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見伊藤博文如老鼠見貓

本人與清華大學出版社合作的新作《長進：中外史上的30條血訓》正式面世，敬請閱讀第十五條《官僚做大官，政治家做大事》選段——

李鴻章見伊藤博文如老鼠見貓

李鴻章之於伊藤博文，級別旗鼓相當。二人分別是中日兩國「總理」級官員。甲午戰爭前，兩人尚可平起平坐，可到了甲午戰爭後，後者在前者面前只配說「是」。在簽戰敗的《馬關條約》時，李鴻章為了少賠幾兩銀子，甚至對伊藤博文說出了甘居「養子」的可憐話（「譬如養子，既欲其長，又不餵乳，其子不死何待」），其苦苦哀求之狀，猶如老鼠見貓一般。

對等的身份，曾經的對手，忽然間一方成為另一方的天敵，憑的是什麼？

據近史學者王芸生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記載，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前，清政府全權大臣李鴻章與日本全權代表伊藤博文有一段令人回味的對話交流。大意是這樣的——

伊藤對李鴻章揶揄道：想當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風，談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日本插手朝鮮甲申政變，伊藤想來華與李鴻章談判，被李鴻章斷然拒絕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結果怎樣呢？我曾經給過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貴國迅速改革內政，否則我國必定後來居上，如今十年過去，我的話應驗了吧？

李鴻章嘆了一口氣說：改革內政，我非不欲做，但我們國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齊，不像貴國一樣上下一心。如果我們兩人易地以處，結果會如何？

伊藤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幹得比我強；如果我是你，在中國不一定幹得比你好。

這段對話儼然可為李鴻章所蒙受的「冤屈」開脫。甲午之敗，非李鴻章之罪也。而是「國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齊」導致的問題，這個問題似乎是個人解決不了的。然而，道理真的如此嗎？

我們知道，李鴻章和伊藤博文分別是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日本的明治維新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始於1861年，比1869年才正式開始的明治維新早8年，但結果卻是日本後來居上，洋務運動的首領俯首於明治維新首領面前，簽訂了大清有史以來最屈辱的割地賠款《馬關條約》。

為什麼會有這種結局呢？李鴻章所抱怨的瀰漫於中國朝野的保守思想和守舊勢力對近代化運動的阻撓破壞無疑是重要原因，但是李鴻章又算是哪種進步勢力呢？

我們不能拿敵國首腦的諛辭當做真言。

關於李鴻章的外交生涯，常使我想起一個小故事：

「某人賣母，語買者曰：此吾母也，汝當善待之。」

一個人賣自己的母親，對買家說：這是我媽，你要好好對待她老人家。

李鴻章即誠如賣母之人，失大義而全小節，算是哪等的人傑呢？

有人為李鴻章叫屈，不平等條約簽了一個又一個，割地賠款一茬接著一茬，是「為國分憂」「忍辱負重」。其實這完全是「單相思」。國家民族決不是他首先要考慮的東西，草民訴求在他眼裡也如同衛生紙。他只為一人分憂，那就是最高統治者慈禧。李鴻章所謂的「忍辱負重」，忍的是主子的辱，負的是權貴的重。就精神本質而言，李鴻章與慈禧手下的太監李蓮英之流沒什麼不同。這樣一個沒有獨立思想意識的奴才，即便表現得再怎麼敬業，或肝腦塗地，或殫精竭慮，也註定成為不了政治家、更遑論什麼偉人。

關於李鴻章，梁啟超早有到位的評價：「有才氣而無學識，有閱歷而無血性」；他是晚清「庸中的傑士」，但「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

作為清末民初的大學者，梁啟超確實把李鴻章這樣的官僚看透了。

李鴻章的確見識有限。諸如對中西的差距認識。李鴻章認為「中國文物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中國的社會制度及東方文明事事高於西方文明，唯獨在軍事技術上不如洋人。作為一個國家總理級人物，渾然不知近代中國落後西方的本源首當政治制度。

李鴻章不僅見識有限，膽量也並不超乎常人。稱李鴻章「無膽無識」並不算貶低。「國家太大，人心不齊」這是一個國家堂而皇之不進步的理由、還是無膽者知難而退的一個借口？看伊藤博文當年，明治維新前，反對改革的幕府軍何等猖獗，他們包圍倒幕派大營，倒幕領袖西鄉隆盛命懸一線，隨時都有性命之憂，其艱難程度數倍於大清洋務派，然而伊藤博文毅然加入倒幕大軍，為了「開國進取」浴血奮戰，終於取得最後的勝利。伊藤是以身家性命，推動一步到位的變法維新。從而使日本迅速在亞洲傲然崛起。伊藤改革的志氣和勇氣，豈是瞻前顧後、拖泥帶水的李鴻章所能比擬的嗎？

翻看《馬關條約》那段歷史，必須承認：李鴻章對改革的見識與膽略及擔當精神，比伊藤博文差的不止一個檔次。早在未成為日本首任首相中年時期，伊藤博文就顯露出與李鴻章迥然不同的新思想。他從第一次出洋考察回來，就寫報告指出：「以我東洋諸國現行之政治風俗，不足以使我國盡善盡美。而歐洲各國之政治制度、風俗教育、營生守產，皆超絕東洋。」伊藤博文毫不客氣地說，以政治文明為代表的西方文明已經全面超越東方文明，東方國家要想進步就必須學習西方政治制度。

由此可見，中年伊藤博文從思想上即已完成開明藩士到近代政治家的質變。而李鴻章的思想卻一直在封建社會裡折騰，至死也沒有脫胎換骨。以李鴻章的見識和膽量，即便放到日本，怎麼會比不惜犧牲自己生命也要推進改革的伊藤博文幹得好呢？在勝利者面前，失敗者沒有驕傲的本錢。享用著勝利者諛辭的失敗者，除了自欺欺人、自我開脫之外，剩下的恐怕只能是下一個失敗的輪迴。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的政治作為不同，當然與他們所處的內外環境有關，但最根本的還是為官之道所決定的不同「物種」的巨大差距。我們知道，當時世界各國競爭，不在技術而在政治，這是近代化國家之本。而晚清只是被動地換湯不換藥，既缺乏近代國家政治制度，更沒有近代人的思想觀念，這種國家之道造就下的官員，即便是洋務派，充其量也不過是具有一定進步意識的封建官僚，比起近代政治家來，差的不是一絲半毫。

所以，伊藤博文成為李鴻章天敵絕非偶然，那是一個近代政治家與封建官僚的距離。一個是老成的封建官僚，另一個是傑出的近代政治家，在正常的遊戲規則下，後者完勝前者是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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