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之後：戰爭、極權、猶太人和中華民族

戰爭和死亡這個沉重之詞，永無時代的界限，每個時刻都值得人們去警醒和反思。近百餘年來，猶太民族和中華民族都是經歷了深重災難的民族。我們在痛昔千千萬死亡的結局之時，還要反思這個慘痛悲劇的根源，包括反究自身。

人類史中，有諸多文明都已是文化的化石，古老的文明衰退、滅絕，新的文明又誕生、崛起。即使毀滅之焰燒盡大地，新葉還會發芽，這就是人類的智慧與頑強的生命力。每當面臨危機或新的飛躍之時，我們總會回首往昔，再次思考先哲們的箴言，為我們無家可歸的精神指明方向，為我們漂泊無根的心靈給予依靠的港灣。

有這樣兩種類型的民族性：一種是相信人定勝天，無所不能；另一種則認為生命的經驗就是對命運、對一切現實的無力感。相信無所不能的認為，只要懂得組織群眾並領導他們，一切都是有可能的，為了達到目的，無論何種代價都在所不惜。而另一類則更願意去適應現實、順從命運、逃避侵害，而非去挑戰、抗爭。這兩者都是缺少中庸態度的民族性，達到了一種生存的臨界點，都是有可能造成民族文化滅絕的極端形式。

從羅馬帝國末期到中世紀、近代和現代，猶太人接連不斷地遭到迫害、驅逐和屠殺。特別是十字軍第一次東征後，猶太人的歷史走向了散居，而在此之後，猶太教與異教之間的關係，也逐漸降低到歷史低點。猶太人開始把世界與自己隔離開來，對自身以外之事漠不關心，猶太教也成了比任何時候都要封閉的一種思想體系。猶太人在封閉守舊的傳統下開始思考「猶太民族與各民族之間的差異不在於教義和信仰，而是內在的天性」。猶太人這種上帝創造種族特異性的自我解釋，攜帶了民族主義自大的特徵，成為了未來反猶主義的必要條件，為自己埋下禍根。

中華民族數千年來，飽受游牧民族持續不斷的侵擾，同時也遭受頻繁內戰的傷痛（改朝換代、各類的起義暴動等）。因為頻繁的戰爭，造就了中國一種持續最長的體制——皇權專制。在與歐洲十字軍東征同一時期的中國，也處在民族之間的衝突最為激烈的時代。最終，漢宋文明被蒙元野蠻取代，漢人的經濟與文化遭受重創，開始逐漸走向衰落。至明朝伊始，雖為漢人政權，但其國策卻是逆潮流而行，閉關鎖國導致國際經濟文化交流中斷，特別是禁海政策強迫沿海捕魚傳統的漁民回遷內地去不擅長的農耕（耕地分配難以溫飽，流民產生），開國之初就已喪失民心，為其滅亡埋下禍根；妄自尊大「天朝上國」的排外主義盛行，視他國為藩屬，自認為地大物博，對外面事物傲慢無睹。民族性也由宋代的豁達、奔放的性情，演變成明清時期的冷漠、自大。而此時的歐洲，正值藉助東方的技術開啟大航海的時代，走向文化與藝術的復興，以及迎接即將改變人類世界的工業革命。

和平孕育民主和文明，而戰亂必然孕育專制和野蠻。十九世紀的歐洲，猶太人幾乎壟斷整個歐洲的金融業，而此時的猶太人更加自信猶太民族具有的優越感，以及猶太人被其他民族所隔離的原因在於其他民族對自己的仇視、嫉妒、和其他民族缺乏啟蒙（思想愚昧）。甚至猶太歷史學者都認為：「猶太教高於其他宗教，因為它相信人類的平等和寬容。所以猶太人只是被動的遭受基督教的迫害，而不再去追究自身的原因。」

猶太神廟被摧毀以後，猶太人就不再擁有自己的領土和國家。他們總是依靠民族組織的保護才得以存身。在此之後，並非猶太人的權利都是被剝奪的。在13世紀，猶太人在法國和德國允許採取一些自我保護的手段，有權攜帶武器。但是災難來臨之時，猶太人不僅僅脆弱無能，並且孤立無援，挺身而出維護正義的盟友都沒有。

中華民族文化是以儒家核心「孔孟之道」，有著剛健清新之性，品格清澈，文武兼備，並有俠義之風。他們不迷信權威，亦無思想禁區，百家爭鳴，將自己所學之「道」凌駕於權勢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唐宋國人，雍容大度、豪邁文雅，兼有相將之人才，比比皆是；乃至明清，國人品質卻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文弱書生」之氣遍地，「忠君愛國」之風盛行，然滿清入關之時，此類「忠君之偽君子」投降者，不計其數。

鴉片戰爭，改寫了中華民族「天朝上國」的近代史。但堅船利炮依然沒有改變固步自封、傲慢自大、以及面對同胞冷酷無情，看到外敵膽怯懦弱的民族性。將一切原因歸咎於「帝國主義」，從不在自身去尋找問題。美國獨立戰爭期間如此弱小，但卻有法國不遠萬里相助。中國如此古老的國家，在被列強蹂躪之時，維護正義的盟友卻不知身在何處。

（未完待續）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