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活體解剖、縱火，這是被細菌戰擊中的中國村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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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華日軍細菌戰義烏受害死難者名單。

推動細菌戰調查的日本律師來到浙江義烏崇山村，人們記憶的鉛封突然被強力撕開——鼠疫、活體解剖、縱火，整個村莊彷彿一下墜入當年的黑暗裡。又是一年九一八，崇山村人心中的恐懼還未散去。

崇山村1942

撰文/南香紅

編輯/李婧怡

「日本佬放鼠疫」

「王選帶著鬼子進村了！」

爆炸性消息神速傳遍了整個崇山村。

1995年12月，王選獨自一人先到崇山村向村民打招呼說日本人要來調查，並與王煥斌、王培根等人商量如何接待日本人，如何成立調查組織。然後再返回上海把日本教師森正孝，律師一瀨敬一郞、鬼束忠則、西村正治帶到村裡。

日本人像一股挾帶著恐懼的陰風刮遍崇山村。老人們表情嚴肅，沉默。一雙雙眼睛跟著日本人移動，不管他們走到哪裡，人群都會一下散開，大門關起，目光從門縫裡漏出來。

「鬼子又來了！」對許多崇山村人來講，這是戰後50多年第一次再見到日本人。「鬼子」和所有的悲慘恐怖記憶相聯，再見到這樣的人，跟活著見到鬼差不多，小腳的老太太還沒開口說話就開始瑟瑟發抖。

又是冬天。53年前，崇山村蒙難的日子也是這樣一個寒冷的冬天。

地處杭州灣南部、浙江省中心腹地的義烏崇山村，冬天有一種尖銳的、侵入性的冷，這種冷不僅凍皮肉，更是長驅入骨。村莊所有的景色都因為冷而一片蕭瑟，日本人也冷得縮著手。崇山村記憶的鉛封突然被說著嘰哩哇拉「鬼子話」的日本人強力撕開，整個村莊彷彿一下子就墜入到了當年的黑暗裡。

三位日本律師中為首的是一瀨敬一郞，長王選幾歲，是最早參與並積極推動細菌戰調查的日本律師。一瀨的長相和中國電影《地道戰》里的「鬼子」差不多，二道濃黑的倒八字眉下是一對綠豆小眼睛，厚眼皮偶而閃動，放出一束光，有攝人的機警。除了喝了酒笑起來露出一對可愛的兔子板齒之外，大多數情況下他都是眼皮低垂沉默寡言。左手持一隻小型錄像機，右手一隻筆一個本，無論正式交談還是休息吃飯，錄相機始終亮著綠燈，基本上本人不睡覺就不關機。

多年沒有回鄉的王選說著稍嫌生疏的崇山方言，走到哪裡都要先解釋一句：他們不是鬼子，是日本好人，是來幫中國人的。這些日本人都是戰後一代，沒有經歷過戰爭，一瀨是日本人中反戰的左派。

崇山村在義烏是一個大村子。它坐山抱水，卻又有著北方的性格。正如它的名字崇山，整個村莊建立在一片高崗之上，道路節節攀升，房屋高低錯落。一村人緊緊擠在一起，幾乎沒有可能通過汽車的道路，村子內部唯一開敞之地是一方條石砌的水塘，水塘是公共活動的場域，常常伴有高大莊嚴的祠堂。一所祠堂就是一族人祖先的供奉地，也是一族人經濟實力的實物體現。

江灣鎮祠堂，供奉著崇山村的始祖，其中一進院落成為細菌戰紀念館。

崇山村表面上看生活平靜安祥，但平靜之下有一種陰鬱的東西，這使這個村莊有一種肅穆的基調。村裡好屋子不多，毗鄰飛速發展的義烏，更顯得清貧落寞。山村的道路彎彎曲曲高低不平，青石白牆黑瓦屋也隨著地形起伏有致，江南的青嵐和炊煙混合在一起，籠罩著半截村莊。

「日本佬放鼠疫。」（中國北方將日軍稱為日本鬼子，南方稱作日本佬）小腳老太太顫巍巍地開口說。

「喏，那個在石板路上散步的白髮老人，就是死裡逃生出來的，他的身上現在還能檢查出鼠疫（鼠疫抗體陽性）呢！」

村裡的每一個白髮老人都是一部活歷史。

人們指給王選和日本人當年日軍燒村子的界線，哪些廢墟是當年留下來的，哪一家得過鼠疫，死了多少人。

破碎的歷史在一點點拼湊連接。

「日本佬放鼠疫。」王選下鄉時就聽村民這樣說，還有她的姑姑也無數次說起過，但她一直懷疑：鼠疫怎麼可能是「放」的？如今，每天聽著村民的講述，除了天天陪著村民以淚洗面外，就是極度的震驚。

每回憶一次就是再一次的受傷。揭開被歲月封存的傷疤，依然鮮血迸流。這種傷痛，通過這些血脈相連的崇山村村民的講述，真切地傳導到王選身上。

在崇山村人心裡，戰爭並沒有過去，儘管政治家們已經握手言和了20多年，在國家層面上兩國已經是友好鄰邦，但戰爭依然活生生地紮根在人們的心裡。從戰爭結束到現在，從來沒有人聽他們訴說過，心裡的傷痛從沒得到過釋放，村民們也從來沒有得到過物質或精神的撫慰。整個記憶全部原封不動地悶著，在人心裡醞釀、發酵，時間越長，越濃稠得不可化解。

每一句話都要經由王選翻譯過去，每一個故事都極度悲慘，每一個細節都超乎想像。

崇山村原告。

王選覺得自己每天都憤怒得要爆炸、屈辱得想去死，整個人變得極易激動，並且時時暴怒。有一次日本律師要採訪村裡的一個老太太，那一天天氣太冷了，他們不想到村裡去，就通知她到義烏的賓館裡來，王選聽了一下子怒了：「是你們侵略了他們，殺了他們的親人，又是你們良心不安想來謝罪，憑什麼你們可以讓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太太挪著小腳到城裡來？」王選和日本律師大吵。

冷靜下來，她又心裡不安，覺得這樣對日本律師不公平，他們是背負著上一代的罪來中國調查的，是日本人中對戰爭有深刻反省的人，用自己說服老百姓的話來說，他們是「好日本人」，他們免費為受害者打官司，這種日本人在日本也是少數。

一瀨敬一郞是一個極苛求完美的律師，中國人的「大概」、「差不多」、「好多好多」等對事實的描述方式讓他很苦惱，他也一遍遍地盤問，要受害者的名字，出生年月，死亡時間，墳在什麼地方，要帶著去尋找。這對受訪者是一種折磨。中國女性一般都只有姓氏沒有名字，這無法符合日本人的要求；戰爭期間，鼠疫死者又都是亂葬的，根本就沒有墳墓，日本人很難理解這些。仇恨和傷痛攪在一起，質疑某種程度上變成了不尊重。

尊嚴和屈辱是一對雙生體，尊嚴有多高，屈辱就有多大，王選越是了解自己這個有600年歷史的村莊，越是被深深地灼傷。

有一些東西永遠不會說出來，「崇山村的婦女很多被強姦，就在露天地里被強姦，但活著的人都不講，恥辱！沒有人講！」這是整個村莊老人共守的秘密，就算是王選這樣的村裡人，也不會知道。

日本人的到來是要把這些都揭露出來，王選成了日本「揭露會調查團」的一名成員，她要和日本人一起工作，從自己的家鄉開始，調查細菌戰受害情況，準備為向日本法庭起訴而尋找證人、證據。

崇山村原告合影，目前三分之二的人已經不在人世。

死神駕到，死亡爆裂開來

1942年10月，一個叫王煥章的村民推倒了死亡列陣的第一塊骨牌，崇山村幾百年來的平靜轟然破碎。

王煥章是一個打漁人，村裡人不怎麼叫他的名字，都叫他的外號「老哭皮」。他住在村子的邊緣，會弄船隻。王煥章老婆死得早，在村裡隨著他生活的有三個兒子、兒媳婦、孫子，孫女等16口人。除了打漁，他還在村裡王甲升家裡幫傭，甲升家田裡的各種活汁他都幫著干。

王煥章的這個清早和以往一樣，起床就開始忙碌，不同的是不到中午就感到全身發燙，腿根腫痛，舌根發硬，病勢危急。王煥章得病的源頭有幾種說法，一是王煥章外出辦事，回來的路上見一人病倒在路上，出於好心曾為他提筋扭痧(此說來自王甲法，當時被推舉為江灣、崇山防疫委員會委員)。第二種說法是王煥章見到路有死人無人收骨，便將其背起避開大路埋掉。（此說來自崇山村村民王甲升，王煥章是他家的幫傭）

和王煥章山牆對著的正是村裡的中醫王道生家，一條並行兩人的小巷子里，兩家房子接在一起，彼此串門的話要繞過一所房子，但隔著窗戶說話，兩家都聽得見的。

王道生當然成為生病的王煥章第一個求助的對象。

王道生給他的鄰居病人做了診治，家人急忙抓藥，喂他吃下，但是毫不管用，王煥章當晚就死了，終年59歲。這一天是1942年10月14日。

王煥章一去世，伺候他的兒媳即發病，病勢兇猛，次日也死了。

給王煥章看病的王道生也沒有逃過死神的追擊。不久，他發燒，口渴難忍，夜裡，家人發現王道生已死在馬桶邊上，可能是口渴爬著想去找水喝。這一天是重陽日，1942年10月18日。

63歲的王道生是清朝的貢生，年輕時曾經在杭州的新式學校里念書，學過理化數學。後回鄉在靠近崇山村的江灣鎮，2、5、8、10的集市日在藥鋪里坐堂行醫。村中有了病人， 他就去出診，很得村民們的信賴。王道生是在地方上很有名望的人物，又有8個兒子，因此治喪隆重。

實際上村裡此時有兩場「法事道場」，一場是病人王煥章的，一場是醫生王道生的。王煥章死後停靈於家族公共祠堂，祭事、道場都在這裡做。王煥章平時是住在崇山村北面的，靈堂設在西邊是因為祖宗的祠堂在西邊，死者的靈位要和祖宗設在一起。道士主持法事，頌經3天3夜，與王煥章同族的王鳳林家因為房子失了火，平時借居在家族的祠堂里，還有一個王榮良，比王煥章的輩份小，又同祖同宗，自然全家人幫著做王煥章的喪事。

王煥章的長子王基法（39歲）也很快病倒，隨即高燒不止，22日掙扎了一天，死了。接著王煥章另兩個兒子王鳳高（31歲）和王基爐（25歲）也死了。一個個好端端的男人，力氣很大，身體很壯，怎麼會一下子說死就死呢？

不僅如此，從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的一個月里，死亡一直在這個家庭接二連三地上演，孫輩中，8歲王榮士、7歲的王妹和王榮貴、4歲的王仙蓮、2歲的王玉妹，也相繼染病。

「得病之後，就會吐血，淋巴結腫大，頭痛、口乾，然後死去。我那時才6歲，和大家住在一起，看到親人死去的情形，真的十分悲痛。屍體就埋在後山的曹村山。」王煥章的孫子王松良說。

王煥章家，前後死了11人。（註：王煥章的故事，在村裡人的講述中有不同的版本，有老人講王煥章家全部死絕。此處以細菌戰原告王松良法庭陳述為準，他是王煥章的孫子，後來逃到8公里以外的親戚家裡，保得一命。）

崇山村的老人還記得，王煥章的長孫、王基法的兒子經常跑到墳地里去哭，邊哭邊叫——你們為什麼都走了，扔下我一個人。老人們都說那哭聲很凄慘很凄慘，後來這孩子由娘舅家收養，給人家看牛，被毒蛇咬了一口，也死了。

同在一個宗祠里幫忙辦王煥章喪事的人家，也開始生病死亡。鳳林家住祠堂里有11口人，11月8日9歲的王牛弟死亡，10日死了7歲的王牛兵，16日38歲的女主人賈寶雲、13歲的王榮章、30歲的趙珠玉一齊死亡，20日11歲的王牛妹死亡。到28日，男主人王鳳林也死了，這一11口之家，10人感染鼠疫，死了8人，其中7人都是王鳳林一一將他們埋葬的。最後埋葬王鳳林的是他的弟弟王鳳生，12月3日鳳林的這個弟弟也死了。

死亡如炸彈一樣爆裂開來，王道生的道場里最為猛烈。王道生家族在崇山村根深葉茂，家大業大，除了在外的五兒子，他的7個兒子及女兒一家都參與了喪事。家裡請來了和尚做三天三夜的法事。崇山村的喪俗是屍身大殮入館，釘棺蓋時，親屬跪地，頭貼著棺材，一個肩膀承住棺底，以示「抵痛」。

恐怖的事就在親人的悲痛和神道法器香火之間接二連三地發生。王道生妻子鮑春蘭首先發病，接著是二兒媳吳菊蘭，和王道生的病狀一模一樣，很快暴死了。吳菊蘭死後，他的丈夫王旌善還沒來得及埋葬妻子，自己也暴死了。10月26日，王道生最小的兒子王旌倫（16歲）全身痙攣而死(疑似肺鼠疫病狀)，有村民回憶說，這個孩子死得非常慘，口吐鮮血，四肢彎曲，如同「奎星踢斗」。

王道生的女兒王海妹、女婿鮑小牛趕快帶著兒子鮑弟逃回義亭鮑宅村，但沒有幾天，一家三口全部死亡。

面對突如其來的死神襲擊，王道生一族人全蒙了。他們用最古老的辦法躲避災禍，當地人認為，只要過水過江，邪氣就不會跟著來了，於是王道生的一個兒子背著自己的女兒，連夜涉過一條江，奔逃到梅嶺的岳母家。但天還沒亮，8歲的女兒還是死了。岳母家人怕梅嶺村人知道他們把崇山村的外孫女帶來，並死在了家裡，連夜挖出江邊的沙子將小女孩埋在溪灘邊上，連墳都沒敢做。

背女兒去梅嶺的那個兒子也死了，然後連帶其岳母家連續死了5口人，一時間梅嶺村的人驚恐萬分，不多時全村人都逃光了。

王興國是王道生五子王旌昌的兒子，從他的講述里，可知政府有關部門到11月已經開始了防疫：「發病的人有幾個被隔離了，二伯父被隔離到崇山村西北方向三四里地的官塘殿，父親的三嫂被隔離到村子西邊2里地的西雅殿，父親的七弟被隔離到林山寺，父親的八弟被隔離到村外一里地的碑塘殿。當時聽說吃六神丸有效，但是因為太貴，沒什麼人買得起，至於醫生，沒聽說過有外來醫生治了病的。」（王興國法庭陳述）

一個王煥章在崇山村傳染了3戶人家，死亡了31人，並在崇山村形成了三個爆發點，一個在王煥章和王道生的居住地，崇山村的北部，一個是在西部王煥章家的宗祠及附近，另一個是王道生停靈做法事的松樹廳，崇山村中部核心區。

松樹廳在崇山村是一個宏偉的存在。在這個古老村莊的宗族社會裡，十多所祠堂是有輩份的，松樹廳的輩份不算是長的，但它的規模最大，它在崇山村人心裡彷彿是一個年輕的力士，高大挺拔俊秀。

「大梁可粗了，上面可以擺一張八仙桌。」老人們會笑著拖著長音，毫不掩飾心中的驕傲和崇拜，「就連日本鬼子想燒它都燒不起來，它太高了，他們就用『燒夷彈』往大樑上打，打了好幾彈，才燒起來呢。」

這個祠堂全部都是用大松木建起，於是叫松樹廳。松木不是建祠堂的好木料，容易被蟲蛀，但是，這個祠堂好像真的有神意，建成200年，沒有一點蛀，全村人都稱奇。

這樣的一個工程做下來至少要5年以上，它是全村人的心血之作，也是一個地方物華天寶人力財力的彙集。

王道生的喪事安排在松樹廳舉行，不只因為他是全村及方圓數百里有名的中醫，更因為他在村裡的輩份高，王道生是「沖」字輩，是「煥」字輩人的爺爺，因此他的喪禮的規格絕不會低於王煥章。現在崇山村還活著的輩份最高的人就是「沖」字輩，但已經是個位數的存在了。

崇山村族譜。

崇山村最大的公共活動大廳里，法事差不多聚集了全村人。不幸的是，高大的松樹廳被死神選中，死亡高高盤踞在松樹廳的寬大的橫樑上，撲殺著底下渾然不覺的眾生。

住在崇山村的王道生家族，先後有9人死亡，算上前來奔喪的女兒一家三口及其他親屬，整個家族在這次劫難中死去19人。

王道生的五兒子叫王旌昌，當時在江西省當看護兵，因此逃過一劫，他活到80多歲，成為家族滅頂之災的活證人。

2015年，在崇山村125號，王道生的孫子王興壁（71歲），王興強（69歲）還生活在那裡。當年王道生看病坐診的房子空著，院子里長滿了荒草，從破朽的門窗朝里看去，兩組大屋相隔著天井對列。

村裡見過王道生的老人說，69歲的王興強長得最像爺爺了，簡直一個模子刻出來的，王興強有一張典型的國畫中文人瘦削的臉，高眉弓下細長的眼睛，笑起來有一種質樸的善良。如果再配上三縷鬍鬚，大概就是那個清朝貢生王道生。

王道生的孫子王興強。

1942年的崇山村，公共醫療就是靠中醫，現在連醫生都死了。人們只知道這是一場醫生都醫不好的病，但是什麼病，怎麼傳染的，都不知曉。

王甲法，崇山村最大的工商地主，在金華開有兩個火腿廠，本人從小在杭州經商，杭州淪陷後回到家鄉避難，被推舉為江灣、崇山兩村的防疫委員會委員，他在回憶中寫道：「鼠疫流行時，死鼠特別多。老鼠因跳蚤傳染患了鼠疫，發燒難當，到處找水飲，飲水後即死亡。因此，灶頭湯罐邊，面盆邊，陰溝中死鼠成堆，王道生左鄰右舍更多。人受感染，腋下和腿根淋巴腺腫脹，過一二天就死亡。」（王甲法《崇山村鼠疫》，政協義烏市文史委《義烏文史資料》第五輯，1992年3月）

王甲法說到一個細節：王道生為王煥章診脈開方後，嘆了一聲「余從此終了」，並把開方的毛筆和把脈的墊枕「擲之於地」。他探知了此疫的兇猛，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脅，但他並沒有想到疫病會給他的家人及整個村莊帶來如此的劫難。 王甲法的二哥王甲?幫忙料理王道生後事，也染病身亡。

匆忙成立的江灣、崇山村防疫委員會，集中了兩村的族長和鄉紳，王甲法是其中的主要力量。他們設立了幾個隔離所，但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崇山人接二連三死亡，全村陷入極度恐怖。太陽沒有下山，家家戶戶就關了門，躲在家裡。有病的人怕染上家人，只得出門逃避，親戚朋友家裡不敢去，就躲到無人管的廟宇里，或者躲避到糖梗田裡去等死。

頭幾個人患病死亡，家人還隆重治喪，請道士念經超度，想辦法驅邪禳災，還能買棺材成殮，請人抬出送葬。後來家人接連死亡，別說治喪，連棺材也無法去買，一塊門板，一床被子裹了抬到山上挖個坑，草草葬了。再後來連幫忙抬屍體的人也找不到了，人們甚至怕出門撞見抬屍體的，怕撞見「瘟神」。

住在後山背的王煥海全家逃到野外，留老母親在家看家，老母親得了鼠疫，發高燒口渴難受，爬出門去沿街討茶水喝，但人人關了門不敢給她水喝。最後連她自己的獨生兒子見了都不敢靠近，眼巴巴看著母親爬著死去。

進入12月，疫病並沒有因為寒冷的氣候而鎩羽，反而以每天死亡5至8人、最多一天死20人的速度推進，不到三個月，在當年有1236口的崇山村，造成403人的死亡（包括染病外逃死於外地的）。疫病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患病基本沒可能活，死亡率高達95%以上。崇山村有150人逃走他鄉，有的人甚至漂流海外，還有不少人自此再也沒有機會回到自己的家鄉。崇山的山依然是青山，水依然是綠水，但卻族族鬼影，萬戶蕭索。

1942年（民國31年）11月16日（十月初八），崇山鄉鄉長王文格、江灣鎮鎮長王芝生以「快郵代電」的形式給流亡永康大平的縣政府章松年縣長發了求救電報，電報行文如哀號哭告，令人讀之心痛：

「義烏縣縣長章鈞：職區於本年農曆八月二十日起發生疫病甚劇，每日死亡約在五人以上，總計死亡不下三百人……際此天災兵燹，人力物力兩感困難，雖經羅掘籌募，為數無幾，恐無濟於事。素仰鈞長愛民如子，實不忍職區鼠疫擴大，迫不得已，敢請鈞長鑒核，迅於呈報省政府派委治療，並予撥款救濟，以拯民命。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銑電）」

1943年3月，鼠疫傳染才在崇山止住，義烏縣衛生院院長楊堯震前來崇山調查，看到的是崇山附近的土阜上，墳墓累累。由於埋葬時害怕被日軍發現拖屍肢解，眾多墳墓都是草草挖個坑，施放屍體後，蓋上幾畚泥土，沒有墓碑也沒有標記。而經歷一冬的風雨，墳墓大半塌陷，屍體被野狗拖出，滿山狼籍。楊堯震將此情景報告縣政府，要求撥款掩埋，以避免病原體擴散。但是崇山村因死難者眾，活著的人又處於啼飢號寒的境地，根本無力去掩埋親人的遺骨，縣政府只好命令鄉公所發動鄉內其他村裡的人去撿拾屍骸，加蓋墳土。

剖肚挖心是陰曹地府才有的事啊

崇山村村民最恐怖的記憶還不止是鼠疫接二連三的奪命，而是日本人的活體解剖和燒毀他們的祠堂、村莊。

活體解剖這種惡行，在崇山村人眼裡，只有陰曹地府才會有，絕不可能發生在人間。而燒毀村莊，則等於毀了900年祖宗的積累，陷全村人於饑寒交迫之中，其對崇山村人生活的影響，一直延續到王選和日本前來調查時。很多人家到那時還寄居在親戚家或者祖祠里，沒有能力重新蓋房起屋，被燒毀的宅基地，仍是一片廢墟。松樹廳遺址如一大塊瘡疤，突兀地出現在密集的居民區里。酒作坊的污水在空地上橫流，空氣里散發著令人迷醉的酸腐味。

林山寺就是活體解剖的現場，在王菊蓮的眼裡，那裡就是活生生的由閻羅王把守著的人間地獄。

林山寺當年的山門，佛門凈地，成日軍細菌部隊的屠場。

林山寺原本是江灣、崇山兩村防疫委員會設立的一個隔離點。

「敵偽醫療隊慘無人道，將染病未死的人強拉到野外僻靜處，解剖化驗。村人為此驚恐萬分，但又無法逃避這種劫難。鄰近村莊有親戚的，也均得到命令不準崇山村人進村避難，外出沒有地方可去，在家又恐敵偽醫療隊得知遭難，因此得病的只好在離村較遠的山壠和田塍、坦墈下，搭個地簟鋪棲身，以避檢查。這樣辦，病人增加痛苦，服侍的人同鋪共住，易受傳染，為此很有必要設立病人隔離所。我幾經觀察，比在田野間搭鋪風餐露宿有天壤之別。寺內住有一個老太婆，身子尚健，可以照料茶水飯食等，服侍周到，宛如家中。即可避免敵偽醫療隊的殘害 ，又可免傳染給他人。病人樂於住進去，還因為許多人有迷信觀念，以為『主山大官』保佑。」

王甲法的設想不錯，但是日本人控制了這裡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1942年11月4日，一群日本人到了崇山村，宣示村民，他們在村邊的林山寺建立了醫療點，有病的村民可以送到那裡。

生於1929年農曆4月12日的王菊蓮，小時候家在崇山村，解放後嫁到鄰村江灣。王菊蓮是遺腹女，有一個姐姐很早就外嫁了，日軍施暴那年，家裡就13歲的她和母親過生活。

崇山村少數幾個人見過林山寺里的情景，王菊蓮是惟一還活著的，並且頭腦清晰還能夠講述。

「我被大人派去給自己的堂姐姐去送飯，她得了病被送到林山寺里，平時兩堂姐妹年齡相仿，一塊兒玩關係很好。我帶了飯走到林山寺。林山寺里有一道山門，進來前方一個主殿，左右手各有一個偏殿。我看到了穿著白衣戴著豬鼻子一樣的口罩的日本鬼子把人梱綁在門板上，手裡拿著刀呢。這個人兩手戴著套到胳膊肘的手套，旁邊放一隻大木桶，人腸、肝放到桶里洗一下。刀有這麼長，彎的，還有人拿著刺刀在邊上走來走去，我怕死了。捧在手上的飯一下子扔在地上，我只想著逃，進來的門口有人守著，我就往裡跑，記得邁過了一個門檻，裡面都是躺在那裡的病人，這些病人在喊叫，在哭。我看到院子一角的牆塌了一個洞，洞很小，我就從那個小洞鑽過去。我往山下沖時，還聽到有人在喊叫，在追，後來就沒有聲音了。」

從往林山寺里張望到嚇得扔掉飯碗，再到逃出院子，大概就是幾分鐘的時間，王菊蓮記了一輩子。她一邊說一邊比劃著，語調變得又快又尖利，兩隻手像做惡夢似的在空中亂劃拉。

王菊蓮。

與王菊蓮可以互證口述的是張菊蓮和童金蘭，當時都是鼠疫的患者，聽說日本人在林山寺給村民治病，患病的倆人先後來到這裡。張菊蓮親眼看見幾個穿白大褂的日本人將崇山村豆腐店王關富的童養媳、18歲的吳小奶（囡，崇山村方言發音為「奶」）捆在凳子上，全身蒙上白被單。吳小奶在被單底下拚命地哀求「先生，我的病會好的……」並大叫「媽媽救命……」突然吳小奶的叫聲變了調，撕心裂肺般的，好像不是人發出的聲音。張菊蓮看到吳小奶的胸膛被活生生地剖開，血湧出來，染紅了被單，日本人在剜割她的心腑內臟。

張菊蓮驚恐得暈厥過去，醒來之後拚命想逃出，意外發現林山寺的廁所掏糞坑是和牆外通著的，於是從糞堆里爬了出去。張菊蓮，當年25歲；童金蘭，當年53歲。兩位婦女都是崇山村的媳婦，張菊蓮逃出幾天後，童金蘭趁守衛的日本鬼子不備，也逃出了林山寺。另一個印證這件事的村民是王錦悌，王錦悌的父親是承攬村裡殯葬活計的，俗話說叫擔棺材的人：「父親裝殮吳小奶屍體的時候，發現內臟都空了。」

張菊蓮沒有子女，解放後丈夫去世，改嫁至距崇山兩三公里的童店村，1996年去世，享年86歲。王選和日本律師錄下了她的口述。童金蘭家窮，以幫人磨豆腐為生。在磨豆腐閑談時，經常會向村民談起其親眼所見、所聞的吳小奶慘死經歷。1982年，童金蘭去世，享年93歲。

當年的林山寺現在還在，山門低矮，寬不過農家的院門，白牆、黑瓦、石階斑駁，門上一方匾額，上書「林山寺院」幾個字。正殿已經變成危房，通往正殿的過堂（也就是當年王菊蓮進入林山寺的門）已經塌了，為此林山寺不得不關閉。王菊蓮從這個山門進來，通過過堂，看到正面的大雄寶殿的恐怖情景，她嚇得扔掉了飯碗，跑進右邊殿的庭院，這個大殿是林山的主山殿，布置著當地人信奉的主山神。

現在這個大殿布置著一些泥塑：痛苦地呻吟的病患者，被解剖的人，這些都是根據崇山村細菌戰受害老人們的記憶復原出來的。大殿神龕中央，依然供奉著主山神，神像前，紅炷炷淚斑斑，神殿與屠殺形成極強的視覺和心理刺激。

林山寺門前立著一塊碑，上書一副對聯：

香煙繚繞佛門凈地成屠場神人共憤

日寇肆虐炎黃子孫染鼠疫天地同悲

黑字行書，字跡已經斑駁，地面的塌陷造成碑體有些傾斜。

林山寺所在的山原名珠盤山，因為平地里突兀起一座山，而被稱為奇異，山形如玉盤托珠，據說當年朱元璋起兵之前曾經來過這裡，後來諱這個皇帝的姓而改為主山。

山上的寺廟為清康熙年間悔海法師主持道場並建寺，所修的大殿就叫做主山大殿。清光緒年間佛寺建築被命名為林山古寺。

當地的人在佛教的信仰里夾上了他們對本地神靈的崇拜，他們認為保佑這裡一方風水的是「主山大官」，一旦地方上發生旱災水災時，地方官都會到這裡的「主山大官」面前請求施恩保佑。在崇山村人看來，佛離得遠，而「主山大官」是這裡的主管。鄉民們會每年抬著「主山大官」去遊行，一如佛教里的浴佛節。

原本是崇山村人「主山大神」的居地，卻成為日軍的屠場。

2011 「九一八」事變80周年紀念日，距離活體解剖遺址相距不足百米的林山寺後山坡挖出了8具頭骨，彷彿是冤魂不甘，在這個特殊的日子又把這件事顯現給世人看。除了頭骨，還發現人體的腿骨、牙齒、手骨等多部位的骨頭。遺骸是被胡亂埋葬的，頭和身子都不在一起，誰是誰的對不上號，非常散亂。可惜的是，工地現場很亂，當崇山村的老人們向上報告，公安部門派出民警、法醫、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員趕到時，遺骨已風化。

在崇山村細菌戰受害者調查中，當年崇山村死於細菌戰的404名死難者中，約45人是死在林山寺里的，其中僅有20多人被抬回村中安葬，其餘20多人的屍體至今不知下落。

到林山寺送飯不久，王菊蓮也生病了。她講述了那個過程——

發燒，淋巴腫痛，口渴，難受得要死，後來就昏死過去了。我母親以為我已經死了，就釘了口小棺材，把我放進去準備埋了。正準備埋時，聽說那一天日本鬼子要來，母親就把棺材放在柴房裡，用柴禾掩蓋起來，逃出村子。

母親7天之後回村，去問了王興（村裡和日本人有聯繫的人）日本人來不來，聽說不來，母親就叫了自己住在塘頭村的女婿鮑四蘭來，讓他去把放在柴房裡的我埋掉。

姐夫搬棺材時，突然聽到裡面有聲音，打開一看，我在裡面活了。

在棺材裡的7天，我完全沒有記憶，痛啊，餓啊，渴啊，一點都不知道，人都是昏死的。現在，想爬出來，姐夫很害怕，逃出柴房。聽到我喊餓喊渴，就從窗口塞進兩根糖蔗梗給我吃，後來母親給我弄了開水稀飯，吃了後才慢慢走出柴房。

鼠疫真是太厲害了，就這樣短短的接觸，姐夫就染上了。在走回自己家塘頭村時，竟然無力支撐到家，死在了路上。

姐姐想把丈夫拉回村裡安葬，遭到了村裡人的反對，他們說塘頭村還沒有鼠疫，如果有人死了，就把姐姐王仙雲拉出去活埋。於是姐姐只好將丈夫就地掩埋，沒有讓他的遺體回到村裡，也沒有舉行什麼安葬儀式。姐姐後來改嫁，早早死去，她的三個孩子，二個男孩都沒有成年就死去，只有一個女兒活了下來。

這還不是王菊蓮恐怖記憶的全部，她還被日本人抓去修了三個月的炮台，又目睹了小姐妹被日本兵強姦至死。

「修炮台盡抓一些小孩子。大人一旦被鬼子抓了，鬼子就用鐵絲穿過他們的鎖骨，兩人穿在一起，一對一對地趕到瑩石礦上去做苦工，鬼子用槍押著他們，我親眼看到的。我們20多個孩子，把沙子、石灰挑到炮台，日本兵自己砌，晚上我們被集中到炮台下面，沒有床鋪，沒有席子，三個月里沒有躺倒睡過，只能蹲著靠著睡，日本兵從上面往下拉尿，澆我們一頭一脖子。」

三個月下來連累帶餓，王菊蓮幾乎死掉。

而最忘不了的是小姐妹的死。

「我們村裡有5個女孩，都是同年紀的，我們經常在一起玩，那一天我們五個約了一起玩，我們四個已經進到房間里了，那個金華的姑娘剛進門，被鬼子看見了。我們四個鑽到了床底下，大氣不敢出一口，鬼子把那個姑娘抓住，拖到我們躲的床上面，我們在底下聽得咚咚聲，看見鬼子的槍扔在地上，刀扔在地上，水壺扔在地上，布袋，接著是靴子、衣服統統扔在地上，就聽見金華的那個姑娘哭啊，叫啊，哭聲很凄慘的啦，漸漸的沒聲了。血流下來，流到我們身上來。後來鬼子穿好衣服，把地上的東西拾起來，掛好，走了。我們從床下出來，發現她已經死了，滿床都是血，我們也不知道是鬼子走時殺了她還是怎樣，只知道到處都是血，很多血。我們叫她老公來，她老公看到後，發瘋一樣，嗷嗷大叫，抱著她邊走邊哭邊喊，很悲慘的，我們姐妹四個傷心煞了!她是我們五個玩伴里長得最高，發育最好的，就在我們眼皮底下死了。」

王菊蓮自己獨居，一所黑黑的土屋，前面正房是土改時分的，後面是自己和丈夫加蓋的幾間。四個女兒在這裡出生長大，現在她們各自成家，留下她一人，因為有子女她不夠進養老院的條件，不久前被一個瞎子推了一把，摔斷了腳，打了鋼板勉強能走路，燒柴做飯有些吃力。女兒看她太孤單，為她買了一個電視機，每天她能做的事就是關起門來，看電視里的戲劇。

有一些屈辱深埋在心裡，竟無法講出來，王選發現有些事崇山人就算是當著她的面也是不說的，更不用說是有日本人在場。那個傷口太深，太醜陋，太痛苦，他們小心地護著，不願意讓別人看見，那是一種極其複雜的心理。

王基旭的奶奶就是被日本人剖腹的，但做為崇山村細菌戰調查團的成員之一，他始終沒有將這個情節講出來。

原告王基旭。

生於1939年9月13日的王基旭家住得和醫生王道生家只隔了2所房子。王道生家現在的門牌號是上崇山村189號，王基旭家是157號。王道生家開始死人之後的兩天，王基旭的姑姑就生病了。

「姑姑王小奶是家裡最先感染的是人，她右邊腋下有淋巴，發燒燒得很厲害，不到4天時間就死了。姑媽死後，一家人逃到赤岸鎮東朱村的一個祠堂里住下來，在這裡並沒有親戚，當時外面的村民還不大知道崇山村死人的情況。

「逃到赤岸鎮東朱村後，有一天有人喊叫，『日本鬼子來了，日本鬼子來了』，姐姐拉起我就跑，姐姐大概是7歲，我只有4歲，實在太小了，跑不動，跌倒了被姐姐拉起來再跑，跑啊跑，其實是沒有目的地亂跑，結果姐姐一腳踏進草泥火堆里去。過去農村種田把草堆起來，用泥巴悶起來燒，燒成草泥灰，用在田裡是好肥料。姐姐只顧逃，沒有看到草灰，兩隻腳一齊陷進去，泥灰又很粘，姐姐爬起來時已經晚了，兩隻腳都快燒熟了。她就那樣躺在家裡天天疼得哭，一雙腳爛了一年多，家裡沒有錢去治，就是每天哭，全家人都哭。

「奶奶爺爺留在村裡看家，奶奶就化妝成要飯的人，整天坐在家門口，為的是讓日本人看到這是一個窮苦的人家，家裡沒有什麼東西，不要再進來搶。

「在姑姑死後的第7天，奶奶就染上了病。那時候日本佔領軍整天宣傳林山寺里有衛生隊，免費給大家看病，家裡人就把奶奶送到林山寺里。

「奶奶那時剛發病，還能自己走到林山寺去，第二天爺爺去林山寺里看她，結果是大哭著回來，幾天之後，爺爺的眼睛全哭瞎了。從此以後，爺爺再沒有笑過，也不能勞動，整天坐著一語不發。爺爺叫王長清，奶奶藤翠菊，姑姑王小奶，死時38歲，父親王志炯，只有36歲。父親當時有大女兒9歲，還有小女兒7歲，我4歲。我還有一個更小的妹妹。

「奶奶被草草埋葬，之後父親帶著一家回到了崇山村，父親也感染了鼠疫。為了救活父親，母親天天幫他用針刺淋巴，把毒擠出來，但是拖了一陣子，父親還是死去了。

「父親的身體非常強壯，當時日本人來了逃難都是他挑著我和小妹妹跑的，一根扁擔，一頭筐里是我和妹妹，一頭筐里是全家的重要物品。父親沒有了，全家的頂樑柱倒了。

「我們這個家族已經是幾代單傳了。爺爺的父親是一子一女，爺爺也只有一個兒子，一個孫子，現在本來被寄予厚望的兒子在壯年死去，留下只有4歲的我，能否活到成人還是問題。

「父親死後，家裡最大的姐姐只有10歲，所有的田地就要靠母親去種。母親過去從來沒有種過地，什麼也不會幹，加上小腳，也沒有力氣，但全家的活全部都得她來做，一年到頭吃不飽飯，吃野菜，過年都吃不到白米。飯沒得吃，房沒有住的，所有的孩子沒有讀過書。小的時候餓極了我常常爬在地上撿雞糞吃，什麼能吃進嘴裡都去撿了來吃。」（作者對王基旭的多次採訪）

王基旭的講述一般都是至此為止。大家都知道他的奶奶是死在林山寺里，但並不知道具體的情形，直到細菌戰訴訟經過多年之後，人們認為崇山村的情況都調查清楚了，再也不會有新東西出現的時候，王基旭有一次突然說：「奶奶就是在林山寺里被解剖掉的。」說完大哭不止。

原來，對爺爺最沉重的打擊是他親眼看到了妻子最不堪的一幕。頭一天自己走著去林山寺的妻子，第二天已經是一副空軀殼，肚子里五臟六腑都被挖空了，爺爺當時就昏了過去，日後白天夜裡都在哭，很快雙眼就哭瞎了。

奶奶被日本鬼子剖腹，成了全家長久的恥辱。家裡一直對此事保持沉默，不向外人提，在家族內部也不說。那一次是在日本進行舉證的時候，王基旭突然泣不成聲地講了出來，王選和台下同村的人都大吃一驚，問他為什麼早不說，他說這種倒霉的事，說了大家都會說這家人一定是「做人沒有做好」，「上一輩做了什麼缺德事」，加上實在是太屈辱了，以至在整個家族的心裡留下巨大的陰影，多年來一直無法走出來。

關於南香紅

南香紅，非虛構創作者。著有《王選的八年抗戰》、《巨災時代的媒體操作》、《眾神棲落新疆——東西方文明的偉大相遇與融合》、《野馬的故事》 等專著。

穀雨致力於支持中國非虛構作品的創作與傳播。了解更多文章，請關注微信公眾號「穀雨故事（GuyuStory）」，投稿與合作請發郵件至guyustory@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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