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張學良為何選擇不抵抗？
一、關於九一八事變「不抵抗」的兩種解釋：
1931年9月18日晚上十點左右，日本關東軍柳條湖分遣隊的一個小分隊偷偷來到東北軍北大營附近的南滿鐵路柳條湖路段，引爆了一顆炸彈，炸毀部分鐵軌，並將3個乞丐的屍體放在鐵路旁，穿上東北軍的軍裝，製造出中國軍人破壞南滿鐵路的假象。爆炸發生後，日軍隨即對北大營和奉天（今瀋陽）發起進攻。這時東北軍的統帥，海陸空副總司令張學良正在北平看戲，他接到在瀋陽負責軍防的參謀長榮臻的緊急電話，被告知日本正在進攻瀋陽和北大營。在對日軍意圖尚不明了的情況下，張學良指示榮臻「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衝突。」1榮臻遂將此命令轉達第七旅旅長王以哲，「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繳械，占人營房，均可聽其自便。」2據傳他還給北大營第七旅下了一條稀奇的命令：「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裡，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3但中國軍隊一廂情願地隱忍並未產生任何回應，日軍沖入營院後，槍炮齊發，舉火焚燒，士兵束手被殺者甚多。王以哲隨即又打電話請示張學良，得到的答覆仍然是：不許抵抗！次日凌晨，關東軍第二師團二十九聯隊佔領吉林，並於同一天內攻佔長春、安東、營口，21日又占吉林。三天之內就佔領了除錦州之外的遼寧、吉林省要地。
根據事變發生後張學良致南京政府及外交部的報告，當時日本在東北共駐軍14760人，再加上憲兵、警衛隊、飛行員、警察等，總計有軍事人員26882人。4而東北軍方面，雖因中原大戰及石友三叛變抽調了部分主力入關，但駐守東北的軍隊仍然有十餘萬。雙方兵力如此懸殊，日軍何以敢貿然挑起戰爭？為何又能在短短數天之內掠地千里，如入無人之境？這首先要歸功於東北邊防軍沒有進行任何的抵抗。張學良於19日向南京致電報告九一八事變時說：「日軍自昨晚10時，開始向我北大營駐軍實行攻擊，我軍抱不抵抗主義，毫無反響。」5 9月24日張致蔣介石等人的電文中又聲稱，「為免除事件擴大起見，絕對抱不抵抗主義」。6後來張學良與汪精衛交惡，汪根據這兩封電報給張取了一個「不抵抗將軍」的外號，張學良遂背上了不抵抗的惡名。
（九一八事變後的瀋陽）
究竟誰應該為「不抵抗主義」承擔責任呢？關於這個問題，通常有兩類說法。
第一類說法，是事變發生時蔣介石曾嚴令張不許抵抗，張學良只是執行命令，之後又替蔣背黑鍋。例如曾經擔任張學良機要秘書的郭維城說：「『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將軍在北平，一夜之間，十幾次致電南京蔣介石請示，而蔣介石若無其事地十幾次複電，不準抵抗，把槍架起來，把倉庫鎖起來,一律點交日軍」。並且說這些電文「一直到現在還保存著,蔣介石是無法抵賴的」。7又有一個傳聞，說西安事變以後，張學良在軍事法庭上曾宣讀一份蔣介石的電報，內容即九一八事變時，蔣給張下達的不許抵抗的命令。還有人說，事變發生後張學良立即打電話向南京方面報告，軍委會辦公廳主任熊斌傳達了蔣介石的命令說：「不能打。」8此外，馮玉祥以及原東北軍將領孫德沛，也曾有過此類回憶。
第二類說法，是張學良因為判斷失誤而選擇了不抵抗。這個說法主要是他自己在1990年接受日本NHK電視台採訪時提出來的。據說由於九一八之前，日本在東北常常製造事端，而張學良總是謹遵蔣介石忍讓不挑釁的要訣，化解各種爭端，以致對日方各種騷擾都習以為常了。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大家都以為這不過是日本人的又一次挑釁，並未將它作為軍事行動來看待，事變後又以為日本會服從國聯裁決。張學良在西安事變前為說服閻錫山一致抗日，曾對他解釋過九一八事變時自己不抵抗的內情。到晚年他接受唐德剛採訪時，又將這個話拿出來，他說：
過去我們對日本辦事情，「南京事件」也好，「濟南事件」也好，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說你責備我不抵抗，不但你責備我，國民也責備我，我不接受。但你要責備我一句話，說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東北那麼大的事情，我沒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還是把這時的日本看做是平常的日本，我就沒想到日本敢那麼樣來，我對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報也不夠，我作為一個封疆大吏，我要負這個責任。我說你責備這個，那我接受。9
這兩類說法應該說都有偏頗之處。第一類說法顯然是別人在為張學良開脫。張學良因為其日後在西安事變中的表現，長期以來被視為一個愛國者。中國人向來有道德至上的思維邏輯，人們都認為楷模都具有道德上的一致性。既然張學良在西安事變中是愛國的，則他九一八事變中，其實也該是個愛國者，他之所以沒有做出愛國的選擇，不是因為他個人的原因，而該由一個長期以來被人們視為壞人的傢伙來承擔責任。這個壞人自然就是蔣介石及他所代表的南京政府。蔣作為九一八事變中方決策的關鍵人物，當然對事變的結果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至今沒有確切的證據，能證明9月18日晚蔣介石給張學良下過任何命令。事變發生當日，蔣介石正在乘坐軍艦前往南昌的路上，根據現有的史料，事變後蔣給張最早的一份電報，是於9月19日晚8時左右發出的，電文內容如下:
限即刻到。北平張副司令勛鑒：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滬電知日兵昨夜進攻瀋陽。據東京消息，日以我軍有拆毀鐵路之計劃，其借口如此，請向外宣傳時，對此應力避之。近情盼時刻電告。中正叩。皓戌。10
可見蔣介石在19日才得知事變消息，因此沒有可能在事變當晚給張學良發電文，或向軍委辦公廳下達不抵抗命令。以當時的通訊條件，在事變爆發的短時間內發那麼多電報，也是絕無可能的。在事變發生直至12月8日前，也查不到張學良收到過任何明確的軍事命令。期間蔣對張有過多次指示，但都是模稜兩可，這些指示的內容基本上可歸結為：（一）不許擅自簽喪權辱國的條約，（二）盡量倚靠國聯調停，（三）其餘自己看著辦。此外，張學良本人在晚年也一再否認這類說法。他在1990年接受日本NHK電視台採訪時，就說自己不能把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後來接受唐德剛先生採訪時，他又鄭重說明絕無此事：「現在很多人都在說，說這（按：指九一八事變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來替我洗刷。不是這樣的。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11
在第二類說法中，張學良雖然主動承擔責任，其實仍然有為自己開脫之意。他並沒有把問題解釋清楚，他所認為的「錯誤」主要是分兩個階段：第一，是在日軍進攻北大營及瀋陽時，他沒有意識到這不是一次普通的挑釁，而是蓄謀已久的軍事入侵；第二，是已知日軍侵略意圖的情況下，他錯誤地判斷日本會因國聯的干涉而退兵。張學良之所以把這兩個錯誤攬到自己身上，是心知這個錯誤不是他一個人犯的，恰恰是他與南京政府共同存在的問題。日後他在《雜憶隨感漫錄》里回憶說：「（九一八）事變之後，政府和我的見解是一致的，認為條約神聖，國際正義存在。」言下之意說我不抵抗是得到了政府允許的，不是我一個人的責任。但種種跡象表明，在事變發生前，張學良對日本人的異常是有所察覺。此外，如果說9月18日至21日由於對形勢判斷失誤，不及抵抗，還可以理解，但此後不戰而退入錦州，就不是簡單地判斷失誤說得過去了。尤其是11月初，馬占山部在嫩江橋孤軍抵抗日寇，打響了中國抗日的第一槍，全國為之振奮，但張學良僅僅是電令馬「飭死勿退卻」，自己卻按兵不動。沒有給馬提供任何援助。
所謂判斷失誤之說最沒法解釋的問題，是張學良主動退出錦州，導致東三省徹底淪入敵手。瀋陽淪陷後，東北軍的公署和遼寧沈政府遷至錦州，此處是榆關屏障，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也是阻擋日軍向華北入侵的咽喉。但張學良並不曾做死守錦州的準備，反而從11月底或12月初開始，打算撤出駐紮在錦州一帶的東北軍主力。為此顧維鈞與12月3日急電張謂：「兄擬將錦州駐軍自動撤退，請暫從緩。」12 5日顧維鈞和宋子文又聯名致電張：「現在日人如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前途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抵禦，」13蔣介石也電張謂：「錦州軍隊此時切勿撤退」14，但張依舊要從錦州撤出兩個旅。顧維鈞聞訊後又致電張苦勸：「惟當此國人視線群集錦事之時，軍隊稍一移動，勢必沸議全國，為兄著想，似萬萬不可出此。……緣日人詭計多端，我退則彼進，彼時新政權統一東北，則不可挽救也。」15顧維鈞早已看到日本有可能在東北建立偽政權，到時候再想收回三省就是千難萬難了。南京政府也於25、30日接連電張：「惟日軍攻錦緊急，無論如何，必須積極抵抗，各官吏及軍頓均有守土之責，否則外啟友邦之輕視，內招人民之責備，外交因此愈陷絕境，將何辭以自解？」16日軍於27日左右開始進逼錦州，但此時張學良不顧各方勸告，中央電令，依舊繼續撤軍。1932年1月1日關東軍司令部下達攻佔錦州命令之時，東北軍主力已撤出錦州一帶，日軍在略遭抵抗後，即於1月3日佔領錦州。而張學良卻謊報軍情說：「我軍奮勇應戰，激戰十晝夜之久，前仆後繼，死傷弊野。卒以全力過疲，損失過重，無術繼續堅持，至於江（三）日失守錦縣。」17以上種種事實，顯然不是張學良晚年那套說辭能掩飾過去的。
二，九一八事變前中日雙方的政局
其實兩類說法都折射出同一個問題，即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中的失誤，究竟哪些是處理對日關係中，地方和中央共同犯的錯誤，哪些又是處理地方與中央的關係時出現的問題，前一類錯誤可以看做是蔣、張共同的錯誤，而後一類問題，則是張學良自身的因素造成的。1931年的中國，正處於內憂外患困境之中。自1929年以來，蔣介石因裁軍問題先後與地方實力派發生一系列混戰。1930年4月，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等又進行了一場中原大戰，雙方投入兵力超百萬，戰爭歷時七個月，波及二十多個省，給國家的經濟和民生造成極大破壞。經過幾個月觀望之後，張學良於1930年9月18日向各方發出了「擁護中央」的巧電，隨即率東北軍精銳出關助蔣，致使戰爭局面急轉直下。閻錫山望風而逃，馮玉祥部下紛紛倒戈，中原大戰隨即結束。張學良1928年東北易幟，以及此次入關助蔣，都為蔣介石掃平了極大的障礙，蔣因而也有了很多感恩戴德的表示。張學良被任命為全國海陸空副總司令，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政治明星。從1930年10月到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前，應該說是蔣、張最為親密的時期。他們在1931年7月，還聯合剿滅了石友三的叛軍。這時候蔣介石和張學良之間存在著奇特的關係。一方面他們好如膠漆，情同父子；但另一方面，張學良畢竟是地方軍閥，雖一再表示服從中央，在自己東北的老地盤上仍然擁有極大權力。這是蔣介石不無顧忌的。
（蔣介石與張學良）
蔣介石在獲得了空前的軍事勝利後志得意滿，認為這是自己統一中國的最好時機，他聲稱「此次討逆戰事後，深信本黨統一中國之勢已經形成，叛黨亂國之徒，今後決無能再起。」18隨即宣布全國進入「訓政」時期，開始計劃制訂約法、召開國民會議、選舉總統，結果遭到國民黨內聲望極高的元老胡漢民的強烈反對。1931年2月28日，蔣介石軟禁胡漢民，幾日後又向外報道胡已辭職，引起國民黨內矛盾大爆發。5月底，國民黨內以孫科為首的改造派、以汪精衛為首的改組派。西山會議派以及其他各派反蔣勢力齊集廣州，並於28日宣布成立廣州國民政府，揭露蔣介石關押胡漢民、非法召開國民會議等罪狀，限令蔣於48小時內下台。蔣介石此時正調集軍隊主力到江西搞「圍剿」，無力對廣州進行征討。兩個政府遂陷入雞飛狗跳的爭吵之中。日本軍方正是看準國民黨內鬥不休的時機，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事變發生後，寧、粵雙方都以此為口籍，相互扯皮，攻擊對方。蔣介石指責粵方在日寇當前之際搞分裂，呼籲捐棄前嫌共赴國難，而廣州政府則堅持要求以蔣介石辭職作為合作的條件，逼蔣下野。這時蔣介石忙於鞏固自己的地位，深感力不從心，「夫我內亂不止……而天災頻仍，匪禍糾纏，國家元氣，衰弊已極，雖欲強起御辱，其如力不足何」。19而張學良一則因東北軍大部主力尚在關內，二則堅持認為只有在國政統一的情況下才能抗日，也不敢輕易動武。尤其蔣、張素來都對日本有畏懼心理，認為一旦中日開戰，中國必敗，敗則必亡國滅種。
此外，由於田中內閣倒台，主張對華不干涉的幣原喜重郎重新上台擔任外相，中日關係出現緩和。在九一八之前，蔣、張心中的頭號大敵實為蘇聯而不是日本。1929年7月，在蔣的授意下，張學良主動挑起中東鐵路事件，導致中蘇絕交，雙方更於十月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戰爭以中方敗北而告終，東北當局被迫與蘇聯簽訂《伯利條約》，但南京政府卻拒絕承認此條約，直到九一八事變爆發，中東鐵路的紛爭依然沒有完全解決。而蔣介石主張「攘外須先安內」，堅持對蘇區進行圍剿，其顧慮之一，也是怕蘇聯以此為借口干涉中國內政。在這樣的情形下，對於日本的不斷挑釁，他們唯有寄希望於力避衝突，仰仗國聯。蔣介石在事變之前，一再叮囑張學良對日軍挑釁須忍讓。如由日軍挑起的「萬寶山事件」發生後，蔣於7月11日致電張學良，讓他「督飭所部，切勿使民眾發生軌外行為」，又叮囑他「此非對日作戰之時」20張學良隨即通電東北政委，不能開戰，只能據理力爭。「中村事件」發生後，蔣介石又致電張學良謂：「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按：此即所謂「銑電」，但該電至今尚未發現）張又旋即電令東北各軍負責長官一體遵照執行。21這種「力避衝突」的政策，在事變發生後又因對日方的意圖不明及對於國聯的依賴，演變而為「不抵抗主義」。由於「中東鐵路事件」的教訓，蔣介石於事變後又反覆指示張學良要謹慎處理。他擔心張學良如前事一般擅自與日方簽約。如9月21日，蔣介石致電張學良，略謂：「若日本脅迫以簽字承認二十一條為退兵條件，望設法嚴拒。」22 9月23日，張學良派萬福麟等人去南京彙報事變詳情，當晚蔣介石與萬福麟談話，特意要萬轉告張不能與日本簽約，「與其單獨交涉而簽喪土辱國之約，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國際仲裁，尚有根本勝利之希望，否則亦不惜與倭寇一戰以決存亡也。」23這種態度又加深了張學良對於服從中央，堅決不抵抗的立場。如前所述，這種局面正是蔣、張之間那種特殊的關係造成的，本質上是由於中央與地方剛剛統一，雙方都不清楚彼此的底線所致。
為什麼會南京政府和東北當局都會選擇相信國聯呢？首先此前國聯和美國，對維護一戰後按照華盛頓體系所建立的國際秩序，並不是毫無作用的。例如，1922年美國迫使日本將膠州租界區歸還中國，並組織簽訂了包括日本在內的《九國公約》，約定共同維持中國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1927年，國民政府向各國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此外，國聯對日本的影響，又和當時日本複雜的國內形勢有關。日本雖經明治維新走上了變法自強的工業化道路，但其改革的不徹底為日後的發展埋下了很多隱患。1889年日本頒布了《明治憲法》，規定所有軍隊由天皇統帥，但天皇一個人管不了那麼多，這就導致軍部實際上可以自行其是，脫離首相和內閣的控制。軍部和外務部之間常常矛盾重重。雖然兩者都有侵略擴張的意圖，但軍部更激進，而外務部則偏向於漸進的穩重策略。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日本逐漸形成了尊重華盛頓體系，對華採取「不干涉內政」，尋求與中國合作的「幣原外交」政策。這一政策是由1924年出任外務大臣的幣原喜重郎提出來的，他在就任後表示：「權謀術數之策略以及侵略性政策之時代已經完全過去，外交在於踏著正義和平之大道前進。」「我們絕不犧牲他國以滿足自己非理性的慾望，也不為所謂侵略主義、擴張領土這種事實上不可能的迷夢所動搖。」24「幣原外交」的形成，和日本歷史上因急於擴張而遭受打壓的經驗教訓有關。日本是個二流的帝國主義國家，早在甲午戰爭時，就有過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的挫折。1915年，急於滅亡中國的日本向袁世凱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北洋政府無力拒絕，故意將《二十一條》的內容泄露出去，引發全國輿論的強烈憤慨，同時也引起了英美等列強對日本的警惕。一戰以後，日本對中國膠州、大連等地的野心，尤其引起了美國的反感。美國通過多方面的途徑打壓日本在遠東的勢力，甚至迫使日本歸還了中國膠州租借地。而幣原外交正是日本在赤裸裸地軍事擴張受到阻攔後不得不另謀出路的一種表現。因此，在幣原外交的政策背景下，美國和國聯對日本其實是有很大影響力的。
（幣原喜重郎）
但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持續不斷的社會危機，以及美國對日本擴張政策的反覆打擊，使得日本國內的法西斯思想急速升溫。由此形成了外務部與英美妥協的「幣原外交」，以及軍部與英美對抗的亞洲門羅主義之間尖銳的矛盾。在對華態度上，前者主張以不干涉中國內政與經濟合作的方式發展中日關係，後者則主張武力解決滿蒙問題。1927年4月，擁有軍方背景，并力主對華採取強硬態度的田中義一上台組閣，就是這一矛盾衝突的表現。田中上台前夕就發表了攻擊幣原外交的演講，強調「因為中國的政局正在釀成整個東亞的危機，所以日本有必要從『自衛的立場』出發，與各國協調，採取適當措施。」25上台不久，田中就組織召開了著名的「東方會議」，確定滿蒙是日本發展的極重要目標，必要之時將予以武力干涉。中國媒體更謂在「東方會議」結束後，田中向天皇提交了一份入侵滿蒙的全盤計劃，即所謂《田中奏摺》。（按：關於此奏摺的真偽，目前尚有爭議。有人為人是國民政府偽造的。）為維持日本在滿蒙的既得利益，田中義一還下令製造了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但即便以田中的強硬，也仍然滿足不了軍部急於發動戰爭的要求。田中主張協助、扶植張作霖，擴大日本在滿蒙的利益；而軍部尤其是關東軍的激進將領，則想要推翻張作霖，另立傀儡政權。這樣，在外務部和內閣全不知情的情況下，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擅自製造了「皇姑屯事件」，於1928年6月3日凌晨將東北軍統帥張作霖炸死，並偽造現場，事後說成是「南方警衛隊」所為。河本的原意是想乘張作霖之死製造混亂，然後讓關東軍以維持治安為名，出兵佔領滿蒙。但東北軍各將領成功製造了張作霖未死的假象，同時秘密通知張學良化妝潛返瀋陽，繼承父職。因為摸不清張作霖的傷勢，關東軍不敢擅自行動，而田中義一又否定了出兵的議案，26河本的計劃不但沒有得逞，反而促使張學良痛下決心，於12月底宣布東北易幟。田中在查知「皇姑屯事件」始末後，堅持要求公布事件真相，懲處肇事者，但受到陸軍部的重重阻撓，最後只能象徵性地給河本大作一個停職的處分。由於「濟南慘案」導致中國日益高漲反日情緒及抵制日貨的浪潮，嚴重影響了日本經濟，「皇姑屯事件」又引起日本政界的軒然大波，不久後，田中內閣就倒台了。繼任的首相濱口雄幸繼續任命幣原喜重郎為外相，於是「幣原外交」再次上台。1929年4月，日本政府派代表出席了倫敦海軍裁軍會議，表示支持裁軍，中日關係又趨於緩和。但內閣裁軍的舉措，越發激起了軍部的不滿，使得他們加緊策劃入侵滿蒙的計劃，並讓關東軍在東北頻繁地製造事端，尋求挑起戰爭的機會。
（皇姑屯事件中張作霖被炸的火車）
正如「皇姑屯事件」那樣，「九一八事變」也是在日本外務部和內閣不知情的情況下，由關東軍的幾個參謀擅自發動的。事實上，板垣征四郎及石原莞爾等人原本計劃在9月28日發動事變，但日本軍部考慮到日滿關係日趨緊張，決定派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前往東北視察，結果消息泄露，板垣等遂決心乘建川前來傳達命令之前，提早行動。因此，九一八事變是以特殊形式爆發的戰爭，事前沒有經過日本政府上下的一致協商，所以事變發生之初，軍部和外務部之間就顯得矛盾重重。事變次日，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給幣原外相連發了30多封電報，並認為「這次的事件完全是軍部有計劃的行動」，27同時，林還對板垣征四郎說：「此時最為重要的是盡量不將事情擴大，應通過外交機構處理時間」，他還向幣原建議，「希望政府也採取緊急制止軍事行動的適當措施。」28同一天內閣就事變召開會議，若槻首相在會上說：「這次事件真的是中國士兵破壞鐵路，並攻擊防守鐵路的士兵引起的嗎？真的是正當防衛嗎？如果不是，而是日本軍隊的陰謀活動，我國將如何面對世界？我非常遺憾發生這樣的事。」29幣原外相甚至在26日的內閣會議上說：「現在關東軍把多數兵力部署在吉林，這將給外交談判帶來極大的困難。如果陸軍不肯從吉林撤退，我將辭職。」30內閣根據內相、外相的意見，決定了「不使現今事態擴大」31的方針。這一方針暫時延緩了關東軍進一步的軍事行動。當時的南京政府和東北當局若是在場旁聽，恐怕都要感動得流淚了。
就像當時的國民政府存在地方與中央、南京與廣州的分歧一樣，日本政府內部也存在著外務部和軍部的對立。蔣介石曾留學日本，張學良在東北經常和日本人打交道，對日本的國情和動態相對了解。日本想利用寧、粵分裂從中獲利，而蔣、張也希望通過國聯的調停，影響日本外務部，迫使日軍撤兵；他們以為在幣原外交的政策下，日本依然會服從國聯的調停；各國為了維持華盛頓體系以及在華利益，也不會願意看到日本坐大。張學良晚年反思這個問題時說：
我情報不夠，我判斷錯誤！我怎麼個判斷錯誤？我的判斷是，日本從來沒敢這麼擴張，從來沒敢搞得這麼厲害，那麼現在他仍然也不敢。我也判斷，這樣干對你日本也不利啊，你要這樣做法，你在世界上怎麼交代？那個時候，我們也迷信什麼九國公約、國聯、門戶開放，你這樣一來，你在世界怎麼站得住腳？32
在九一八事變前，張學良還曾暗地資助床次竹二郎參加競選，試圖以此影響日本政局，結果床次不爭氣沒選上。事變後他又想憑和日本人的關係，拋開國聯直接同日本談判。中日雙方彼此都試圖利用對方的矛盾展開博弈。這種在我們今天看來很明顯的局面，身在局中的蔣、張看來卻是十分複雜，張晚年回憶他的判斷失誤，一再強調他當時「情報不夠」，其實是說起來，還是情報太多了。尤其是日本外務部和軍部之間的這種關係，就好像北宋靖康之變時，金國的完顏宗望和完顏宗翰一個唱紅臉喊和，一個唱黑臉喊打，搞得欽宗小皇帝又害怕，又心存僥倖，反覆忽悠下六神無主，終於自毀長城，亡國被俘。日本當時也是這樣，關東軍一鬧事，外務部就出來制止，將軍事衝突外交化。因此包括蔣介石張學良等人的很多人在內，都習慣了通過外交途徑去和日本交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怎麼能開槍呢？一旦打起來，就不是外交事件了，就是戰爭了，而在他們看來，中國當時實力是根本打不過日本的，中國唯有盡量控制事態，讓軍事外交化，外交國聯化。在蔣、張看來，外務部恐怕要說：張副司令你別動，你動了，我不好跟軍部交涉了；當時所謂《非戰公約》根本沒有區分侵略戰和自衛戰，國聯恐怕也要說：蔣先生您別動，動了就違反公約了，我們就沒法裁決了。因此蔣介石在事變次日的黨員大會上說：「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33張學良也於20日致電吉林公署：「我國遵守非戰公約，不準釁自我開。」34他在晚年回憶時也承認：「我想日本政府會控制關東軍的。」35然而日本軍部勢力不斷擴張，1932年5月，狂熱的軍人闖入首相官邸，殺害了打算和平解決東三省問題的犬養毅首相，自此內閣徹底法西斯化，日本最終於1933年3月悍然宣布退出國聯。因此，中日關係博弈的最後結果，是中國方面的態度由「力避衝突」，演變為「不抵抗主義」；日本方面則由外務部控制軍部，演變為軍部控制外務部。由此，九一八事變後就出現了日本戰而不宣，中國假裝沒開戰的古怪局面，導致東三省和熱河省逐次淪陷。
因此，恐懼日本軍事實力，迷信國聯調停，對幣原外交心存幻想，這是當時南京政府和東北當局處理外患時共同的錯誤，應該說，不全是張學良一個人的責任。在這些問題上，張學良的不抵抗，只是忠實地執行蔣介石的指示，他本人也認為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關於此類問題的具體表現，已有許多著作和論文討論過，限於篇幅，本文就不擬詳細展開了。
三、張學良個人的私念
那麼張學良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晚年的張學良和趙四小姐）
張學良在處理九一八事變的時候，是嚴格遵照此類指示辦的，且看張在事變次日給南京政府的電報：
日軍自昨晚10時，開始向我北大營駐軍實行攻擊，我軍抱不抵抗主義，毫無反響。5
電文中「抱不抵抗主義」、「毫無反響」等詞，顯然是自認為處置得當，完全按中央指示辦，甚至有點邀功的感覺。
這天他又對《大公報》的記者說：
君來為訪問瀋陽之新聞乎，實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於庫房。昨晚(即十八晚)十時許，日兵突以三百人扒入我營，開槍相襲，我軍本未武裝，自無抵抗，當被擊斃三人……36
二十日晚，張又於協和醫院對中外記者發表講話說：
余窺透日軍擬在滿洲有某種行動後，即下令部下倘遇日軍進攻，中國軍警不得抗拒，須將軍械子彈存入庫房。當日軍進攻消息傳來時，余立時又下令收繳槍械，不得作報復行動……37
顯然這時的他深信不抵抗是正確的，不但向上級彙報，而且要向媒體宣揚，談到各種不抵抗的舉措，他都要強調是「餘下令」，甚至坦言「當被擊斃三人」，彷彿毫不還手至被敵人打死，竟是一種極有價值的犧牲。
為什麼他要把不抵抗的責任攬在自己身上，甚至還積極對外宣揚呢？這首先是因為他當時深信這是最有效的舉措，並希望以此引起國聯的關注。但除此之外，還有他個人進一步的用意。張學良終身致力於國家的統一，痛恨分裂內戰，這是他始終不渝的信念。他在1927年奉軍與北伐軍交戰時，就力勸張作霖息兵罷戰，甚至還曾計劃發動兵諫。他一生之中的重大舉措，如東北易幟，出關助蔣，最後不惜發動西安事變，都是為了結束內戰，統一中國。他多次在回憶中表達對內戰的厭惡之心，如在《雜憶隨感漫錄》中，他曾動情地寫道：
我初為軍人，存學劍一試之心，經過連年內戰，身經目睹，感慨多深，使我心情上發生重大的變化：
（一）無目的的互相廝殺，忽而為敵，忽而為友，雙方所犧牲者，多為英俊有為之士，自相殘傷，實深痛心。
（二）帝國主義，虎視眈眈，挑撥待機，某奪權利，我曾為南京，濟南事件，公開發表言論，希望全國放棄鬩牆之爭，一致團結對外。
（三）因軍事之破壞，殊少建設，大傷國家元氣。人民流離失所，老弱轉於溝壑，沉思反問，這是何人之過失？時而疚心如焚。
（四）死傷官兵，雖有撫恤，皆無完整妥善的處理，尤以失敗的軍隊，傷患官兵，時流為街頭乞討，雖系敵人，但皆屬同胞，同系中國軍人，觸目傷情，不能自抑。更進一思維，此種無畏死傷英勇壯士，是何為乎？
（五）物力人力，如能精誠團結，一致對外，使那些英勇軍人，為國犧牲，忠魂可慰，而況外患頻仍。我們何苦自相削弱，為仇者所快乎？
基於上述種種的心情，我遂立下決心，不再從事內戰，致力團結統一，建設地方，促進民主，竭力圖強，以御外侮。
在張學良心中，統一的重要性是無以過逾的。此時的中國大戰剛剛結束，又因蔣介石軟禁胡漢民，引發南京政府和廣州政府公開對抗的局面。1931年7月，廣州政府還成功策動了石友三叛亂。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寧、粵之間不但不能團結一致，抵抗外辱，反而藉機相互攻擊要挾。張學良對此種局面極為憤慨，他在10月12日致何柱國的信中說：
現在最重要者，要確實團結，上下一心，外可以御強敵，內可以除賣國賊。弟十分痛心者，真有不是人類者，確願做李完用第二，只求目前一點小利祿，言之不覺淚下。夫人必自惡，而後人惡之；國必自亡而後人亡之。可嘆！我生此時，親眼看見賣國奴，真使我五衷如焚，恨不得食彼輩肉而方快。……
此信寫了三天，今日忽接唐少川電，又唱高調（蔣下野，另組新政府），可嘆！到這步田地，大家（大老）還不犧牲一切，一致對外，真傷【喪】心病狂，不怪人民之不愛戴，敵人之看不起也。38
（朝鮮頭號賣國賊李完用）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全國輿論強烈要求國民黨結束分裂狀態，寧、粵雙方迫於壓力，不得不擺出願意和解的姿態，但廣州政府堅持要求合作須以蔣介石下野為條件，蔣無奈之下於12月15日宣布下野。作為愛國的軍人，張學良覺在危難關頭，各方不但不擁蔣抗日，反而乘機逼領袖下台的行為，這種行為無異於賣國。他在《雜憶隨感漫錄》曾回憶當時的心情說：「但使我最心痛者，是當時全國不但未能團結一致對外，反而利用外交問題，發動政爭，以逞私憤。在中央迫蔣主席下野，改組為不倫不類政府」。因此張學良之所以忍辱退避，堅持不抵抗，且對外不斷宣揚，是認為自己在以實際行動擁護中央，維護國家的統一，更是為此時爭吵不休的寧、粵雙方做出表率，這和他在中原大戰時發「巧電」用意是類似的。又由於在事變前，南京政府及蔣介石一再指示張對於日本的挑釁一定要忍讓，則這種顧全大局，痛恨分裂的心理，無疑會促使張學良對於不抵抗的政策執行得更徹底。
出於對日本軍力的恐懼以及全國應統一抗戰的想法，張學良認為，抗戰需以政權統一為前提，張曾說：「我們軍人的天職，守土有責，本應和他們一拼，不過日軍不僅一個聯隊，它全國的兵力可源源而來，絕非我一人及東北一隅之力所能應付……我們是主張抗戰的，但須全國抗戰，如能全國抗戰，東北軍在前線作戰是義不容辭的。」39這其中自然有為自己保存實力的考慮，說到底，張學良終究是軍閥出身，在軍閥看來軍隊就是一切，他日後在西安陽奉陰違地搞西北大聯合，同樣有不願消耗實力的因素。王化一在12月29日的日記中記載張學良說過這麼一句話：「漢公表示『不為瓦碎』的主張。他說如果是『玉碎』還可以碎，要是瓦碎則不必。」40所謂「瓦碎」，就是指東北或錦州單獨抗戰，而「玉碎」就是指全國統一抗戰。這又涉及到中央和地方之間的關係，這時的張學良對南京政府以及蔣介石都有猜疑，尤其是張多次要求政府支援錦州抗戰，而政府除了象徵性地派遣一支航空隊外，並無實際行動。後來有許多人懷疑蔣介石想借日軍之手削藩，身在局中的張學良，對此恐怕也不無顧慮。張學良不願意用部下的生命去換取政客爭權奪勢的資本。蔣下野之後，故意指示財政部長宋子文辭職，導致孫科政府上台後無法徵稅，不得不於1932年1月28日再次請蔣上台。此時日寇兵鋒愈盛，在錦州整戈待命的幾十萬東北軍，是不是也成了蔣介石下野後的一張牌呢？
總的來說，從張學良個人的角度，其執行不抵抗主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在不同的時期，其主要動機又有所不同。事變發生之初堅持不抵抗，是出於執行中央一貫的政策，以及維護中央統一的目的。事變之後依然按兵不動，是出於相信日本外務部及國聯的調停。事變後期，則主要是出於保存自身實力的目的。但各階段的動機有時相互參雜的，例如張學良之所以放棄錦州，除了保存實力外，也有軍事外交方面的考慮。他認為日本因列強之牽制絕不敢發動全面侵華的戰爭，而過度的抵抗反而會引起中日全面的戰爭。在全國政權不統一的情況下，東北軍以一隅之力與全日本抗戰，不但是無意義地犧牲，還會導致中國的滅亡。張學良是愛國的，正因為太愛國，反而患得患失，不能像一般熱血青年那樣一拼了事。
注釋：
1《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續編（一），P262
2同上
3轉引自郭俊勝《張學良史事箋證》，p51
4《張學良年譜》，P413
5《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續編（一），p257
6同上書，p259
8《張學良年譜》，p403
9轉引自《張學良世紀傳奇》，p432
10《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p278
11轉引自《張學良世紀傳奇》，p431
12 1931年12月3日顧維鈞致張學良密電，見《民國檔案》，1985年第二期，p11
13 1931年12月5日宋子文，顧維鈞致張學良密電，見《民國檔案》，1985年第二期，p11
14《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p312
15 1931年12月9日顧維鈞，劉哲致張學良密電，見《民國檔案》，1985年第二期，p10
16《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p313-314
17 1932年1月5日，張學良致南京電，見《「九一八」事變史料》，p281）
18蔣介石：《告中央同志書》
19《蔣介石日記》，1931年9月19日，轉引自郭俊勝《張學良史事箋證》
20轉引自俞辛焞：《近代日本外交研究》，p217，按：據此書作者查核，該電文雖無出處，但電報曾被日方竊取，可在日本外務省縮微檔案中查見
21《張學良年譜》，p400
22《張學良年譜》，p405
23《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1年9月23日，轉引自楊天石：《尋找真實的蔣介石》,p201
24《幣原喜重郎》，轉引自 馮瑋《日本通史》，p507
25《滿洲事變》，p2
26《滿洲事變》，p35
27林久治郎：《九一八事變與奉天總領事》，p118
28日本外務部編：《日本外交文書?九一八事變》第一卷，第一冊，p6
29原田雄正口述：《西園寺公與政局》第二卷，p62
30濤葉正夫等編：《走向太平洋戰爭的道路》別卷，朝日新聞社1963年版，p129
31同上書，p115
32轉引自《張學良世紀傳奇》，p434
33上海《民國日報》1931年9月23日
34《張學良年譜》，p405
35《張學良訪談錄》，見《參考消息》1900年12月23日
36《張學良年譜》，p404
37張學良9月20日之談話[N].國聞周報（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
38轉引自郭俊勝《張學良史事箋證》，p69
39張魁堂：《張學良傳》，p81
40同上書，p86-87
主要參考書目：
【1】《張學良年譜》，張友坤、錢進、李學群 編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張學良世紀傳奇（口述實錄）》，王書君 著，山東友誼出版社
【3】《張學良史事箋證》，郭俊勝 著，遼寧人民出版社
【4】《近代日本外交研究》俞辛焞 著，天津古籍出版社
【5】《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緒編（一）》，秦孝儀 編
【6】《日本通史》，馮瑋 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7】《蔣介石傳稿》嚴如平、鄭則民 著，中華書局
【8】《滿洲事變》關寬治島、田俊彥 著， 上海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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