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緣何語出驚人「希望將來能造成幾千幾萬個我蔣介石」？

文｜何居東

1941 年2 月，重慶，新生活運動七周年慶典晚宴上，蔣介石夫婦與國民黨要員共同進餐

1934年2月19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本日到紀念周訓話，要社會軍事化，學日人洗冷麵，吃冷飯，先與其生活求比較，然後再言其他。」單從句意本身出發，蔣介石的這段獨白頗值得玩索，既能指他個人要學習日本人洗冷水、吃冷飯的生活習慣，但身為黨國領袖，蔣所重視的似乎又不止於個人修養，而孜孜追求本國能趕上甚至超越日本。與此同時，「先與其生活求比較，然後再言其他」一句又凸顯出蔣內心的些許悲觀，面對日本侵略野心的逐步暴露，在整體國力尚難與日本抗衡之時，只能選擇從小處著手，尋求競爭得勝的機會。正是在「先與其生活求比較」的思路引導下，蔣介石親自發動了第一次由國民政府主導的社會文化運動，即「新生活運動」。

但是「新生活運動」的落實卻不盡人意，倡導的「禮義廉恥」「國民生活的生活整齊劃一」只是進行了表面的一時的革新，並沒有達到真正的效果，進行徹底的改變。甚至蔣介石對南昌市民放出豪言：「你們如果要能為國家來做一番事業，為民族來爭一口氣，能做中華民國的革命領袖，就要學我蔣介石的整齊清潔勤勞刻苦！現在中國只有我一個蔣介石，我希望從各位做起，將來能造成幾千幾萬蔣介石！能夠做革命領袖，為國家為民族而效力！」儘管政治家向來不缺乏口號和理想，但對深為信奉力行哲學的蔣介石來說，無論如何，這場運動的階段性成果多少辜負了當初立下的宏願。

1937 年，西安城樓上貼有「衣冠最要整齊清潔，行路要聽警察指揮」宣傳語

通過當事人的回憶，我們能夠大致勾勒出「新生活運動」在基層的落實情況。當時在浙江省紹興縣民政科工作的馬毓英曾談道：「在縣的方面，多半以縣長為主任幹事（指縣級新生活運動促進會），一部分科長和其他有關人員為幹事。掛的只是一個空招牌，既無單獨的辦公房屋和專職人員，又無固定的經費……每年遇到要報告縣新生活運動推行成績的時候，就臨時找我來想辦法。我雖然在縣新生活促進會沒有掛一個什麼名義，但在縣政府所掌管的社會行政中的禮俗和衛生兩項工作，與新生活的內容，多少還能扯一點關係出來。因此，這個弄虛作偽的責任，就落在我的肩上了。每年我照例寫了洋洋數千言。從字面上看，好像做了很多工作，而實際上都是張冠李戴……」由於「新生活運動」的內容與政府日常行政多有重疊，在具體實施和評估中很難將二者區分開來，一般官員若能勉力履行其自身的行政責任，已稱得上殊為難得。與此同時，蔣介石又強調運動是「要使個人，時時刻刻，處處地方，件件事情，都能以個人的良知良能來實行他的生活」，將本屬於哲學範疇的個人道德命題納入政治權力的運作，又怎能不陷入「標語多而工作少，方案多而實行少」的內在困境呢？更為重要的是，國民黨的組織動員能力本就薄弱，維持政權的正常運轉尚存困難，又有地方官員的暗中掣肘，導致這場運動從理論到實踐的全過程都背負著無法解決的矛盾。直至抗戰爆發後，根據持久作戰的需要，「新生活運動」及其團體逐步承擔起戰時服務、後勤保障等任務。抗戰勝利後，隨著國民黨政權逐步喪失回天之力，這場運動悄無聲息地走入了歷史。

1934 年12 月，江蘇吳縣旅業職業工會新生活運動業餘服務團在閶門石路留影

早在運動展開的初期，胡適就曾敏銳地預料到這場運動的多重矛盾和悲觀前景。胡適認為「新生活運動」的諸多規定僅是「最低限度的文明人樣子」，否認其中有任何的救國靈方，遑論實現民族的復興，通過這場運動能夠「報仇雪恥」是可笑的。同時，胡適認為生活習慣的改革，並不能通過政治運動的方式實現，必須限制政府介入個人生活的權力。進而提出「若靠一班生活習慣早已固定的官僚政客來開會提倡新生活，那隻可以引起種種揣摩風氣，虛應故事的惡習慣……」最後，胡適提出壞習慣大多是「貧窮陋巷裡的產物，政府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讓人民「能生活」，其次是提高人民的生活能力，最後一步才是教育人民過新生活。

曾有歷史研究者認為，「新生活運動」是蔣介石為應對統治危機，所採取的「緩不濟急」的政治行為，儘管不能完全緩解內憂外困的現狀，但至少適度保持國民黨政權依舊企圖「有所作為」的態勢。總體而言，僅僅是一次「急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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