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間諜在華搞軍事測繪，許多細節衛星都提供不了

據東北新聞網9月18日報道，因涉嫌從事對華間諜情報活動被大連市國家安全局審查的日籍人員樋口健，將於2017年9月18日被檢察機關批准逮捕。

86年前的今天，「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悍然發動侵華戰爭，中國國土大片淪陷，中國人民十幾年都活在戰火中，鐵蹄下。86年後的今天，日本籍商人涉嫌從事間諜活動告訴我們，除了不忘國恥，吾輩自強，還要時刻警惕日本對中國的情報竊取窺探。說到情報，正值「九一八」國恥紀念日的今天，讓我們想到了侵華戰爭中日本對中國的情報搜集，細緻全面，尤其是在測繪方面。侵華日軍對在中國的測繪考察卻十分重視，也在戰爭中給中國方面帶來了極大的損失。

決定作戰勝負的細節，有些衛星都無法提供

早在甲午戰爭前，便有山崎羔三郎等大量悄然進入中國，在我國各地進行不可告人的「考察」行動。其活動範圍甚至可以達到武漢、長沙這樣的內地。結果，在甲午戰爭中幾乎每支部隊都攜帶著精確的中國地圖，對其作戰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北洋水師最重要的威海衛基地，其外圍布防如同一頭面對大海的猛虎，十四座大小炮台星羅棋布，設防十分嚴密。但日本大特務宗方小太郎等在戰前曾通過各種方法對威海地區進行了詳細考察，終於發現了清軍布防的弱點——各炮台的陸路後防薄弱，大炮不能迴轉。直到1894年7月25日豐島海戰開始前，宗方還在威海附近的榮成灣設法勘探水底情況，了解潮汐漲落規律，尋找適合的登陸場。正是依靠這些精確的情報，開戰後日軍沒有從正面進攻威海衛，而是選擇從其側面陸軍防禦薄弱處登陸，通過陸路迂迴進攻，從背後撕開了威海的防禦體系。結果，腹背受敵的北洋水師僅僅半個月便全軍覆沒。而日軍登陸的地點，正是宗方小太郎選定的榮成灣！應該說，日方特工的考察勘測為日軍獲勝立下了汗馬功勞——登陸點是泥灘還是沙底，這樣對於作戰勝負至關重要的細節，哪怕是衛星也無法提供。

同樣的故事不斷重演，在九一八事變前夕，日軍也已經完成了對東北地區大部分我國駐軍地區的軍事測繪和考察。在事變之前，為了保障軍事行動的順利展開，日軍採用了另一種考察方式——參謀旅行。參謀旅行，顧名思義是部隊中的參謀人員通過遊歷的方式對參謀業務進行實習，以提高自己的業務水平。但是，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它卻具有另一層含義。這種所謂的參謀旅行，實際上是一種使日軍軍事主官熟悉未來戰場的臨戰操演，他們考察了各地東北軍駐軍的兵營、倉庫、兵工廠，對周邊的地形地貌，河流走向等進行實地勘測，以便需要在當地作戰時心中有數。自 1929年7月至1931年7月，日本關東軍先後搞了三次「參謀旅行」。分別由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和日本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畑俊六率領，到我國東北北部、遼西進行軍事偵察，制定軍事行動計劃，成為「九一八」事變的前奏。第一次是1929年7月進行的「北滿參謀旅行」，由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帶隊，線路由旅順出發，經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到滿洲里，洮南，最後返回旅順。主要課題是研究日軍在哈爾濱附近地區進行攻防戰的問題，並且提出了就「有關統治佔領地區問題研究」的研究課題。第二次是1929年10月進行的「南滿遼西參謀旅行」，仍由板垣、石原二人率隊。主要課題是研究日軍在錦州地區進行作戰的問題。第三次是1931年7月進行的第二次「北滿參謀旅行」，研究課題表面為《對蘇作戰結局之研究》，實際是為了對黑龍江等地地形進行實地軍事測繪，並幫助因人事調動而新來的一批關東軍幕僚迅速了解「北滿」情況。就在這一系列「參謀旅行」中，這些後來侵華戰爭的急先鋒充分觀察到了東北軍部隊膽怯畏戰，各軍事設施疏於防範的真實情況。被稱為「關東軍大腦」的石原莞爾在考察途中寫出了著名的《關東軍滿蒙領有計劃》，這個計劃後來成為「九一八」事變和日軍攻佔我國東北的指導性綱領。

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勘測地形標圖作業

看似人畜無害的考察

在日軍侵華的過程中，幾乎隨處可見進行測繪的日方人員的身影。他們的手段五花八門。

宗方小太郎等對山東的測繪採取了收買的方式，他們故意以稍高於市價的價格向當地人購買一些根本用不著的貨物，結果這些沒有國家意識的漁民、商人輕易成為日本諜報人員的幫凶。

有時，這種考察顯得人畜無害。例如日本方面在上海開辦的「同文書院」，每年學生畢業前都會獲得一封介紹信和少量津貼，隨即被派往中國各地進行「實習遊歷」，地區覆蓋我國東北西北南方各省，甚至可以到達新疆、青海這樣的邊疆。他們被要求與當地官方和民間進行廣泛交流，收集當地軍政和經濟情況，並寫出相應的論文。直到今天，根據這些畢業生編寫的《粵射隴游》等論文集仍是研究那個時代中國情況的重要參考書。然而，他們收集的資料，著述的論文，也成為日本侵華後來的情報儲備。例如，由這些實習生提供的長江水文變化表，便是日本海軍在長江作戰時軍艦活動範圍的重要參考文獻。

日方的這種考察有時甚至會出動具有相當身份的社會名流實施。例如，1937年初，日本著名學者神田正雄到廣西訪問。神田一行從廣東進入廣西，拜訪李宗仁將軍之後，卻畫出一條路線，要求從桂北返回，沿途進行「遊歷考察」，而這條線路，與抗日戰爭中日軍進攻廣西的路線幾乎完全重合。這不可能是巧合。

在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之下，日方的考察測繪收穫巨大。他們最大的成就便是為日軍製作了中國各個地區的詳細兵要地誌。

日本間諜中村震太郎（左）退役騎兵曹長景杉延太郎

在這樣的準備之下，抗日戰爭打響後，日軍在所謂的「異國作戰」中，對於戰場環境毫不陌生，甚至有時比我國軍隊還要熟悉。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戰前不重視測繪考察，抗戰中國民黨正規軍部隊使用的地圖，竟然來自於日軍。這在戰爭中造成很多啼笑皆非的後果。比如萬家嶺會戰中，日軍由於地圖不準，在布防時原來計劃設成環形的防禦陣地實戰中成了一條不規則的一字長蛇陣。這本來是對其各個擊破的好時機，但中國軍隊並沒有抓到，而是在每個點上與日軍纏鬥在一起，把一場殲滅戰打成了消耗戰。在自己國家作戰，卻要依靠敵國的地圖資料，對中國軍人來說是一種難以接受的恥辱。

同時，抗日陣營中也不乏對日軍這種測繪考察富有警惕的有識之士。馮玉祥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提醒國人小心日方的諜報人員，並舉出日軍利用在中國城市中布設帶有暗語的仁丹廣告來標示街道信息的例子；在前面提到的神田正雄訪問廣西之行中，李宗仁將軍堅決拒絕了神田一行從北方考察桂北的要求，派出副官陳超瓊（中共地下黨員）將其原路送返，避免了軍事秘密的泄漏；1931年8月，竄入遼西進行非法測繪的日本軍官中村震太郎大尉被駐軍團長關玉衡捕獲後就地處決。可以說，測繪和反測繪，諜報與反諜報，是抗日戰線一條特殊的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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