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京劇及京劇演員那些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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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一生熱衷於欣賞京劇，對京劇流派了如指掌，對京劇有著非常獨到的評說，關心京劇演員和京劇改革，他還善於運用京劇情節故事啟迪下屬，生動活潑地進行思想教育。毛澤東為繼承和發展京劇這一中華民族特有的劇種，做出了不朽的貢獻。
毛澤東最早接觸京劇應該是在1918年第一次北京之行時，這一年毛澤東從湖南第一師範學校畢業，由恩師楊昌濟介紹到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閑暇之餘常到北京的大街小巷及風景名勝區遊覽。當時的北京城正是京劇發展鼎盛時期。在這種環境中，毛澤東耳濡目染，從此對京劇產生了濃厚興趣，以至於終生樂此不疲。
京劇，舊稱「平劇」，它還有一個名字叫「國劇」，可見是國學中的另一株奇葩，中華文化的又一瑰寶。
中國京劇是中國的「國粹」，已有200年歷史。京劇之名始見於清光緒二年（1876）的《申報》，歷史上曾有皮黃、二黃、黃腔、京調、京戲、平劇、國劇等稱謂。清朝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安徽四大徽班進京後與北京劇壇的崑曲、漢劇、弋陽、亂彈等劇種經過五、六十年的融匯，衍變成為京劇，是中國最大戲曲劇種。其劇目之豐富、表演藝術家之多、劇團之多、觀眾之多、影響之深均為全國之冠。京劇是綜合性表演藝術。即融唱（歌唱）、念（念白）、做（表演）、打（武打）、舞(舞蹈)為一體，通過程式的表演手段敘演故事，刻劃人物，表達「喜、怒、哀、樂、驚、恐、悲」的思想感情。角色可分為：生（男人）、旦（女人）、凈（男人）、丑（男、女人皆有）四大行當。人物有忠奸之分、美醜之分、善惡之分。，個形象鮮明、栩栩如生。
1942年10月，延安成立了平劇研究院。平劇研究院經常演出平劇。毛澤東常觀看平劇團演員表演，有時也陪同來延安的朋友們觀看。
據曾訪問過延安的趙超構回憶：1944年6月12日，毛澤東當天晚上陪同來延安的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在延安大禮堂觀摩平劇研究院演出的《古城會》、《打漁殺家》、《鴻鸞禧》和《草船借箭》四齣戲。他自始至終非常有興趣的聽和看，對於《古城會》的張飛，《打漁殺家》的教師爺，《鴻鸞禧》的金老頭，《草船借箭》的魯肅，不斷地盡情捧腹大笑。當演出張飛自誇「我老張是何等聰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時，當教師爺演出種種沒用的醜態時，當金老頭在台上打諢時，毛澤東的笑聲尤其響亮。
趙超構說：「在這時，我理解到毛先生是有和我們一般人所共通的幽默與趣味的。他並不是那些一讀政治報告，便將趣味性加以貶斥的人物。他雖自謙『對於平劇沒有研究』，但也承認『很喜歡看看』。」
毛澤東非常欣賞延安平劇演員的表演。曾先後觀看他們演出的新京劇《岳飛》（田漢編劇）、《武松》；在祝賀朱德六十大壽晚會上，還觀看了《捉放曹》、《定軍山》。
1945年10月，毛澤東從重慶談判返回延安，當晚就去看京劇，他對演出團團長阿甲說：「蔣介石三次請我看戲，我看了兩次，一次是看《法門寺》；一次是看《十三妹》。他們在技術上比你們好些，風格沒有你們高，你們演得深些。」毛澤東還囑咐阿甲：「對同志們的政治上要鬆些，在藝術上要緊些。」
毛澤東很關心京劇的改革和進步，在延安平劇研究院成立時，就以題詞方式給了指示：「推陳出新」，即京劇要不斷前進，不斷創新。
遵循毛澤東的指示，延安平劇院創作了兩出新京劇，那就是《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莊》。
1943年，由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員楊紹萱執筆，後又由劉芝明、齊燕銘等加工修改，根據《水滸傳》和明傳奇《寶劍記》等書中有關林衝上梁山故事而建構的《逼山樑山》，通過林沖由一個富有正義感的軍官走上反抗道路的曲折過程，成功地演繹了「官逼民反」這條封建社會鬥爭規律。當《逼上梁山》在延安演出時，毛澤東非常有興趣地在半月里看了兩次，在觀看後還寫信給楊紹萱、齊燕銘，表彰他們「做了很好的工作」，還說，「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台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台，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你們這個開端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我想到這一點就十分高興，希望你們多編多演，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陳晉《文人毛澤東》，第250頁。）
在觀看《逼上梁山》毛澤東還說：《水滸》中有很多段落都是很好的戲劇題材，如《三打祝家莊》就是一個。你們把《逼上梁山》搞完了，可以接著編個《三打祝家莊》。
1944年7月，延安平劇院成立了《三打祝家莊》創作小組，並從毛澤東那裡借來了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滸傳》。毛澤東在聽取創作彙報時，對他們說，該劇要寫好三條：
第一，要寫好梁山主力軍；
第二，要寫好梁山地下軍；
第三，要寫好祝家莊的群眾力量。
《三打祝家莊》創作小組首先搜集、整理了許多有關古代戰爭打寨子的材料，又對《水滸》有關章節作反覆研究，多方徵求意見，以半年時間創作完成，於1945年2月首次公演。
毛澤東看了這齣戲，很高興地說：《三打祝家莊》的演出，證明了平劇可以很好地為新民主主義政治服務，即為人民服務，特別是第三幕，對我們抗日戰爭中收復敵占區的鬥爭，是有作用的。不久，他又寫信祝賀公演成功，內稱：「我看了你們的戲，覺得很好，很有教育意義。繼《逼上梁山》後，此劇創造成功，鞏固了平劇改革的道路。」（陳晉《文人毛澤東》，第252頁。）
毛澤東對《三打祝家莊》非常有興趣，多次、反覆地觀看。1946年6月，當原國民黨飛行員劉善本反內戰駕機起義來到延安，毛澤東親自與朱德、劉少奇等陪同劉善本觀看《三打祝家莊》。當八路軍重慶辦事處人員撤回延安時，毛澤東又帶著他們去楊家嶺禮堂看《三打祝家莊》，說：在國民黨統治的地方，是看不到這樣的好戲。
《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莊》為京劇改革作出了榜樣。毛澤東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他在對晉綏平劇院演出隊講話時，再次提及了這兩齣戲，說：「有些舊戲我看寫的還很精練。希望你們大膽地進行藝術創造，將來奪取大城市後還要改造更多的舊戲。」
毛澤東對京劇的各流派都很喜歡，有時在觀看京劇後，還會向周圍的幹部群眾如數家珍地講述京劇的眾多流派和它們的創始人。毛澤東說：「戲劇界的流派，都有他們自己的獨到之處，不一定打亂仗鬧對立，越是自成一派的，越是注意總結經驗，提高藝術水平。各種流派，他們都培養自己的藝術家。」
建國初期，毛澤東給以梅蘭芳為院長的中國戲曲研究院題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題詞。建國前後，毛澤東幾次觀看了梅蘭芳、程硯秋的演出。
1949年4月，毛澤東觀看了梅蘭芳和劉連榮所演《霸王別姬》。他稱讚說：「這真是一次高水平的藝術表演！」還向警衛員介紹：「梅蘭芳是中國第一代名旦，四大名旦中，他排在第一。」頗有感慨地說：「不要學西楚霸王。我不要學，你也不要學，大家都不要學。」當時，他還號召所有的領導幹部都要看看《西楚霸王》。
毛澤東對梅蘭芳演戲善於推陳出新倍加讚賞。1951年2月，毛澤東在北京觀看了梅蘭芳演出的《金山寺》、《斷橋》。他看的很仔細，說：「梅先生很會扮演，你看通身是白，唯上額頭一個紅纓，銀妝素裹一點紅，美極了！」第二天，就將此話對梅蘭芳說了。梅蘭芳很感動，回家對妻子說：「毛主席看戲可真仔細！這麼多年，從未有人談過白娘子的扮相。的確，我是費了很多時間來研究，才改成現在這個樣子的。」
毛澤東讚賞梅蘭芳，還多次向警衛員介紹他的為人。當時很多來自農村的警衛員知道梅蘭芳的大名，也聽過梅的唱腔戲段，但大多認為他是女的，只有個別人說是男的，卻又說不出所以然，就開始爭執不休。毛澤東很有興趣地介紹：「梅蘭芳是男的，唱的是旦角戲，男的演女的，比女的唱得還好，才出名的呀！這樣有名望的藝人，在日本人侵略中國的時候，他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竟然留須隱居，再也不出面演戲了。這在中國人民當中，當時的影響是很大的。」
梅蘭芳先生在懷仁堂演出的次數最多，有一次準備演《貴妃醉酒》。這時梅葆玖來了。他拿著一個漂亮的日記本，轉請組織晚會的領導請毛澤東主席在上面簽個名。毛澤東微笑著點了點頭：「可以嘛！」很流利的簽了「毛澤東」三個字。這個珍貴的小本子，梅葆玖現在還保存著。
毛澤東接見梅蘭芳（右二）
毛澤東還觀看了程硯秋演的《荒山淚》。這是程硯秋代表作。毛澤東目不轉睛，全神貫注，觀後說：「程硯秋演出很成功，內容和唱腔都很好。」第二天，他仍在縈念，當警衛員不以為然地說和延安平戲差不多時，毛澤東解釋說：「你是不懂人家的藝術，還是程先生演得好、唱得好多了。」毛澤東讚揚程硯秋，當然還在於他和梅蘭芳一樣具有崇高的民族氣節。他給警衛員們介紹程硯秋：「他也是在抗日戰爭中隱居農村，不給敵人演出，不管敵人用什麼手段威逼利誘，他始終沒有登台演出。像這樣有名望的藝人，我們不僅是看他的藝術表演，更重要的是尊敬他的民族氣節和正義感，號召人民向他學習。」
七屆二中全會期間，華北京劇團來慰問演出，其中有高慶奎的得意弟子李和曾。毛澤東問周恩來：「有什麼名角？」周恩來回答說「主角叫李和曾，是冀南軍區京劇團的，在冀魯豫解放區很有名。」毛澤東說：「噢，那他可能是以後才出名的。以前高派的老名角，我還知道一些，現在能看到以前那些老演員唱戲是非常不容易了。」
第一齣戲是《坐樓殺惜》，李和曾扮演宋江。看了不一會兒，毛澤東便誇讚起李和曾來：「唱得不錯。我很多年還沒有看到這種高腔鬚生演唱的京劇了呢！」最後一出是《失空斬》，由李和曾扮演諸葛亮，毛澤東愛看這齣戲，聽李和曾唱的時候，他不斷以掌擊膝，嘴裡也哼著唱詞。間或對坐在身旁的周恩來說：「唱得真好啊！一個才20多歲的年輕人，就有這樣高超的京劇藝術才能，真是前途遠大……他這可是真的高派唱腔，看了這齣戲，給人一種剛勁奮力的感覺。李和曾唱得好，他的基本功紮實，表演瀟洒，看得出是科班出身。」還對警衛員介紹：「這就叫高派。戲劇界有流派。他這種唱腔是屬於高慶奎這一派。我是很喜歡聽高派戲的，越聽越愛聽。」
幾年後，毛澤東在觀看了中國戲劇學校學員演唱的《逍遙津》後，當得知不是李和曾所教時，說：「《逍遙津》是高派的戲，要讓李和曾教這齣戲。」還說，「解放以後的演員應當高歌黃鐘大呂，不要陰沉沉的。高派的唱法是好的。所有的流派，包括高派，都是好的。都要繼承，又要發展。」
李和曾曾多次給毛澤東唱戲，兩人的私交很深。上世紀50年代有一次毛澤東聽了李和曾演唱《李陵碑》中那段反二黃唱腔後，很風趣地對李和曾說：「楊老令公8個兒子死了4個，發發牢騷是可以的，但總的說來，他還是忠心報國的、堅貞不屈的將領，所以不宜唱得太悲。你現在唱的有悲有憤，是對的，應該這樣唱。」
毛澤東曾四十多次來到浙江視察和生活，每次到杭州，都要請高派老生名家宋玉羅唱高派戲。
毛澤東自己也愛唱高派鬚生。1961年，毛澤東在上海過國際勞動節。他請上海市委機關工作人員同桌吃飯，歡度節日。飯後，毛澤東很高興地說：「看來你們的飯量都不小，為了幫助消化，我來唱一段京劇助助興。」隨即他唱了一段高派的《逍遙津》。
1964年京劇界掀起演現代戲風潮時，江青說：「我們要革命派，不要流派」。一次，毛澤東在中南海問李世濟：「你唱程（硯秋）派好多年了吧？」
李趕忙答：「主席，我要做革命派，不要流派啦！」
毛澤東當即嚴肅地說：「革命派要做！流派也要有。程派要有，梅（蘭芳）派也要有，楊（寶森）派、譚（富英）派、余（叔岩）派、言（菊明）派……都要有！」稍停，他又加重了語氣說：「都是要有的！」
1950年初，譚小培、譚富英父子組建的京劇團在北京陸軍醫院禮堂為中央領導演出《紅鬃烈馬》，毛澤東也來看戲。譚小培聽說毛澤東來了，就走到前台拜見，互相聊了起來。說著說著，毛澤東從衣裳口袋裡摸出盒香煙，譚小培也趕忙從自己身上拿出香煙，抽出一支敬給毛澤東。毛澤東不客氣地接過來，說：「不如我們交換一支如何？」推辭再三，譚小培爭不過毛主席的盛情，拿過煙來。毛澤東又將打火機打著，伸向譚小培，譚小培忙用手隔開，「這怎麼可以呢。」毛澤東說：「哎！大家都是同志嘛，難道你能高興地看我高高在上脫離群眾嗎！」經毛澤東這麼一說，譚小培心想恭敬不如從命，便依了毛澤東的意願，湊過去點著了毛主席送的那支煙，毛主席也點燃了譚小培送的那支煙吸起來。
毛澤東看京劇很認真，凡不合情理的或違背歷史的都逃不過他的耳朵和眼睛。
一次，李和曾為毛澤東清唱《李陵碑》。聽完後，毛澤東用商量的口氣對李和曾說：「你唱詞中有一句『方良臣與潘洪又生機巧』，我查了查資料，沒有查到方良臣這個人，是否改成『魍魎臣賊潘洪又生機巧』。」李和曾覺得很有道理，以後演唱就按照毛澤東改的唱詞去唱了。其他老生演員演唱這段也都這樣唱了。
毛澤東看譚富英與裘盛戎合演的《捉放宿店》。陳宮有一段流水板的唱腔：「休流淚來免悲傷，忠孝二字掛心旁，同心協力把業創，凌煙閣上美名揚。」戲後，毛澤東問譚、裘兩位知不知道「凌煙閣」的典故，兩人都答不上來。
毛澤東告訴他們：「凌煙閣建於唐太宗時期，是紀念開國功臣的地方。問題是漢朝的陳宮怎麼唱出幾百年後才有的凌煙閣呢？」
兩人一時語塞。毛澤東建議他們只要修改唱詞的末一句，問題就解決了。此後，譚、裘兩人按毛澤東的意見進行了修改，把最後一句改為「匡扶漢室美名揚」。
《蘇三起解》中有兩句台詞：「蘇三離了洪洞縣，將身來在大街前。」毛澤東說，意思不通。蘇三既然離開了洪洞縣，怎麼還在大街前？應當是「蘇三離了洪洞監，將身來在大街前」，或者是「蘇三要離洪洞縣，將身來在大街前」才通。
《空城計》中，諸葛亮在城頭上唱：「我是又無有埋伏又無有兵」，毛澤東說，「兵」和「埋伏」是一個意思，埋伏就是兵，兵就是埋伏。應該是「內無埋伏外無救兵」或者是「既無埋伏又無救兵」，不能說「又無有埋伏又無有兵」，這句話不通。
毛澤東說《轅門斬子》中的楊延昭穿白袍，不穿紫袍，不符合當時歷史情況。像楊延昭這樣的官在家時也穿紫羅蘭衣服。而且他穿白袍同戲裡唱的內容也對不起來。八千歲向楊延昭講情時唱：「那時節不是我將你來保，焉有你今日里玉帶紫袍。」楊延昭唱：「那一陣我楊家得到關照，論功勞才掙下這玉帶紫袍。」
毛澤東還親自為《智取威虎山》修改唱詞，他把「迎來春天換人間」一句改成「迎來春色換人間」，把「小分隊整行裝飛速前進」中的「行裝」改為「戎裝」。
毛澤東不但對劇情、唱詞很注意，對服裝道具也看得很仔細。一次，他看完譚富英演的《失空斬》，問起他在扮演諸葛亮時胸前佩戴朝珠的來歷。
譚富英向毛澤東介紹說，他的祖父譚鑫培進宮演戲，扮演諸葛亮，由於天氣炎熱，額頭沁出了汗珠。慈禧把一串檀香木佛珠賞賜給了他，說炎熱季節聞到檀香木香氣，能消暑避邪。從此譚鑫培每飾演諸葛亮必戴朝珠。別的藝人也紛紛仿效，朝珠便成了扮演諸葛亮的必有飾物。
毛澤東聽後點了點頭說：「朝珠是清代的叫法，明朝稱佛珠。明朝皇帝信佛，拜佛時多把佛珠垂掛胸前。到了清朝，皇帝常把佛珠賞給有功之臣。因為是皇帝所賜，獲賞的大臣都把佛珠佩在胸前，所以又稱為朝珠。」毛澤東講完後，又以商討的口吻說：「諸葛亮是三國時的大丞相，當時佛教還沒有傳入中國，他怎麼能戴佛珠呢？當年令祖演戲佩戴，是表示對慈禧的感念，並不是劇中人物諸葛亮應該佩戴。前人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後人也如法炮製，是不是於理不通？」
毛澤東的一席話，使譚富英十分佩服，此後演諸葛亮他便不再佩戴佛珠了。
1959年上海戲曲學校培訓的安徽姑娘李炳淑，因學藝出色，上海方面決定留下，但安徽方面不放，形成了僵持局面。後來上海方面找到毛澤東說情，於是，李炳淑的命運便由毛澤東來決定了。毛澤東對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說：「我同意上海方面的意見，人才嘛，都是黨和國家的，放在哪裡都可以嘛，把小李留在上海對她來說條件更好一些，有利於學習提高。希聖同志，我看還是把小李留下，你就忍痛割愛吧？」就這樣，李炳淑留在了上海。
1972年，李炳淑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八一建軍節招待會。結束後，毛澤東派車將她接到中南海家中。毛澤東說《龍江頌》電影已經看了5遍，「你為五億農民演了一個好戲。我們是農業大國，反映農村生活的戲就你們一個《龍江頌》，謝謝你們呵！」
毛澤東海闊天空地談著，異常興奮，招呼秘書張玉鳳打開唱機，放馬連良的《借東風》、高慶奎的《斬黃袍》等京劇選段，邊聽邊說該劇情節，還提議：「你也唱一段！」
「唱什麼呢？」李炳淑說，「那就唱《紅燈記》里的娃娃調？」
「好！」毛澤東說。於是李炳淑站起來有板有眼唱了一段。唱完後，毛澤東叫張玉鳳安排宵夜，說：「吃炸醬麵怎麼樣，嫦娥上天是吃完炸醬麵才走的。」李炳淑請毛澤東日後有時間到劇場看《龍江頌》，毛澤東笑笑說：「我現在坐在劇場看這麼長時間已經吃不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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