的。霍去病在狼居胥山的「封」，則有炫耀軍功，「令後世以記」的動機，因而也不能排除如顏師古所說，曾經「刻石紀事，以彰漢功」的可能。而燕然山「紀漢威德」的活動，除「刻石勒功」外，據班固銘文，也是包括「封神丘兮建龍嵑」的。而這篇「勒功」文字，在編入《文選》卷五六，列為「銘」的第一篇，就題名為《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突出顯示了「封」字。

燕然山在今蒙古國杭愛山。據班固《燕然山銘》，竇憲軍「經磧鹵，絕大漠」，終於「乘燕然」，實現了「恢拓境宇」的新局面。然而在漫長的漢匈戰爭史中，竇憲部未必最早抵達燕然山這一漢帝國北邊「境宇」的著名坐標。《漢書》卷九四上《匈奴傳上》記載，李廣利曾經「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為匈奴單于「將五萬騎遮擊」。據顏師古註：「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既言「還至」，也就意味著其部隊向北運動時還曾達到更遠的位置。

2、「振大漢之天聲」：英雄主義時代精神的紀念

考察兩漢在北邊及西域的經營，不難體會出當時英雄主義的時代精神與奮勇進取的文化傾向。鄂州出土漢鏡銘文的「宜西北萬里」，體現出漢代社會對於西北方向特別的關注。對匈奴作戰的勝利，如班固《燕然山銘》所說：「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稱頌此戰可以雪漢高帝、漢文帝之恥，得以「恢拓境宇」，實現「久逸」「永寧」之功。後世並非強勢的君王在軍力增益時可能「勃然有勒燕然之志」（《宋史》卷三九五《王質傳》），說明勒功燕然之事，表現出強大而長久的激勵力量。

然而應當了解，燕然山「封神丘兮建龍嵑」是漢武帝時代「封狼居胥山」軍事成功的繼續，並非竇憲一時之成就。明人吳訥《文章辨體序題》「銘」條寫道：「漢班孟堅之燕然山，則旌征伐之功。」我們必須注意到，匈奴退卻，並非僅僅由於漢軍「征伐之功」，而有複雜的因素。《續漢書·天文志中》：「漢遣車騎將軍竇憲、執金吾耿秉，與度遼將軍鄧鴻出朔方，並進兵臨私渠北鞮海，斬虜首萬餘級，獲生口牛馬羊百萬頭。日逐王等八十一部降，凡三十餘萬人。追單于至西海。」漢與羌胡聯軍4萬餘眾，而敵方降者前引《竇憲傳》說「二十餘萬人」，此說則達「三十餘萬人」，可知當時戰爭形勢的複雜。應當說，文化態度的端正，經濟實力的競爭，民族關係的調整，甚至生態環境的變遷等等，都構成了導致匈奴削弱的合力。我們理解什麼是可以引為自豪並努力發揚的「大漢之天聲」，首先應當關注魯迅曾經感嘆的「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他熱情肯定的當時民族精神「豁達閎大之風」（《墳·看鏡有感》）的歷史價值，應當超過《燕然山銘》表現為戰爭征服的所謂「斬溫禺以釁鼓，血屍逐以染鍔」。

我們看到，「去塞三千餘里」「大破」北匈奴，是漢軍與南匈奴及「羌胡」武裝力量聯合作戰的勝利。遠徵發起的契機，是「南單于請兵北伐」。據《後漢書》卷二三《竇憲傳》記載，「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稒陽塞，皆會涿邪山。」簡略估算遠征軍的構成，「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中不易區分漢軍騎兵與「羌胡」騎兵所佔比例，其餘共計三萬八千騎中，南匈奴各部合計三萬騎，竇憲部與耿秉部合計僅八千騎。可以說，竇憲遠征軍的主力，是草原游牧民族的騎兵。

3、中護軍班固：文人生涯與軍人生涯的交集

班固

班固是《漢書》的主要作者。《漢書》作為《史記》之後又一部史學名著，在「二十四史」中列居第二。《漢書》是中國第一部完整的斷代史，就保存西漢與新莽時代的歷史資料來說，《漢書》是最全面、最完備的史籍。《漢書》撰述完成後，「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後漢書》卷四〇上《班固傳》）班固曾受命完成《白虎通德論》的撰集。據說皇帝「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對於當時作為朝廷最重要國是的邊疆與民族問題的決策，班固也曾經提出過政策建議。班固是一位具有全面才華的學者，也是一位豐產的作家。「固所著《典引》《賓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後漢書》卷四○下《班固傳》）據明代學者張溥輯《班蘭台集》，班固《漢書》以外各種文體的作品41篇中，「銘」有3篇，列於最先的就是《封燕然山銘》。

宣示軍事成功，帶有「昭銘」「大漢」「聖德」的這篇文字，是班固文化生命的亮點。《後漢書》卷四〇下《班固傳》記載，竇憲出征匈奴時，以班固為中護軍，「與參議」軍事決策。《燕然山銘》所記述「玄甲耀日，朱旗絳天」，「征荒裔」，「剿凶虐」，「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的戰爭實踐，班固曾經親身參加。後來北匈奴單于「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竇憲又建議派遣班固以「行中郎將事」身份，率領數百騎兵與北匈奴使者出居延塞迎接北匈奴單于。班固抵達私渠海，得知北匈奴內亂，於是回到漢地。班固能夠出入北邊，穩健處理情勢複雜的民族事務與外交事務，與他曾經隨竇憲北上，「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的實戰體驗有直接的關係。宋人彭汝礪《送頴叔帥臨洮》詩寫道：「昔誇禁中得頗、牧，今見南陽稱召、杜。前席宣室疑已暮，勒功燕然無可慕。」「勒功燕然」者，與留下「前席宣室」故事的賈誼形成對應關係。而班固當然與竇憲不同，他身為軍事「參議」，而對大局又有賈誼般的思考，其文武兼備的能力，一如彭詩所述的「頗、牧」與「召、杜」的結合。

竇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有心網羅私人勢力，於是班固「置幕府，以典文章」（《後漢書》卷二三《竇憲傳》）。後來竇憲受到懲處，班固「先坐免官」，又因「諸子多不遵法度」被捕入獄，最終死在獄中。班固的政治命運和竇憲捆綁在一起，這種親密依附關係最典型最極端的標誌，或許就是在燕然山竇憲「令班固作銘」。唐楊夔《送張相公出征》：「願將班固筆，書頌勒燕然。」宋陸遊《塞上》：「不應幕府無班固，早晚燕然刻頌詩。」明貝瓊《李將軍歌》：「定知班固文章在，為勒燕然示不磨。」儘管班固人生歸於悲劇結局，但後世人們心目中勒功燕然這樣的「班固文章」，千百年並未磨滅。

資料圖

4、燕然石刻發現的意義

雖然《燕然山銘》大名鼎鼎，但是遺存的具體位置卻長期不為人知。庾信《楊柳歌》：「君言丈夫無意氣，試問燕山那得碑。」注家言：「《後漢書》曰：竇憲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破之。刻石燕然山。」（《庾子山集》卷五）杜甫有詩句云：「待勒燕山銘」，王洙註：「竇憲勒功燕然，班固為之銘。」（《補註杜詩》卷一三）一些記載將「燕然山」略寫為「燕山」，以致有對於勒功燕然空間定位的誤會。明欒尚約撰嘉靖《宣府鎮志》卷八《鎮舊志》有「燕然山」條：「燕然山。城東南三十里，相傳為竇憲紀功處。」又錄明王崇獻詩：「閱武場中倚將壇，燕然山勢老龍盤。竇君岀塞三千里，寄語英雄仔細看。」熊偉《燕然迭翠》詩：「燕然形勝枕長千，翠入層霄萬迭寒……」即使以為燕然山在漠北遠方者，其實也長期不能明確這一文化遺存的具體位置。勒石燕然摩崖遺存的發現，對於這一重要文物的保護和研究，提供了基本條件。對於古代文獻記錄的《燕然山銘》文字的校正和理解，也有了新的學術基礎。應當肯定，這一發現所具有的歷史地理學和歷史文獻學的意義都是明確的。就歷史地理學而言，於民族地理、軍事地理和交通地理諸方面都開啟了新的學術視窗。中國和蒙古國學者合作取得的這一考古收穫，也可以看作中國考古學界正在逐步開展的國外合作調查發掘工作的新的學術契機。

遺迹發現地點杭愛山，有學者以為與古書常見之「瀚海」有關。元代學者劉郁《西使記》寫道：「今之所謂『瀚海』者，即古金山也。」岑仲勉《自漢至唐漠北幾個地名之考定》贊同劉郁之說，認為「瀚海」是「杭海」「杭愛」的譯音。柴劍虹進一步發現維吾爾語彙中突厥語的遺存，「確定『瀚海』一詞的本義與來歷」，指出「兩千多年前，居住在蒙古高原上的突厥民族稱高山峻岭中的險隘深谷為『杭海』」，「後又將這一帶山脈統稱為『杭海山』、『杭愛山』，泛稱變成了專有名詞。」（《「瀚海」辨》，《學林漫錄》二集）不過，諸多文獻遺存中，「瀚海」作為自然地理符號指代的是平坦的草原荒漠地貌。《魏書》卷二四《白倫傳》：「飲馬瀚海之濱，鏤石燕然之上。」既言「瀚海之濱」，則「瀚海」似乎不會是指山脈。而唐代詩作中，李世民《飲馬長城窟行》中有「瀚海百重波」，王維《燕支行》中有「迭鼓遙翻瀚海波」，以及李白《塞上曲》中說：「蕭條清萬里，瀚海寂無波。」錢起《送王使君赴太原行營》中說：「不賣盧龍塞，能消瀚海波。」其中的「瀚海波」等說法，也與「瀚海」「山脈」之說不能相合。杭愛山《燕然山銘》及周邊相關歷史文化跡象的綜合研究，或許也有益於我們對「瀚海」意義的準確理解。

作者：王子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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