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軍」子孫的文學因緣

撰文：沈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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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每當看到有關「張家姐妹」的書，過眼之後，總會想起「原來奼紫嫣紅開遍」這一詩句，說不清是得天時地利，多次觀賞崑曲《牡丹亭》的緣故，還是因為「張家姐妹」詩詞曲書畫皆引人注目的原因。能說清的則是與研讀沈從文有關。

這個時代，我們不缺明星，甚至應接不暇的所謂「事件」和各類「表演」，都不得不被動接受。但有關「張家姐妹」的書事，卻是另類人文景觀。在虛假、浮躁的當下，面對一位詩詞曲書畫皆可拿得出手的老人，立刻引發我每次進圖書館或書店的同樣感受：謙卑。

過去的兩年間，兩位百歲老人張充和（1913-2015）、周有光（1906-2017）相繼離世。「張家姐妹」的舊事，又被增添了新的內容。所有的人和事，一旦成為被講述的「故事」，就不屬於自己。歷史的「雪球」就是在這種被講述中滾大的。2016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張充和詩文集》，顯示了張家小妹更豐富的一面，特別是其中所收錄的張充和與張天臞往來唱和詩詞，讓我有了講故事的衝動，是張充和堂姐張天臞的浮出，讓我這個講述文學故事的人眼前一亮，原來不僅僅是奼紫嫣紅開遍，「淮軍」後人，特別是女性，多是有故事的人。

合肥李、張、段、龔四大姓，與晚清民國軍政都有密切的關聯。姓氏冠合肥的前有肥東李鴻章（「李合肥」），後有出生在六安後遷居肥西的段祺瑞（「段合肥」）。合肥大楊鎮的龔鎮洲在「保定陸軍速成學堂」時，與蔣介石同學，因追隨孫中山反袁而聞名。肥西張樹聲，是淮軍的二號人物，「樹」字大營的儒將，後為兩江總督、兩廣總督、直隸總督，是李鴻章之後「淮軍」將領政聲皆佳、先達一品的官員。從肥西「張家圩」走出的張樹聲、張樹珊、張樹槐、張樹屏兄弟均為晚清重臣或封疆大吏。打仗父子兵，上陣兄弟營，「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這是中國家族文化的精髓，也是傳統中國守土保家的家族倫理。「湘軍」起，「淮軍」興，危急時刻，中華民族文化的原動力爆發了。

晚清內憂外患，「淮軍」政聲動朝野，以至於延及民國軍政，有所謂「皖系」、「安福部」之說。

在「淮軍」的後人中，文學成為關聯家族文化的重要橋段。肥東李鴻章的女兒，嫁給了中法「馬江之戰」的敗軍之將張佩綸，在張家孫子輩中成就了一位文學之星張愛玲。李鴻章四弟李蘊章的女兒「識修」，嫁給了張樹聲的兒子，即後來張充和的養祖母，大宅門裡養育了詩詞曲書畫皆精通的張充和，成為現代社會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標示。「張家圩」的「樹」字營後人「張家姐妹」，一直都是有故事的人，她們與文學的關聯，從民國時期張兆和沈從文；到2000年，張天臞與王氣鐘的女婿高行健閃耀在諾貝爾文學獎的獎壇；更遠處有張充和與傅漢思的跨國姻緣，將崑曲遠播美利堅；最近處是張允和與壽星周有光的佳話。20世紀中國文壇，因為有沈從文、張愛玲、高行健而星光熠熠。

張天臞與張充和是堂姐妹，一起在合肥「張家圩」長大。張天臞生於1912年，長張充和1歲。1914年，不滿1歲的張充和自上海被帶到合肥，給養祖母當孫女。1930年張充和17歲回到蘇州生父家中之前，與張天臞有多年朝夕相處的姐妹親情，可謂「情親同乳」。張充和在文章中稱張天臞「能詩詞」，與自己為「總角交」。張天臞的母親與龔鎮洲家有親緣關係，曾以家中財產資助龔鎮洲組織「革命軍」，並親自提籃為龔鎮洲過關口傳送炸彈。抗戰期間龔鎮洲的兩個女兒龔普生、龔澎在重慶隨周恩來從事抗戰外交。1949年後，龔普生、龔澎均在外交部任職。龔普生的丈夫章漢夫曾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龔澎的丈夫喬冠華曾為外交部長。張天臞從小受舅舅梁石言的影響，擅長詩詞書畫，且終生堅持。王氣鍾入職「蒙藏委員會」，任吳忠信秘書後，張天臞隨丈夫王氣鍾到重慶生活。吳忠信曾在龔家私塾讀書，此時王氣鍾因張天臞，與龔、張兩家建立了聯繫。張天臞稱呼龔普生、龔澎為「姨媽」。此時，張充和在重慶國民政府教育部下屬的「禮樂館」就職，生活在同沈尹默洗硯行書，與汪東、盧前唱和詩詞之中，同時又常出入於張天臞家中，隨張天臞「呼母」，「同聽嘉陵雨」。

1949年，張充和隨丈夫傅漢思去美國定居。《張充和詩文集》中有1973年1月9日所作的《金鏤曲 憶天臞》：

消息無零羽。

廿年來、離魂常到，險燹難阻。

相見一番無多語，互道昨宵夢汝。

又月照空梁情苦。

若問昔年藏迷地，賭栗梨、事事皆塵土。

冬與夏、吳與楚。

五年同聽嘉陵雨。

記飄零朝朝來去，隨君呼母。

重讀深藏祝壽句，怕不情親同乳。

我尚健，君能知否？

今君縱在非容易，盡艱辛家國誠何取。

欲暫忘，終難去。

後附有張天臞的《金鏤曲 和充和》：

鴻雁傳佳句。

似相逢、離衷傾訴，寒燈舊雨。

層巒疊翠愁千里，勞汝夢魂來去。

君懷豁達工書藝，崑曲詞章事事宜。

深院靜，夜涼曾對語，

記教唱、《烏夜啼》。

卅載分攜無覓處。

空惆悵曉煙斜月，暮雲春樹。

白髮稀鬆兩鬢枯，蹉跎歲月如梭。

俗務冗，韻律久疏。

荷君高誼酬新譜，盼歸舟棹江南路。

杯共舉，人共舞。

近三十年，大洋阻隔，兩姐妹魂來夢去。

1978年10月中旬，終於等到了「舟棹江南路。杯共舉，人共舞」。張天臞與張充和姐妹在南京相聚。已從中學語文教師崗位退休的張天臞，看到妹妹「工書藝」、「崑曲詞章事事宜」，自然是欣喜萬分。自8月回中國探親訪友的張充和，行走大江南北，與張天臞南京相聚後的書信外往來，詩詞唱和也隨之增多。張充和在南京還看望了自己的中學老師，此時的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並一同觀賞崑曲。匡亞明曾在張充和父親張武齡獨資創辦的蘇州樂益女中執教。

張充和致張天臞信

在美國一直與張充和詩詞唱和的歷史學家余英時，更是以鄉友身份成為中美間「張家姐妹」的知音。1978年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以余英時為團長、傅漢思為副團長的美國漢學代表團訪問大陸。原計劃訪問南京，因飛機晚點而取消。1983年10月，傅漢思借來華講學的機會，陪同張充和再訪南京。張家姐妹，南京再聚。賦詩作詞看崑曲，良辰美景忘歲年。「張家姐妹」及其所關聯的人物，也因此成為世人矚目的人文藝術的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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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天臞所關聯的是張家的兩代女婿：王氣鍾，高行健。

我對現代人物傳記情有獨鍾，也特別關注原中央大學—南京大學中文系的「系史」。我發現中文系的教師中有三位著名的女婿：周法高（王伯沆之婿）、潘重規（黃侃之婿）、高行健（王氣鍾之婿），且都是文人。金陵史上有敗王之氣，屬苦難之都。這其中的蒼涼、悲情和離亂，反倒成全了詩人，成全了文學家，以至於民國以來，成敗興亡的家國情懷，滄桑之變的離散感傷，時空穿越的鄉愁懷舊等文學主題，被台港及海外華人作家反覆書寫。也就是清人趙翼所說的「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題遺山詩》）。他們都是下半生遠離南京，離長江日遠。周法高、潘重規隨國民黨政府，東海揚塵，到台灣的大學任教，高行健被巴黎那自由的藝術之都接納。

當然，你也可以說南京是中國的佛都。「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杜牧《江南春》）。這正深深地影響到了高行健和他家人的生活。雞鳴寺的那副對聯「風恬浪靜中見人生之真境，味淡聲稀處識心體之本然」，正好印證高行健所追求的文學狀態和人生境界。

「戊戌六君子」之一楊銳，特別喜歡杜甫《八哀詩》中《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的後四句「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這便是張之洞任兩江總督時在雞鳴寺的一角為門人楊銳修建「豁蒙樓」的由來。

南京是江山社稷與文人墨客一色，苦難憂患與豁蒙超然同在。

2004年春天，我曾拜訪過周法高的夫人王綿，老人家無限深情地對我說，她和她父輩經歷了辛亥革命、南京大屠殺，她和法高先生數十年戰亂、兩岸隔離的聚散往事，就是一部苦難中國的現代史，也是一部最真實的文學史。

東南大學—中央大學、金陵大學—南京大學兩校比鄰。我說這裡是中國最有文學靈氣的文學之都，一處藝術的高地。「六朝松」閱盡千年人世滄桑，更見證了古都的風流與苦難，同時也成為文人的精神圖騰。兩校方圓一公里之內，還有金陵中學（高行健讀書時易名為南京市第十中學）。周法高、潘重規、高行健都是從這裡走出去的。

長期在南京執教的胡小石有專門的《南京與文學》一文。他指出：「南京在文學史上可謂詩國。尤其在六朝以後建都之數百年中，國勢雖屬偏安，而其人士之文學思想，多傾向自由方面，能打破傳統桎梏，而又富於創造能力，足稱黃金時代，其影響後世至巨。」胡小石特別列出南京對文學的真正創造性貢獻有四個方面：

山水文學。

文學教育，即文學之得列入大學分科。

文學批評之獨立。

聲律及宮體文學。

我要說的文學靈氣是有特指的，因為這裡走出了兩位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賽珍珠和高行健。這自然是劉勰、李煜、曹雪芹、吳敬梓以下金陵文脈的延續和傳承。

193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是在美國出生三個月後即被帶到中國鎮江的傳教士的女兒，日後在鎮江、南京成長、工作。她丈夫勃克是金陵大學的農學教授，她本人也在中央大學、金陵大學兼職教書。她的住家小樓，1949年以後長時間為南京大學中文系的辦公樓。她關於中國的故事，許多是在這裡寫成的。1952年，美國教會創辦的金陵大學名稱消逝後，1949年8月8日得名的南京大學便在這個校區上建制。

金陵中學是金陵大學的附屬中學，金陵大學的前身是匯文書院（1888年創立，首任院長褔開森）。高行健在這裡讀了六年的中學。傳教士來南京建教堂、辦學校、開醫院，三事共興，互為支撐。於是金陵大學、金陵中學、基督醫院（鼓樓醫院），三家相鄰，原本是一家。1983年春天，高行健遭遇那場「肺癌」的來去，那個賦有政治隱喻的否極泰來的身體敘事的場景，就發生在鼓樓醫院。

王氣鍾先生是高行健的岳父，也是我導師葉子銘先生大學畢業論文（成名作《論茅盾四十年的文學道路》，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年版）的指導老師。高行健在《一個人的聖經》中寫到自己岳父「文革」時遭受迫害，都是事實。

一位1964屆的南京大學中文系學生許植基在《枯木逢春》（《常州晚報》2008年11月1日）一文中寫到王氣鍾「文革」的悲慘遭遇：1967年，張君寫信給我，說，「這是我最後用筆寫字了；上星期我回南大看大字報，其亂狀就不提了；我看到最慘的一幕，我們敬愛的陳瘦竹先生和王氣中（沈按：王氣鍾）先生被紅衛兵用鞭子抽打著，被迫對跪著抽打對方的耳光；斯文遭此浩劫，國家還要讀書人嗎？我的心枯掉了，決定離職回家鄉種田，過幾天就把筆砸掉，從此不再用筆了。」

1968年8月12日南京大學「清隊」時，南大召開全校「鬥爭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份子大會」，宣稱揪出的「國民黨特務、反動教授」中，中文系的就是王氣鍾先生。

王氣鍾原名王正旺，又名王氣中，1926年9月—1930年7月就讀於中央大學國文系，1928年5月，在南京中央大學讀書時加入國民黨。畢業後，曾任安徽省立第六女子中學教導主任、安徽省立圖書館總務主任。自1937年2月出任北平「蒙藏學校」教務長始，之後的12年間，斷斷續續，在重慶、南京國民政府的「蒙藏委員會」任職或兼職，也曾在河南大學、重慶大學、南京中央大學任教。他先後在「蒙藏委員會」任「編譯員」、「專員」、「秘書兼代調查室主任」。這主要是得益於他的合肥同鄉、國民黨元老、「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後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總統府秘書長）的提攜和賞識。王氣鍾1944年曾被選為國民黨重慶市第55分區部監察委員。1946年6月，作為「蒙藏委員會」秘書，他隨「蒙藏委員會」遷回南京，同時出任南京「邊疆學校」教授。吳忠信出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長期致力於蒙藏事務的領導和協調工作。特別是1940年，吳忠信代表國民黨中央政府，到西藏布達拉宮日光殿，主持十四世達賴的坐床儀式，影響最大。

1937年抗戰前夕，王氣鍾在上海與自己任教安徽省立第六女子中學的學生、安徽省立圖書館任職時的同事、肥西「張家圩」張氏後人張天臞結婚。

前排左起：張天臞、張充和、王氣鍾與張天臞的外孫高杭（前排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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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的故事往往不僅只有浪漫的開始，悲情的結局可能使故事更有文學性。

黨爭的你死我活，互指為匪，骨肉相殘，勝王敗寇的事實，成為政治的陰雲，籠罩兩岸。留下來沒有被作為一個王朝陪葬而殺掉的，自然在劫難逃。

也正是「蒙藏委員會」的這份差事以及與國民黨的這重關係，王氣鍾在1949年以後，有近三十年被審查、被打壓的劫難。高行健和王氣鍾小女兒王學昀的婚姻也有十幾年籠罩在這種政治陰影之下。可以說，一對小夫妻的愛情，從一開始就遭受歷史魔獸的摧殘。

1967年夏，王學昀自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因受父親王氣鍾「歷史問題」的牽連，在待業（待分配）一年之後（1968年7月），被分配到山西省介休縣洪山東風陶瓷廠，當檢驗員。在「公檢法」被砸爛之時，1967年10月1日，王學昀與高行健在北京形成事實婚姻。而在被監管狀態下的王氣鍾，還必須向中文系「革委會」（「革命委員會」）彙報子女的動向。好在，「造反派」把持的中文系「革委會」，鞭長莫及，沒能阻止王氣鍾小女兒王學昀與高行健的這場無法辦理結婚法律手續的事實婚姻，更無法阻擋王學昀十年愛情長跑狀態下的堅持。

此時，高行健的父親高運同也因歷史問題，被整得兩次自殺未成。1957年3月，高運同主動向醫院的黨組織交代：1940年在贛州中國銀行工作時，代同事鍾天石保管左輪手槍一支，子彈四十粒。1946年將此手槍賣給江西省政府保安處熊光裕。同時主動向組織交代1942年在江西泰和認識王萍（國民黨特務，王萍傾慕於他），與南昌中國銀行經理周友瑞（國民黨黨員）關係較密切。1958年5月，高運同又主動交代1942年王萍，欲將他介紹給江西省國民黨黨部官員馮琦，但他拒絕，從此與王萍斷絕來往。9月，南京市衛生局在審干時將高運同定為「特嫌」（國民黨特務嫌疑分子），「作長期考察」（即長期監控）。也正因此事，1959年6月，弟弟高行素高中畢業，報考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因受父親「特嫌」的牽連，未能錄取，改讀南京機械製造專科學校。這段往事，被高行健寫進了《一個人的聖經》。2010年9月我在東京與高行健相聚，他還特意講起了此事。我是真切地感受到了他的創傷記憶。

1975年，高行健從下放的安徽省寧國縣（現在改為市）港口中學調回北京。港口中學教師中傳說，高行健能夠調回北京，是得到外交部長喬冠華的關照（此時喬的妻子龔澎已經去世）。但據王學昀回憶確認，實際是通過南楚珍、龔普生的關係。她說：「一九七五年，高以我父親女婿的身份找我父親的學生南楚珍推薦，從安徽農村調到北京的中國旅行社，之後又經過我母親的親戚龔普生（喬冠華太太龔澎的大姐）推薦擔任了《中國建設》雜誌社法文組組長。」（《和高行健結婚離婚》，香港《蘋果日報》2013年9月1日）

高行健與王學昀的獨子高杭回憶說：「1975年，已經回到北京工作的高行健跟外婆提出想從國家旅遊局調到外文局，認為這樣更能發揮其外語特長，請外婆出面找親戚龔普生幫忙引薦，於是外婆、外公帶著我一起前往北京，外婆冒雨拜訪了龔普生，龔普生當時剛剛結束農場勞改生活，尚未恢複名譽，了解了高的情況後，立即向外文局的領導推薦他，高行健得以調到外文局所屬的《中國建設》雜誌社，直接擔任法文組組長。」2013年10月，我向喬冠華的兒子喬宗淮（子承父業，已經從外交部副部長位置上退休），還曾談及過他並不知情的這段往事。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他正在歐洲出任公使。他說自己並不知道長輩間還有這樣的關聯。

每個時代都有其特殊的局限性。個人抗爭顯得無力，也無法擺脫。個體的脆弱體驗，真是無處不在。以至於，長期分居的夫妻，想通過調動然後在北京團聚的希望，也被王氣鍾「歷史問題」的這一「魔獸」所阻擋。北京、南京，千里姻緣，兩京賦閑，琴瑟難鳴，生活出現盲區，愛情發生變數，婚姻自然陷入危機。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劉禹錫《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

1979年，春回大地，王氣鍾、高運同的所謂「歷史問題」都得到公正的解決。

4

我對王氣鍾先生的了解，來自我讀碩士研究生課程時的導師之一任訪秋先生（另兩位導師是趙明先生、劉增傑先生）。因抗日戰爭時期王氣鍾先生在河南大學文史系任教（1940年2月—1941年2月，河南省嵩縣潭頭），與任訪秋先生是要好的同事、好友。王氣鍾先生的堂兄當時是河南省的財政廳長。1980年4月28日至5月1日，任訪秋先生帶研究生江南訪學時，專門到南京大學還拜會過王氣鍾先生。在南京期間的活動也都是王先生安排的。王先生還專門安排葉子銘先生與任訪秋先生的學生進行了座談。所以任訪秋先生在他的日記中特記下對王先生這樣的感激：「老友盛情，令人深為感動。」1982年5月8日，兩位老友南京再次相聚。

1988年，我到南京讀書時，任訪秋先生特意寫了一封給王氣鍾先生的信，讓我帶到南京。讀書期間，因王先生專長在古典文學，我研讀現代文學，向王先生問學的機會不多，但我們時常會在校園碰面。

1993年，王氣鍾先生去世時，我已經回河南大學工作，南京大學中文系和王先生家屬給任訪秋先生寄去了訃告。這份寄到河南大學中文系辦公室的訃告，是我送給任訪秋先生的。這時任訪秋先生年事已高，無法赴寧參加王先生的追悼會，為老友送行。他看過訃告後，又給我講了一番他與王氣鍾先生的往事。

晚年的張天臞，詩詞書畫成為生活的重要內容，她說張家以武立足，以文傳家，兄弟姐妹眾多，多有成就，她只是守望者，是星星點燈。

張天臞手書

（作者授權刊發。原刊《明報月刊》2017年第9期，題名為《原來奼紫嫣紅開遍》，略有文字改動）

9月24日（周日）晚，東方歷史沙龍第137期將在北京舉行，主題為「東方，哪一個東方？世界視野里的中東」，嘉賓為周軼君、劉瑜。詳情請見東方歷史評論今天推送的第二條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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