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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是個人的心靈史

詩歌是個人的心靈史(訪談)

提問者:方程

受訪者:湯凌

時間:2013年3月

方式:QQ談

方程:你是從什麼開始詩歌寫作的?詩歌對你意味著什麼?

湯凌:我的詩歌寫作起步於古典詩歌。我叔爺爺承中公是衡陽市小有名氣的詩人,填得一手好詞。我受他影響,從小就開始接觸古典詩詞。我的第一首古詩,應是上初中一年級的那個冬天,趴在被窩裡寫的。後來陸續寫了很多,記得曾寫過一幅自勉聯:鶴鳴九皋聲振耳,劍出昆吾氣衝天。那時在《語文報》上看到過專門介紹新詩的文章,但心裡很不喜歡。直至高二時,在一位實習老師的書架上看到一本薄薄的《龐德詩選》,聽到她繪聲繪色講各種聞所未聞的詩人和流派,才開始接觸西方詩歌。第一次發表新詩,是在學校的黑板報和油印的校報上,時間是1992年。所以我的詩歌簡歷上寫:1992年開始寫詩發詩。記憶很深。那時,不會分辨,只要是詩歌,就一頓亂讀,一頓亂仿,模仿最多的是英國詩人雪萊(好像是江楓先生譯本)。現在想想,那時算不上真正的詩歌寫作,但這段經歷很可貴,也讓我現在的詩歌里保留著難得的抒情氣質。後來網路興起,我溶入網路詩歌大潮,先後在榕樹下、左岸、滑動門、大河風、詩生活網、文學自由談、詩東西等多家網站論壇與詩友們貼詩交流,而且與詩友在2004年至2005年創辦過拈花文學網。

這麼多年以來,我的詩歌寫作除了1999年至2003年11月三年多時間外,幾乎沒有間斷過,應該說,詩歌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前我說,詩歌是我的宗教,詩歌是我的信仰,有些大而虛,準確地說,詩歌是我與外物的橋樑,是出入事物的大自由,是自己的心靈全息密碼。世事越來越冷,世物越來越硬,通過詩歌(包括書畫印等),我才能自由出入。詩歌以及其他藝術形式,與外物之間存在一種聯繫方式,而我們如此孤獨。這是我愛詩的根本動因。

方程:讀你的詩歌,總能感覺在字裡行間充溢著一種靜氣,這是否與你接受傳統文化的熏陶有關?因為據我所知,你不單是一個詩人,同時在書法、繪畫等方面都有著相當的造詣。

湯凌:確實有許多詩人朋友說我的詩歌有靜氣,我把這種評價看作是對我的表揚和激勵。我仔細想過這種靜氣的來源(其實沒必要去想),一方面來自於我的性格,一方面來自我的信仰。我的性格偏靜,與人為善,不喜與人爭,我常說,如果給我一個房間,只要有書讀,我可以呆在裡面一個星期不出門。我喜歡獨處,喜歡山山水水。後來發現這樣不行,就有意識地找了記者、廣告業務之類的與人和社會有更多接觸的工作,把自己推出去,以補好靜成孤僻的缺點,但骨子裡的靜還在,可能這份靜流到筆下了吧。「詩書傳家」是我家族的家訓之一,我太公匯海公是一名私塾先生,據說,他寫得一手好詩一手好字(可惜手稿後來全部被毀),我爺爺承平公是當地有名的民間書法家,所以從小時候起,就受過比較濃厚的傳統文化的教育,傳統的文學書畫中的美學思想對我影響很深。後來,又讀了大量的佛文化方面的書,習書法,長期處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如果要總結,這些經歷對筆下靜氣應該是有很大影響的。我渴望自己養成岩石般的靜氣,萬物隨心。

中國傳統的書、畫、印藝術博大精深,在當今快節奏的生活中,適合養心、養性,還可健身,我一直在學習中,結識了不少師友,但 「造詣」二字不敢當。

方程:你迄今為止,認為自己最重要的詩歌是哪一首?

湯凌:每個詩人,不同時間段會寫出不同的詩歌作品。有的詩人悔少作,有的詩人在進入新的寫作期後,就否定之前的作品,都失之偏頗。我的寫作比較多向度,各方向的寫作都寫過,然後,在自我糾偏中尋找自己的發聲。作者對待自己的作品,沒有「最重要」,只有「喜歡」。如果在這裡總結一下,我認為自己的詩歌,在1992年至1999年,比較喜歡的詩歌有《體驗孤獨》(1996年)等,在所有的青春期寫作的作品中比較成熟。2003年至2005年的作品中,自己比較喜歡的詩歌有《有一種物質叫平靜》等,有比較明顯古典主義美學取向,2006年至2007年,《懸圃》(組詩)是最重要的作品,是我的詩歌寫作完全走向自覺的轉折之作,2009年至今,開始了《小調》系列組詩的寫作,風格、題材比較為多變,寫作深度和廣度進一步擴大,在不同向度寫作上,都有自己喜歡的作品,比如《小調?鍾馗夜巡》、《小調?謁麓山寺》、《小調?涉江》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小調?觀畫四首》作為一首在我的「反線」主張下的作品,《高昌王》(長詩)、《小調?周老倌》作為純粹的敘事詩,在我的作品中有其獨特性。當然還有一些寫作方向作品,這裡就不提及了。

方程:我們的交流越來越深入了。提到你的《小調?涉江》,也是我非常喜歡的一首詩歌,個人覺得其中有著非常濃郁的宗教情懷,你可否就這一方面談一談?

湯凌:談到宗教問題,其實很有意思,中國人「沒有宗教意識」沒來由地成為許多人心中的暗傷,對西方人能宗教信仰充滿了羨慕,甚至把當下生活中諸如道德淪喪之類現實問題歸結於無宗教無信仰,如此機械論,有著明顯的邏輯上的缺陷。執這種論調的人,人云亦云者居大多數,一知半解者也多。我們知道,嚴格意義上的宗教其實已不存在,西方如此,中國也是如此。但各自的宗教意識和宗教情懷還在,溶入在我們的血液里,並深入體現在個體和社會的行為和道德準則中。但人們往往忽視身邊的常識性的認知和事物,比如宗教意識和情懷,其實人人都擁有,只是我們有時沒有意識到或沒有自覺的能力。在詩學上,我贊成「常識」化的寫作,也認同美學替代宗教。2011年,詩人唐興玲談起我的《小調?磨刀人》一詩時說,要進入這首詩,有兩把鑰匙,一是現實性,二是神秘性。我認同她的看法,神秘性,在我看來,應是指詩中的宗教意識。特別在近期,我自覺地寫了一系列的詩歌(《小調?謁麓山寺》、《小調?謁洪山寺》、《小調?謁祝聖寺》、《小調?涉江》等),志在介入個體生命的宗教社會性的問題。而《小調?涉江》更為「高蹈」一些,確如你所說,是具有宗教意識和宗教情懷的。該詩中比較直接進入對於事物在時空經緯中的認識,對儒(如求索精神)釋(渡救)道(野逸與神秘)的介入(只要細心閱讀,在詩中可以找到對應),終而歸於自渡自救的認知,自認為不是寫作策略,而是寫作時的主體自省。

方程: 「常識」表現在詩學上,是否可以理解為立足於日常化的書寫,更加貼近於事物的本質,依賴於事物本身的推動來完成一首詩?你如何看待詩歌的現實性和神秘性?以「美學」替代宗教,是否可以理解為,詩歌對你是一種精神層面上的自我救贖?另外,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你曾經說過詩歌是「個人的心靈史」,同時你也寫過不少類似於《小調?周老倌》以及一些展示城市「小人物」的生存狀態的,像《一次通話記錄》、《社區廣場》等這樣介入現實的詩歌,你認為兩者之間存在什麼用的關聯?

湯凌: 「常識」的本質是經驗性,與哲學的超驗性不同。在詩學上,無論是語言方面,還是題材內容方面,我都傾向於「常識」的經驗性,比如語言,超驗的語言是可疑的,因為語言符號的本身就是經驗的。比如,我們說「今天天氣真好」,這是基於常識的表達,它不可能是超驗的,再比如我們稱那種動物為「馬」,而不是「鹿」,也是基於常識,否則,就會指鹿為馬,超驗的「馬」字是不存在的,而「月亮」、「太陽」、「玫瑰」之類的詞,由於傳統附著物太多,則需要在作品中「祛魅」,反過來說,比如「理想」這種相對超驗的詞語,雖然有其經驗性,如果在詩歌中不加以「常識」化,就很難成立。所以,立足於「常識」的寫作,才能進入詞與物的內部,而抵達事物的本質。當然,基於「常識」的寫作,並不完全是指立足於日常化的書寫。常識化寫作,主要是針對所謂「高蹈」的語言遊戲(語言技藝),但需要警惕日常化書中帶來的詩歌的平面化(泛口語寫作)問題,應該通過日常化書寫(日常語言、題材和內容)構建一個超越於日常意義上的價值所在。詩歌作品中的現實性與神秘性,實際上是統一的,並不對立,它們之間,既是一方成就另一方,也是一方對另一方的消解,也可以這麼說,如果說現實是可感應之物,神秘是超感性之物,那麼,詩歌就是它們之間的通道。在詩學上,我們需要回到語言本體,回到主體為本體的感知,而不去承載傳統意義上的道德教化功能,回到詩本身的澄明,我所說的以「美學」替代宗教,意指以美替代教化,比如但可以在作品中自覺地取宗教之美學觀(比如傳統儒釋道的理念,無論你認可與否,已成為我們的審美直覺),成就作品情境與格調的審美取向,進一步成為一種自覺審美準則,讓詩人在寫作中,很到一種審美的自由,讓美本身,對個體的精神層面起到自我救贖的功能。我主張詩歌是「個人的心靈史」,一方面是指外部世界在主體的心靈投影,另一方面,是指主體對外部世界的感知,兩者是統一的。後來改為「個人與事物的心靈史」,把「事物」與「個人」同等納入主體的範疇,因為事物本身就有感知的能力。這裡有三個中心詞:「個人和事物」、「心靈」、「史」,「個人和事物」是指主體,「心靈」是指感知和感知的載體,「史」是指過程,三個中心詞不可或缺。但當下,很多詩歌都存在主體缺失的問題,失之於「真」,也失之於「情」,我是反對的。像《小調?周老倌》以及一些展示城市「小人物」的生存狀態的作品,和像《一次通話記錄》、《社區廣場》等這樣介入現實的詩歌,並不與這個詩觀相衝突。另外,我特別注意「我」作為主體的在場。就算像《高昌王》這類史詩類作品,我會把自己的某些情懷,異化進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里。這是寫作的自覺探索,不一定成功,但有意義。

方程:繼續談到心靈史,你寫過一首我個人認為是你相當重要的一組詩歌《懸圃》,可以是否理解為「空中花園」,又或者說是一座精神意義上的心靈花園,你可否具體談下這首詩的創作經歷?

湯凌:《懸圃》寫作於2007年元旦前後,是一部未竟之作。何謂懸圃?《淮南子·地形訓》:「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寫作此詩,緣起於讀《阿彌陀經》時,被經里描述的美好的佛教理想國迷住,便希望自己也能構建一座個人心靈中的理想花園。於是,取中國傳說中的懸圃——天帝後花園,人進入天堂的必經之所——這一人神交接、共處的空中花園為題,原計劃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人世間,第二部分為懺悔錄,第三部分為理想花園,合上古傳說中「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二曰懸圃……三曰天庭」之意,計劃寫100首左右,均借懸圃中的花草植物為題。希望藉以表現時空經緯里人的心靈史,但由於思想上準備不足,寫了14首後,創作中斷,但成了現在的《懸圃》組詩。但我並不很遺憾,就此殘篇來說,依然是完整的(因為它的每首詩和全詩的結構是全息性的),有著我寫作之初未想到的效果,通過對傳統與現實的批判、反思、構建,其本形成一座小型的精神意義上的心靈懸圃,得到了一些詩人朋友的認同。《懸圃》一詩寫作對我個人的重要性在於,它是我自覺寫作長詩的開始,我為它進行了比較多的思考,從那以後,我的寫作完全走向自覺。很多朋友問我,《懸圃》組詩中的花,原意到底是指什麼?其實這並不重要,因為通過作品的呈現,已脫離我的設想,它們有了自己的生命。現在想來,以該詩的言說方式,完全以隱喻去表現如此宏大的主題和結構,是一個非常大的冒險,甚至可以說註定是無法完成的(當然,如何以後有機會,我還是想按照原來的設想來完成)。所以,選擇一首詩歌的言說方式很重要,直接決定著作品是否能夠完成。不久,進入《小調》系列組詩的寫作。

方程:我注意到你近期以來的詩歌作品都冠之以「小調」,是出於某種形式上的考慮,還是如你前面所提到的,貫穿其中的屬於你個人的某種詩歌言說方式?另外,你前面提到在詩歌寫作當中有脫離最初設想的情況,你如何看待這種類似於「意外」的東西?

湯凌:如果說《懸圃》組詩是一個巨大的隱喻,是全息的,(結構)封閉的,那麼,我希望進入一個更為清晰的常識化(主要是日常化)寫作,當然,也不排除對之前寫作的繼承。「小調」系列寫作,是完全自覺性寫作,幾乎每一首詩歌都有著寫作方向和自已寫作的整體上的考量,安排了它在自已的詩歌寫作中的位置,或是某一寫作向度的試驗之作,或是對以前某種風格的沿襲之作,或是有某種創新意義之作。比如,《小調·觀畫四首》是在我「反線」觀念思考下的寫作,《小調·與一枚河卵石靜坐》、《小調·小滿》等是輕詩歌的類別,《小調·楚狂接的隱士生活》是試圖解構傳統的隱士心境,等等。「小調」的命名,不是出於策略,而是出於這一系列詩歌的詩學定位。我的很多詩題,都在向中國傳統招手(呼應),比如《懸圃》、《小調·破五》、《小調·閉關》、《小調·涉江》等等,有很多。同樣的,「小調」的命名,也是在向中國傳統招手。當下,普遍的,對傳統文化的理解相當不夠,就是知識份子,在心理和行為上也在排斥傳統,這個有深層次的現實和歷史原因。文化斷裂,否定傳統,並不意味著傳統真的沒有價值。前面說了,我自小生活在農村,又受傳統文化影響比較深,雖生活在現代化都市,後工業文化深入我的日常生活,但卻越來越感受到某些傳統的重要性,它的智慧,包溶著我們,它可以讓我們回到原初的澄明。與所處的時代無關,它就在我們的因子里自覺不自覺地傳承,就像一塊玉,等待我們的發掘開採,發現它在新的時空中的詩性和價值,或賦予它新的詩意。「小調」的特點是民間性,產生於民間勞動者,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極其廣泛,包括愛情婚姻﹑風土人情﹑娛樂遊戲﹑自然常識﹑民間故事等﹐幾乎無所不包,或端莊嚴肅,或詼諧有趣,或機巧百出,形式也是多種多樣。這一藝術形式的產生很早﹐如《詩經》的「國風」中已經有了這一體裁。我是生活在社會底層,我的詩歌寫作,是一位民間詩人在現代社會裡的「小調」。這種意識並不意味著陳陳相因,也不是復古,而是現代常識化寫作的必要。詩性在日常生活當中,詩意也在日常生活中。「小調」,產生於古代民間田間市井的口頭吟唱,有著詩歌的原初意義。我寫「小調」,希望自己找到詩歌的原初性。記得有詩人網友,在「若缺論壇」上評我的詩時,說我的詩歌「有原創性」,我很感動,因為這是我寫作的目標之一。我們走得太遠,需要回到原點。不是要回到古代,是要回到原詩狀態,為我們提供更多方向的可能。做到很難,我們都在努力。

「小調」系列詩由於寫作的自由度大(包括言說方式),所以,持續時間相對較長,涉及的內容和寫作方式也多,似乎比較寬泛,是不是沒有必要用「小調」總名?有必要,因為這個系列詩歌的寫作意圖及它們的共性,或顯或隱,基本上是以一貫之的,雖然時有「溢出」,卻無隘總體的方向。持續三年多的「小調」系列詩(一百多首)的寫作,也是一個不斷自我「糾偏」的過程。

詩歌寫作的「意外」,經常發生,應該說,每位詩人都有過這方面的體驗。應該可以說,正是這種「意外」,成就了詩歌,詩歌的魅力也正在於此。詩歌的「意外」,應從作者和詩者兩方面來說,對於作者,詩歌寫作常偏離自己的設計,是因為語言的自足性和事物本身的詩性造成的,從落筆寫下第一個字開始,作品就有了它的生命,作者退而為一個發現者和記錄者角色。而讀者閱讀作品,更是一個參與再創造的過程,「誤讀」,正是「意外」的收穫。

方程:你提到詩歌創作的原初性問題, 可否結合談談你對詩歌傳統的看法?哪些詩人對你的寫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湯凌: 「原初性」本是一個心理學名詞。詩歌創作的原初性問題,指涉了詩歌本質生髮出來的各類現象和詩歌本質等理論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可以後面談),下面聊聊話題中具體指涉的詩歌傳統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指涉的原初性,更多是指新詩的源頭(本源)問題以及個人在創作中的原創性問題。關於中國詩歌源頭,我認為是起源於民間田間市井的唱和,也就是我前面所說的「小調」,經過文學語言的加工而生髮出來的一種文體。如果說詩歌在起源之初具有原創意義的話,那麼到後來,真正意義上的原創性詩歌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原創性」價值的詩歌,但做到這一點已很難得了。而「原創性」價值的詩歌,是產生於當下語境中的作品,也只有在隨時間而來的具體的語言、語境中才可以生髮出具有「原創性」價值的作品。新詩百年來,在工業、後工業文明的大環境中,中國傳統語言、語境瓦解,傳統詩歌與新詩幾乎完全隔離,西學東漸,西方詩歌譯介對中國新詩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從五四時期到朦朧詩時期,直至今天,無處不見(更有甚者,誰先讀到國外詩歌,模仿到大家所未見的國外某詩人的作品,就可以在國內成為「先鋒詩人」、「先驅者」,這是極不正常的)。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新詩的傳統在西方詩歌,是好事,合乎大的歷史潮流。但新詩發展百年後,如果還只是以西方詩歌為傳統,而忽略了對我們傳統的繼承,無疑是片面的。我們新詩傳統,另一方面,需要溶入到我們的原有的詩歌傳統軌道里來,多方綜合,而形成「中國詩歌」。不是翻譯體,不是從西方移植過來語言和思維,更不是復古和陳腐,寫「之乎者也」和「楊柳岸曉風殘月」的陳詞濫調,而是需要在當下語言、語境下的「中國詩歌」。我所期待的「原創性」價值的詩歌,應該在當下的這種環境下產生。我希望能看到詩人們可以創作出具有「原初性」的作品,為後來者提供一個可以生髮出無數可能的詩學「原點」,當然,這個作品「原點」,作為詩歌作品來說,它並不一定十分成熟,但一定得具有生髮的價值和可能性,這種作品,我稱之為「原詩」。有詩友在論壇上評價我的某些詩歌具有「原創性」時,我很感動,有「原詩」的價值,我認為是具有新詩開創意義的。新詩百年,已產生了一個小的傳統,但這個傳統,尚不足成為當下新詩發展的依屏,新的傳統形成,需要建立在更老的傳統基礎之上,無本之木是枯木。

應該說,每個詩人都有自己喜愛的詩人和作品,有自己的精神導師。在我國古典詩歌方面,我喜歡古詩十九首、《詩經·國風》、陶詩、元曲和民歌。國外詩歌,我最喜歡《荷馬史詩》、《神曲》、切·米沃什、弗洛斯特、沃爾科特、布羅茨基、阿米亥的《開·閉·開》、扎加耶夫斯基等等。這些詩人和作品對我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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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男,生於湖南望城,現居長沙。湖南省詩歌學會理事,湖南省直書畫家協會會員。在全國各級報、刊上發表詩歌小說數百篇。

湯凌,男,生長於湖南,遊藝於詩書畫印。現居長沙。湖南省詩歌學會理事,湖南省直書畫家協會會員。已結集個人詩集《湯凌短詩選》,《小調集》,《夢痕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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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該原創文章由作者授權發布,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請聯繫金溪書院或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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